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现在，已过了梁思成诞辰105周年的祭日，距离他离开人世也已30多年了，可人们对他的祭奠却不曾间断。虽然梁思成已去，但他的名字却变成了人世间一个永恒的记忆，他所留给人们的除了那万古不朽的学术思想，还有领会他学术思想真谛的快乐，以及波澜起伏人生命运的反思。
这就足够了。
对于梁思成的祭奠，一则来自海外美国友人费慰梅女士讲述的真实故事，也许是一种对远在天堂梁思成最有意义的祭奠。虽然这个故事较长，但为了尊重费慰梅女士的真诚祭奠和劳动成果，下面全文照录她写在《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书中的故事——“作者后记”：
下面我要说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虽然思成夫妇早已入土，但他们的著作还在人间，而我竟不可思议地卷入这个故事里。
1957年3月，我们与梁家断了八年的音讯又连接上了，我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接到思成从北京捎来的口信，短而具体，指示我将他1947年托我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到英国纽卡索（New Castle）给一位“刘·C小姐”，她会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寄给他。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看重这些图稿和照片，他曾梦想着把《图像中国建筑史》展示给西方的读者看。但我怎么能够肯定这口信是真的？他真的要我把这些无可取代的东西寄给仅知姓名的陌生人？而这个人的地址，离中国和离我一样的遥远。
那段时期，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通邮服务。我无法与思成联系上，也不可能确认口信的真假，更不可能把包裹直接邮寄给他。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这包珍贵的书稿仔细包好，在1957年3月上旬寄给那位刘小姐。我先寄了封信给她，强调这些书稿的重要性，思成急着拿到它们。我焦急地等了六个星期，终于她来信告诉我，包裹“完整无损”到她手上。她又说，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寄给梁思成教授，同时她也写了信告诉他此事。她还解释，所以会迟迟才回信给我，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忙”。什么学院？我心里想着，她是学生还是教师？后来她便音讯杳然。
21年后，1978年，我的一位欧洲友人访问清华大学建筑系，向一位教授提及我与梁教授之间长期的友谊。那位教授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是吗？那为什么费正清夫人不依梁教授的要求，退还给他那些图稿和照片？”
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的来信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底片毁于战火后，唯一留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后14年，不能参考这些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么看待我呢！
从一个旧档案盒里，我找出了1957年3月7日寄给刘小姐那封信的复本，而后又找到她同年4月20日的迟到回函，我把两封信的复本寄到清华，并写了一封简短解释。但是，尽管我可以为我的名誉辩护，心里却很不安。
这位刘小姐究竟是谁？即使我查不到那失踪的包裹，起码我可以追踪她的下落。我猜想，她现在应该是一个中年妇女，但伊人何处寻？她会不会，她能不能解开这个悲剧般的失踪之谜呢？
我问思成的儿子从诫，在北京他家和他父亲的同事中能否打听到那位刘小姐的身份。从诫的回答令人黯然：“我们都没有听说过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的人。如果包裹不是寄丢了的话，那么只能怪他自己看错了人。不管怎样，都已过去21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的，如果邮包真是寄丢了的话，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觉之前就不知去向，那这不明智的选择只能怪思成本人了。一时之间，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映现在我的脑际，它虽然失踪、被遗忘，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失落了的珍宝，在我们的梦里萦回。我必须再努力一次。
既然无法从北京方面找到刘小姐，我只好转向伦敦。我给好友，一位退休的大使兰博特爵士（Sir Anthony Lambert）写了一封信，将情况源源本本告诉了他，求他帮我的忙。一下子，奇迹出现了。他把我的信交给了英国建筑史学会的提姆·洛克（Tim Rock），他记得大约两年前，学会里的一位秘书女士就住在纽卡索，而且曾经担任过那里建筑学院的注册组员。他打了电话给她，碰巧她也想起了有这么一位学生，20年前的一位高年级生，刘怀贞（Lau Wai-Chen，译音）。她回电话说查到刘后来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目前大概在新加坡开业。提姆·洛克马上打电话给英国建筑师注册处查刘的登记号，有了这个登记号，他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简短地向描述了这个奇迹：“三通电话，15分钟，加上一位注册组员的记忆。”
兰博特爵士1979年11月13日来信告诉我刘在新加坡的地址。当然我马上给她写了信，附上1957年的通信复本，以唤回她的记忆。我告诉她梁思成根本没有收到那个包裹，还告诉她梁的一两位同事甚至怀疑我故意不还给他。在第二页里，我写下一直困扰着我的一连串疑问：
“假如你已将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邮路？你挂号了吗？你告诉梁教授你已经从我这儿收到它没有？你可知道梁教授没有收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现在，那包裹在哪儿？弄丢了？毁损了？还是放在一个书架上，积满灰尘？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那包裹？”
