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对其贸易伙伴的不满日益加剧。购买和出售公司，掌握在遥远的外国人手里的地区的兴起和衰落，购买像艺术品和文物建筑这样的珍贵资产，上述这些都形成了一种敌对的情绪，最亲近的朋友变成了最新的敌人。反对外国所有者的游行示威成了普遍的现象。“购买美国的、法国的或韩国的”的运动进一步提升了摩擦和愤怒的层次。在这样一个冲突的环境里，如果政治赢得了对新的信息经济的控制，那将会怎么样？如果“赢家和输家逻辑”被证明是有说服力的，比如如果政治家们相信他们为了财富和繁荣，与其他国家所开展的竞争是一个零和竞争，那将会怎样？这是一个可能的情景，而且它仅仅暗示着政府将要继续处理自然到来的事情。
这个情景开始于90年代中期，这个时候大多数国家决定去保护其受到威胁的文化特性，并且通过将其利益区域化去控制变革的步伐。孤立主义和全球经济之间的紧张创造了乔治·肯楠所称的“宿命的联盟”，即多国力量的集团。我们将这些集团称为“新的帝国”，因为它们具有帝的特征。
这是一些由国家和公司所组成的，联合、全能、官僚但又权力分散的超级强权的集团，它们逐渐要控制整个世界。它们通常是慈善的，但又总是专横的。
这样的一个帝国是太平洋集团，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东亚的大部分国家。一个与上述集团形成竞争的集团是欧洲集团，它是以德国和前苏联为中心的。再有就是徘徊在两个集团周围的零碎而短命的集团，包括来自于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国家所组成的联盟。尽管非洲的方向仍然不明朗，但“第三世界”这一说法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也不：再被用做对一系列国家的称谓，因为这些国家已不能如此干净利落地划分三个群体。在每个联盟里，成员国家互相保护，联盟之外的国家就是经济上的对手。两个主要的联盟控制着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它们拥有大致相等的财富，以保持相互间的平衡。
这是一个与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有很大不同的世界。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的剧烈变化中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虽然会有变化，但所有的进步都被现有的庞大官僚机构的抵制所抑制，这些官僚结构既有公有的，也有私有的。关税和保护主义阻碍了技术增长，不是这样的话，技术增长将会是螺旋式上升的。在全球的电信市场上，多重集团防御的技术标准继续在低效率地相互对抗。不相容的时代仍在持续。没有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工程，但有一些集团内的计划。波音、三菱和大宇银行在美国和日本政府的鼓动下，联合起来计划建造“东方快车”，这是一种以12倍声速航行的太空飞船，它将去连接太平洋集团各成员国的各个城市。
在这个世界里，有稳定、可控的繁荣，但却不是普遍存在的。非洲仍然深陷贫穷之中，部分原因在于非洲是非结盟的，部分原因则是非洲实在太贫穷，所以没有集团愿意被其经济上的巨大贫困所拖累。在每个集团内部，有公平的公开贸易，但是在各集团之间，详细的规则网络控制着各种形式的经济来往，从实物贸易到金融流动，甚至还包括信息活动。“索尼一苹果”和“IBM一西门子”向几乎处于被垄断控制的市场出售电脑的局面。
可能，对于一体化失败的最明显例子存在于金融市场。
在1987年的股灾之后，出现了很多要统一的国际证券市场的讨论。但是，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不同意伦敦、东京和布鲁塞尔的同行们的有关国际证券交易的任何的长期计划。
相反，保护主义则在不断地分割着这些市场。为应对巨额外债所带来的后果，美国在1995年就开始对其资金流出进行一定的控制。欧洲共同体采取了报复性行动，伦敦面对欧洲复兴的巨大机会，已经加入了欧洲大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资本来源已经枯竭，结果，欧洲共同体对美国的资本市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直到2000年以后头一个10年的初期，欧洲银行和日本财政部的官员们已经学会每周争论各自货币的价值问题，人们把欧洲货币单位叫做“eckoo”，把亚太地区的货币单位叫做“packoo”。在美国人的钱包里，既有美元，又有packoos。
