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倾颓，黄钟毁弃。
公元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巨人梁思成在北京医院凄然而逝。
这年北京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一月则是这个寒冷季节里最凛冽的时段，而这时断断续续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已经三年之久的梁思成，感觉冷彻心底的并不是自然气候，而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天气的寒冷，也许能够使人集中精力思考一些问题，而政治和社会气候的寒冷，则使梁思成的思绪变得漫无边际、恍若梦中：从几天前清华大学工宣队队长怒气冲冲专门跑到医院对他进行一通莫名其妙的斥问，到自己曾经关爱有加的学生们对他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无休止的捉弄；从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特别委以他负责整个北京城的都市规划重任，到倾注无比心血和智慧的“梁陈方案”遭到彻底否定和全面批判；从北平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夜访清华征求他如何避免古都文物遭受炮火袭击，到建国初年大肆拆毁曾经不惜用生命来保护的文物古建筑；从妻子林徽因与自己甘苦与共辗转半生的无限恩爱，到老伴林洙在自己人生暮年悉心照料不离不弃的无比忠诚；从父亲梁启超言传身教谆谆教诲使自己受益终生，到弟妹结伴玩耍友爱嬉闹时的手足深情……
一想到幼时的旧事，梁思成不由地在心底涌动着一股甜蜜的感觉，于是便任由那飘忽的思绪梦回到了隔洋相望的童年乐园——日本须磨的“双涛园”别墅。
公元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东京这个樱花烂漫的时节里，对于被中国清政府重点通缉的流亡犯梁启超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最感舒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他的妻子李惠仙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但也多灾多难的梁思成。虽然在梁思成之前，梁启超曾有过一个儿子，可那是他心底里的一种痛，因为那个儿子仅仅给他带来短短两个月的快乐就不幸夭折了，夭折在他维新变法失败不久那人生最暗淡的日子里，所以一直以来梁启超总是郁郁寡欢，虽然日本友人对他一向十分的敬重和关照，但丧子之痛还是不能让他自愈。而今，这个儿子的出生无疑是填补了梁家长子的空缺，这怎不让梁启超的心中感觉快慰呢。
然而，全家人沉浸在新生男儿降临梁家喜庆中的同时，也细心地发现这个瘦弱的婴儿竟然是个残疾，他的两条腿夸张地向外撇开，比所谓的内八字要严重得多，两腿撇得已经能使两脚尖相对了。面对这个让全家人喜忧参半的婴儿，梁启超不得不请来一位外科医生对他进行治疗，希望矫正婴儿那畸形的双脚，以便今后能真正担当起梁家长子的重任。经过外科医生仔细检查之后，他提出建议说只要将婴儿的双脚扳正再用绷带缠紧，然后放进一个特制的木盒里进行矫正即可痊愈。果然，一个月后，这个婴儿的脚板基本上恢复了正常，虽然仍不像正常孩子的双脚那样平整，但将不会影响他今后的正常行走。对于这样的结果，梁启超已经很是满足。
不料，这个生就残疾的婴儿竟体弱多病，吃药打针简直成了他小时候的家常便饭，这又不由得使家里人都很担心，害怕他是否会像前一个男婴那样难以成活。也许是天佑梁家，据说有一天母亲李惠仙在梦中见到一个婴儿拼命地向她啼哭不止，于是第二天便请来一位圆梦先生进行解梦，圆梦先生说那是夭折的男儿要求梁家承认他的长子地位。对于这样的解梦结果，崇尚科学的梁启超竟然没有半点怀疑，于是一贯被世人认为是梁启超长子的梁思成，从此就被家中的弟妹们改称为二哥了。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多病多灾的梁思成，竟然茁壮地成长起来。
出生在日本东京的梁思成，对东京并没有什么特别记忆，他的记忆从迁居到横滨时才开始。不仅横滨，就连整个日本这个岛屿国家，向来就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地区。那时，父亲梁启超担任《新民丛报》主编，梁家就安置在报社的二楼。后来，梁思成回忆亲历横滨遭受地震时，曾这样说：“日本地震很多，记忆中，居住的房子可怕地摇晃就有好多次。缠足的母亲上下楼梯很困难，每次地震总是女佣人把我背下楼。有一天晚上，邻居家着火，通红的火焰烤灼了天空，映红了窗子的玻璃，一瞬间抱起熟睡的我跑下楼梯的，还是女佣人。对于那位女佣人在地震或通红火焰中抱他匆忙下楼的脚步声，60年后的梁思成还记忆犹新。
当然，与地震、火灾那恐惧记忆所不同的，还有像母亲或姐姐一样亲切和爱护他的幼稚园女老师。对于这样的美好记忆，老年梁思成同样念念不忘。公元1964年，他在《追忆中的H本》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上的是华侨经营的大同学校附属幼稚园，虽是华侨经营，老师却都是日本的女教师。她们就像母亲或姐姐一样亲切，对我们循循善诱，关爱备至。当淘气摔倒把膝盖蹭破时，老师就过来一边哄着不要哭，一边为我涂药包扎。伤口疼痛不能行走时，老师就抱着把我送回家。
在横滨的日子里，幼年的梁思成除了对日本女佣和女教师记忆尤深外，还经常跟随姐姐思顺到有着长长石台阶的小山上去玩耍。从那不高的小山上，梁思成和姐姐远远地就能眺望到那美丽的富士山，那种美妙的景致是他们只在图画和照片中见过的，以至于这种偶尔从远处眺望的美丽，竟一直印在梁思成的心中达数十年也不曾模糊或淡忘。
