情景规划不是去预测未来，而是立足现在去感知未来。
从现代心理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理论来描述人类为何以及怎样欺骗自己。举例来说，拒绝就是人类保护自身免受坏消息伤害的心理活动的第一阶段，比如与我们亲近的人的离世。用《论生死与临终》一书的作者伊丽莎白·库布勒一罗斯医生的话来说，拒绝是反应的第一阶段，接下来就：是愤怒、妥协、绝望，并最终接受。
当决策制定者开始考虑未来时，拒绝扮演着一个自动关7闭的阀门的作用：“我无法思考这个问题。”得益于《论热核战争：思考不能思考之事》一书的热烈反响，赫尔曼·卡恩成为了著名的未来学家。卡恩在这本书里对20世纪60年代早期人们拒绝思考的事情展开了思考，他认为美苏之间很有可能爆发核战争，通过将这种可能性告知公众，卡恩帮功人们看到，在他们面前确确实实可能存在着危机，并成功地激发了许多主动的裁军。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的讥讽是拒绝的另外一个例子，他的所为并非总是向不必要的财政开支开战，而是拒绝不合常规的思考。
叙述故事可以成为避免拒绝危险的有力工具。在剧院，“姑且信之”是看戏剧时观众的一种反应，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戏剧是演员在幕布前的一种表演，但是，为了情感和理解的目的，观众都会将之视为是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事情。与之相近，一个好的情景会让人延缓对故事情节的怀疑，并使这段时间长得足以让人可以察觉情景所产生的影响。当一个沉思之前还属禁忌或不可能的事情的人说“好的！我可以看到将会发生什么，结果，我也知道了该做些什么”时，情景
规划就是有效的。
皮埃尔·瓦克写道：“情景涉及到两个世界，一个是事实的世界，一个是感知的世界。”情景规划在揭示事实的同时，其真实目的却是触发深藏于决策者脑海里的感知能力，收集和传递有关战略重要性的信息，并将之转换成为鲜活的感知。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经常发生，因而也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在情景规划的过程中，管理者由衷而发的“啊哈！”以及对以前游离于心智之外的事物所产生的战略洞见都将是一个创造性的经验。
人类学家玛丽·凯瑟琳·贝特森讲了一个她父亲格雷戈里·贝特森的故事。她父亲曾讲了个笑话：一个人问计算机，“你能计算出什么时候你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吗？”经过一阵哔哔声和屏幕闪烁之后，答案显示出来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人们通常认为重要的信息应当以图表、曲线图、数字，或者至少应当用严肃的学术语言来表达，但是，有关未来的重要问题却又常常因其太过复杂和不具体而无法用传统的商务和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采用了故事性、虚构性的语言。故事性描述对人有着心理上的影响，而这一点也正是图表和公式所欠缺的。虚构的故事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帮助说明事情为什么以特定的方式发生，可以帮
助理顺事件的发生顺序和所蕴含的含义，而这一点正是理解未来的诸多可能性的至关重要的方面。
实际上，故事是一种古老的汇集知识的方式，但自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兴起，这种古老的方式已逐渐不为人所知。举例来说，关于气体对热量和压力的反应的理论是可以证实的，并且也是一直正确的，通常也是简单的。即便是在科学之外，真理的范式也应当是遵循规律的，所以还是减少以可求解的公式的方式来阐述问题为好。但是，因为复杂性已成为影响世界运行的驱动力量，对决定论和量化的可靠性的真理的绝对信赖开始出现。现在有多种方式可以获得知识，我们对现实主义和验证的需求更加强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发现和表述。如果三里岛核电厂的规划者能够预想一下发生事故后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而不是对故障后果的可能性进行数量分析，那么他们也许已准备好了核反应堆发生泄漏的应急预案。
讲述故事有许多优势。首先，故事可以让人开阔眼界，去接触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描述出隐含的事件的不同性质。其次，故事可以让人应对复杂性。在著名的散文《刺猬与狐狸》中，历史哲学家艾赛亚·伯林比较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拿破仑入侵俄国的“科学”的历史。历史仅仅提供了一连串的事件，而托尔斯泰则把历史作为小说的素材，采用描述故事的方式来安排事件，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提供了有关事件的更多内涵。
情景也就是可以提供事件内涵的故事，即便情景规划者
有时要通过虚构的方式测试一下他们正设法想象的环境组合，但这也并不是说，情景规划就是虚构和编造。“冲绳岛仅仅是一个从东京到旧金山的旅程中登上超音速东方快车的地方。”在书写一个情景时我这样写道，描述的是未来日本和美国的公司大范围合并的可能性。但是，凭空发明出有关事件的性质既没有必要也没什么帮助，重要的是想象一下能影响未来事件的关键人物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