她的回函姗姗来迟，对我的疑问只字未提。“20年实在太长了，过去的事很难回想起来。收到你的信后，我四处找，最后发现一个小包裹里有图稿和照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写过几封信给梁教授，但都没有得到回音，所以包裹就一直放着。”
好一个“一直放着”，放了20年！没有知会我或思成，而我们俩竟放心托付给她？它怎么会绕了半个世界，这么多年了，却又始终没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没有解释她是如何想的。
找到包裹后的六个月里，她一直拖延着，不肯把它寄给我或寄回北京。正如她信上写的，她不认为她有责任（20年后，她竟说她没有责任！）“把这件包裹交还给梁家”。
尽管我越想越气，但我还是尽量保持风度，客气地与她联系。就这样拖到了1980年5月，她又写信告诉我，寄包裹给思成家人这件事将从春天延到秋天。这真是太过分了！我寄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不管你用什么借口推卸1957年的责任，现在，你没有理由再扣着那个包裹不放。”我要求她马上把包裹用挂号寄出，寄给梁夫人（林洙），又告诉她，我要把这封信的复本寄给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吴良镛教授，而几个月前，她已经有了他们在北京的地址。她写信向他们诉苦叫屈，但他们都支持我。终于，差不多两个月后，思成宝贵的遗物从新加坡以快捷邮件寄出，在1980年7月17日回到林洙的手上，整整晚了23年。
那年的10月，我专程到中国，与林洙一起编写清单目录，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些图稿和照片。图稿的纸得自于战争年代的中国西部，经过39年的岁月已经变旧泛黄，但是那黑色的墨线和文字说明仍像初绘时那般清晰，这些图稿连同那些莱卡照片也依然完整无损。这一点，我们多少得感谢刘女士。同时，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华找到了，这部散佚的著作终于复归完璧。
四年后，思成的大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应吴良镛教授的要求，我重新编辑这本书，为它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虽然耽误了几十年，思成对中国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领先地位。这本书博得中外人士的欢迎以及赞扬，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也因本书在1984年获得美国出版家专业暨学术书籍出版金奖。
看到这批珍贵的图片重见天日，以及《图像中国建筑史》问世，清华大学建筑系和我一样的欢欣。为了表示他们的谢忱，他们特邀请我到山西省游览，由林洙当向导，走过思成往昔曾经到过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又一次追寻1934年和正清随同梁氏夫妇走过的足迹。50年过去了，坐车游太原以北的地带，我们轻而易举找到了那些重要的建筑。当思成的最伟大发现——五台山上那座唐代佛光寺映入眼帘时，林洙和我简直惊喜若狂。
沿途停了几个地方，从前思成教过的学生热情款待我们。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打拼。我很欣喜地看到，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成曾受到无情的打击，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
完成这趟中国建筑之旅后，我邀请林洙到美国，她在我们剑桥的家住了两个月。我们旅行了许多地方，从新英格兰到南方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一路上参观了许多美国的特殊建筑。我们当然不会错过费城，去看看当年思成和徽因学习建筑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从她的来信里看出，她对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遍布树木的山冈、青色的山峦和农舍非常喜爱。
思成苦难的晚年得到林洙的爱和关怀，多少给他的悲剧留下了一些令人宽慰的片段。本书最后一章收录了林洙的回忆录，是一段深情奉献的感人诉说。思成有徽因和林洙先后做他的人生伴侣，多么的幸运啊！而对我来说，她们两人又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
在中国与美国断绝邦交的25年间，梁家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女儿再冰精通英文，因公派往伦敦及其他各地。我们很少见面。他的儿子从诫成为一位有才华的学者。在那段苦难的时期，他忠诚地守着父亲和林洙。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他，而今在北京见到他已经成人，我们的爱更加难以言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他父亲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深深感动了他，他决定为中国读者翻译出版中英对照版。由于他没有学过建筑，为了挚爱的父亲，他暂时搁下自己的工作几个月，在中国建筑史家们的指导下完成翻译。中英对照《图像中国建筑史》1992年由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推出几个月就销售一空。现在，这部书在清华大学保留了一些，当作赠送给应校长之邀来访的贵宾的礼物。
从诫到剑桥我们的家中来作过几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暂来访是在1991年，正清临终前不久。我和从诫一起为失去思成、徽因和正清这几位我们挚爱的人而伤悲。同时，我们也分享着对他们一生成就的骄傲。但愿我们两家的友谊长存，直至他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永远。
费慰梅
因为梁思成，中国的梁氏与美国的费氏建立起了长久的友谊，因此我们也希望中国与美国等世界一切尊重科学、尊重学人的人们和国家永远保持良好的合作与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