离开横滨搬迁到神户郊外的须磨，那是因为除了梁启超几个子女的相继出生外，还有亲戚家的几个孩子也都寄住在梁家，《新民丛报》二楼那几间房屋早已不堪其居。而仅仅依靠办报所得微薄且不稳定的薪水报酬，只能勉强维持梁启超一家人最基本的简朴生活，有时甚至连最简单的饭食也不能保证，更别说有什么经济能力来改善当时拥挤的居住状况了。而这时，一位向来倾心梁启超改良政治主张和人格魅力的华侨，主动提出将自己在神户郊外须磨的一栋别墅借给梁启超一家人居住。
和着别墅后面的阵阵松涛，时时演奏着一曲曲美妙的交响乐，实在让人浮想联翩，心旷神怡。面对如此优美静雅的海滨景致，满怀艺术情趣的梁启超便形象地将这栋别墅更名为“双涛园”。
当然，让梁思成姊妹几人魂牵梦萦的“双涛园”，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依山傍海的优美的居住环境，而且这里还有着他们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童年记忆。关于“双涛园”的往事，梁思成后来曾经回忆说：“在‘双涛园’的四年间，是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时期。每天与兄弟一起沿田间小道步行到鹰取车站，然后乘火车到神户的同文学校上学。野花、野草、蚂蚱、青蛙之类，都令我兴趣盎然。”其实，这是中国几乎所有农村孩童幼时都非常感兴趣的。当然，给梁思成留下幸福记忆的，还有车站检票员和小火车上的乘务员，每次他们不仅亲热地向“双涛园”这些顽童们打招呼，有时竟连车票也不检查就顺利地对他们放行。如果他们乘车迟到而小火车已经缓缓开动时，乘务员就会及时把梁思成等顽童从舷梯处抱上火车，并假装严肃地板着面孔说，今后可要早点起床，火车是不会等人的呦。其实，为了等候“双涛园”的这些顽童们，鹰取车站的小火车曾不止一次故意地延迟几分钟开车。而假使有一天他们中有谁没有到学校去，第二天乘务员准会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这样的幼时往事，自然是梁思成所不能忘记的。
不过，孩提时代真正的乐趣，并不是在上学路上得到车站人员的关照或是学习过程中，而是课余或假期里玩伴们的集体活动。对此，梁思成曾饶有兴味地回忆说：“暑假尤其令人愉快，因为可以尽情地游泳。气温不上升到80华氏度（27℃），母亲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去游泳。可是，温度计怎么也升不上来。于是，我就偷偷地又是吹气，又是用手摩擦温度计，好不容易把温度升到了80度（27℃）的刻度上，想如此骗过母亲，雀跃地奔向大海。然而，这种小伎俩最终还是被母亲识破。母亲说，那就把温度计放下来看看，无奈，只好放下来，可悲的是，还没有过一分钟，就下降到了80度（27℃）以下。这只手不再有效，当只差一两度时，就去死乞白赖地央求严厉的母亲。这时，母亲便无可奈何地许可放行。”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多种兴趣，也顺便照管“双涛园”的这些顽童，梁启超在暑假专门为他们聘请了游泳教练，这是一位脾气温和的日本海军退役军官。梁思成回忆说：“教练在海滨浴场开有卖柠檬汽水的小店，留着小胡子，30岁上下，游泳很棒，教练方法也特别对头。”不过，“双涛园”的顽童们在学习游泳之前，必须按照教练的要求先帮助他将小卖店里的杂活干完，然后才能在海边沙滩上或大海里尽情地嬉戏玩耍。这样独具特色的“海滨夏令营”活动持续了好几年，不仅给“双涛园”顽童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童年记忆，而且使他们人人都练就了一身游泳绝活。
除了游泳之外，“双涛园”的孩子们还对骑自行车颇感兴趣。对此，梁思成回忆说：“七岁时，我看到长我三岁的堂兄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得意地骑着兜圈，我也很想骑，可没有办法，在加上脚也够不到，只好放弃。就这样忍受了近一年，1907年，总算能够踏到脚蹬了，于是也得到了骑自行车的权利。”就这样，在“双涛园”那平坦的草地上，经常能见到梁思成等顽童们骑车相互追逐的身影，以至于对骑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即便是成年之后的梁思成也非常喜欢，这种兴趣大概就是在那时培养的吧。
在“双涛园”的日子里，梁启超除了繁忙的日常工作之外，最大的乐趣就是沉浸在孩子们的游乐中，有时他也会积极地参与其中。对于亲切和蔼而又幽默风趣的父亲的参与，孩子们都十分欢迎和兴奋，因为这时他们不仅能够到远处去郊游，玩得更加尽兴而有趣，而且还可以吃到味道鲜美的野餐。对于这样的游乐，“双涛园”的顽童们都不会忘记，自然梁思成也是记忆犹新：“节假日，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去箱根、奈良游玩。奈良的鹿、各地的樱花、箱根的红叶让年幼的我欣喜若狂，颇具风味的红叶油炸食品很好吃。……特别是在须磨附近取访山松林中采集松蘑，刚采下的松蘑用枯树枝烧烤后吃下去的绝妙味道无法用语言描述。”
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不仅有美味的野餐，还有“双涛园”儿时那诸多的美好玩事，这是梁思成一生都不曾忘记的。虽然有的顽皮之事梁思成不曾在文章中记述，虽然父亲梁启超那严谨而丰厚的家学滋养对他有着无可替代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也确实使他受益终生，但这些并不曾湮灭“双涛园”顽童应有的顽皮。这种孩提时代的顽皮，似乎与梁启超那深厚的家学根源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这种论断在成年后的梁思成身上曾不止一次地被证实过。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梁思成成长为受人崇敬的一代建筑学宗师，反而让人感觉到他更加可亲可近而又无比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