谈判者通过一个电子媒体的复杂网络晤面，这个电子媒体包括精心制作的针对全球经济的计算机仿真，虽然没有人管理它，但却被每个集团所密切关注。政府制定规则，公司则去执行。欧洲银行和日本财政部的管理者越来越难以分辨，接近市场是他们的关键议题，例如谁将会与中国形成最好的关系？
环境的困扰仍在继续，一些集团面临的困扰可能会多于其他集团，但这也是一个全球范围的问题。人口超过10个亿的新中国想要为全世界制造产品，但是这种工业化所带来的污染成本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每个集团都拒绝为此掏腰包。一般说来，污染的权利是一个关键的国际议题。每个集团都发现它不能通过立法来阻止臭氧的损耗、温室变暖、酸雨、滥伐森林、有毒的废弃物和掠夺海洋资源，所以每个集团都在从责怪其他集团中寻求庇护。
在集团内部，民族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受到了正式的尊重——甚至是正式的鼓励——但更大的忠诚也是必需的。例如，在集团内部，对人口迁移和军事研究成果的共享几乎是没有限制的。然而，对于在世纪之交将走向成年的人来说，身份仍将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上的问题。欧洲的法国人，或英国人，或匈牙利人，或其他一些新国家的人，难道还没有看见吗？那些为保持国民同一性而战的人，以及那些在一个更大的背景里找到其意义的人，两者之间的社会紧张状态正在进一步加剧。作为对国际媒介的回应，会有本土艺术、文化和语言的复兴，特别是在欧洲。时尚变成了一种表达不同文化起源的方式。
最让人惊奇的是加拿大的重要角色，加拿大成为了把太平洋集团连在一起的黏合剂。因为加拿大相对富裕，并且是不受威胁的，所以太平洋各国均把加拿大看做是集团内部的调停者。事实上，加拿大已经管理了一个真正的联邦和多语言系统(尤其是在90年代早期，加拿大成功解决了说法语的魁北克人和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的土著加拿大人之间的分歧)，并擅长于管理一个激烈的多元文化政治实体。
这是一个易于产生冲突的世界，这种社会情绪与20世纪60年代的“铁幕”紧张状态很相似，很少有协作和沟通，更多的是敌意和冲突，武器贸易也因此而繁荣起来。每个主要的集团都拥有充足的核武器；《原子科学家公报》已经将它的“世界末日时钟”警告的指针拨到了更接近于午夜的位置，而不是80年代早期的样子。大多数敌对行动在毗邻国家和附庸国家的冲突中凸显出来。当需要武力的时候，精英军事部队就会被秘密地部署。更经常的现象是，战争是经济上的战争，同时也是基于计算机的战争。日本和德国的银行的新型“将军”掌管着商人部队，他们以计算机仿真为装备，根据需要增加和削减信贷。被敌军间谍安放的虚假信息突然出现在交易策略的资料库里。一个计算机病毒使伦敦的污水处理系统瘫痪，并进而使城市的财政运转陷入瘫痪；除了知道病毒来自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外，它的来源还没有被确定。
当然，2005年的未来仍有不确定性。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军事。如果自由、多样化和竞争被看做是社会的价值，那么官僚机构的成长和约束的网络将会防止全面战争的发生。
然而，如果这个时代新的功利主义演变成了全面的经济竞争，那么就会很容易地转向军事前线。大多数人直到很晚，才会看到这种潜能。
在一个充满军事、斗争、经济利益至上、人口不断增长以及新技术不断发展的世界里，回想一下以前曾经出现过的相似的集团是有好处的。在《宿命的联盟》一书中，乔治·肯楠仅仅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出现于1912年的敌对状态的僵局。两年以后，世界进入了历史上最悲惨的战争之一当中。产生了没有一个国家希望、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知道如何去停止的战争；一个毁灭了一代人的、导致了半个世纪的萧条和冲突持续不断的战争。
如果“新的帝国”出现，最令人担忧的变化将是北美集团以及集团之外的日本。那是以前确实发生过的，并且暗示着，美国可能制定的最危险政策将是孤立日本。美国或者把成员留在集团内，或者把它们当成自己的敌人，但是，两者之中必将取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