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陷入落寞与孤寂之中的梁思成，在被抽去建筑灵魂之后，却始终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不曾湮灭，这就是无比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关于这一点，在诸多有关梁思成的书刊文字中，人们往往只关注他的建筑思想和行动，以及与妻子林徽因的“黄金组合”等等，至于今天已然有了程式化意味的爱国主义思想则很少涉及，即便有些书刊提及时也多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似乎谁要是谈及爱国主义就是程式化的表现，或者属于那种“假大空”的虚词。其实，准确点说爱国主义品质应该是梁思成乃至梁氏家族集体品质中的主旨或精魂。记得年逾九旬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孝燮先生，不仅与笔者多次谈及梁思成无比坚贞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且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记者采访时，也将梁思成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特别予以提出，且在言谈中饱含着无尽的深情与敬仰。如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来回顾关于梁思成爱国主义情怀的几件往事，并就此探索和剖析梁思成这种高贵品格与情愫所养成的真正根源。
公元1901年出生在日本东京并在日本度过美好童年的梁思成，对于日本的感情“总是交杂着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憎的矛盾思绪”，而“随着时光的流失和形势的变迁”，他“对日本的憎恨和厌恶占据了上风，以‘七·七’事变为界，对日本的爱情完全冷却下来。”确实如梁思成所说，自公元1913年从日本回到中国在天津安顿下来之后，少年梁思成原本对日本美好的印象便被“打碎了”。其原因就是来自天津日本租界里的那些坏警察，梁思成说：“那里有日本的租界，租界内有坏蛋一样的警察，那些警察虽是中国人，但最擅长的却是欺辱中国人，其总头目是日本警察，更是坏上加坏，与在日本见到的人相比，与其说相似，不如说一点都不一样。在日本租界内，除警察外还有军队，他们也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正因为如此，我一见到日本警察和军队的影子便躲得远远的，对日本的爱渐渐蒙上了憎恨。”
如果说这时梁思成对日本的憎恨，还多是出于少年时一些表面认识和印象的话，那么随着他自身及亲人遭受日本人的戕害，则使他因为切身感受而开始从内心真正憎恨起日本来了。公元1932年1月28日，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这位国民十九路军的炮兵上校，不幸战死在上海抵御日本侵略的战争中，这无疑使梁思成对日本增添了一份仇恨。到了公元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对于日本的仇恨更是与日俱增，他回忆说：“日本军队占领了我居住的北京，为所欲为。我携带全家离开北京，在长沙遭受空袭，炸弹就落在距离我们不到三四十米的地方，几乎丧命。尽管从死亡中逃脱出来，房子的一半被刮掉，邻居和附近的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压在房子底下伤亡。1940年初，参加空军的内弟林恒战死。在国民党腐败的政治下，我曾向往着投笔从戎，但始终没有机会，也没有想到去延安。逃难到云南、四川，在那里闷闷地度过了八年的时光。那些日子，我充满了对日本的仇恨。”
正是因为“充满了对日本的仇恨”，梁思成的爱国情怀才愈加深沉，他虽然没有机会“投笔从戎”，在战场上直接用刺刀杀敌来报效祖国，但从一定意义来说他是“携笔从戎”的。对此，梁思成在“文革”期间对自己自公元1928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期间，曾有过一次全面而沉痛的“反思”：“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一砖一瓦、一张股票的遗产，我的经济来源完全是靠我的工资收入。我回国后没有去走发财的路，这条路对我是很容易的；而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为研究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愿献出一切。但是回顾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进入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时期，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要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个时期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却一心想着要赶在日本学者前面，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我想赶快把这些古建筑测绘下来，以防万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踏入华北内地，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我很惭愧，在我们民族的解放运动中，我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
如此说来，梁思成不仅不应该表示“惭愧”，而且还应该骄傲起来，在世界人民面前骄傲起来，并将这种骄傲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因为他确实赶在日本人的前面完成了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这难道不是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功德无量的伟大力量吗？
与憎恨日本所不同的是，梁思成对于美国一直怀有美好的感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才有所改变。公元1924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此后他们不仅在美国得到了良好的建筑学教育，而且在不同时期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例如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异国朋友对于梁思成本人及其学术研究都极为关注，特别是费正清夫妇还给予了梁思成极大的无私帮助和支持。例如，梁思成携全家流亡到云南和四川期间，曾陷入无尽的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这时的费正清夫妇不仅在生活上予以他们很大的资助，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和支持，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记述，在此不赘。
到了公元1947年梁思成应邀到美国讲学期间，费正清夫妇因为十分明了当时中国的国内政治形势，便盛情规劝梁思成离开中国留在美国生活、工作和定居。对此，梁思成后来在“文革”期间曾这样回忆说：要我“离开中国？不！1947年我离开美国回国前夕，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对我说：‘共产党要来了，你回去干什么？’他们劝我把全家接到美国。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坚决回来了。多年来我感到幸福的是国家需要我，因此我心甘情愿为祖国奉献一切。”这就是梁思成的爱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当美国出兵侵略朝鲜，企图跨过鸭绿江进一步侵略中国时，中国最高层领导及时洞悉世界局势，果断地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抗战，最终打败了美国这只帝国主义“纸老虎”。由此，已经目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翻身解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梁思成，开始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有所认识，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即便在公元1955年和“文革”期间遭受不公正批判和非人残害时，梁思成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对此，梁思成在“文革”期间同样有一段至今读来犹使人感慨万千的“反思”：
特别是广州会议（1962年3月2日周总理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艺创作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陈毅还提到了我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唯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没想到因此我反而成为社会主义的罪人。
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国外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
这就是梁思成的赤子之心！这就是梁思成无比赤诚的爱国情怀！
然而，梁思成为了这一无比赤诚的爱国情怀，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对此，我们且不说他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那些亘古未闻的“优厚待遇”，单就因此而使妻子林徽因的病症丧失良好治疗一事，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公元1940年冬天以后，梁思成携全家蛰居在四川李庄期间，林徽因的病情因为极其恶劣艰苦的自然和生活条件而开始急剧恶化，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闭塞的环境使他们无能为力。而当费正清夫妇和梁思成的一些美国朋友得知这一情况后，纷纷写信邀请梁思成到美国去，以便能够让林徽因得到最好的医治。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都予以婉言拒绝，并写信告诉这些美国的朋友们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就是梁思成的赤子之心！这就是梁思成无比赤诚的爱国情怀！
后来，当有人因此责怪梁思成因为放弃到美国治疗的机会而使林徽因过早病逝时，梁思成这样回答说：“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如果说，我从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这些伟大的民族英雄那里继承了爱国主义思想，而徽因除此之外，比我更多地从拜伦、卢梭等伟大的诗人、哲学家那里学习了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她对祖国的爱，是怀着诗人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地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是的，不仅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们携伴着“急急忙忙地向前走”，而且梁思成在林徽因病逝后依然“拼命向前”。有梁思成晚年所作一首诗为证：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如此看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对梁思成和林徽因这种急切报效祖国的精神和行动表示无比的崇敬，乃至应该举手加额呢？
当然，应该举手加额的还远不止这些，我们今天透过梁思成公元1966年以后在笔记本上的几行文字，以及在这几行文字后面特意打上的红色破折号，也许能够更深刻地领会到梁思成那深入骨髓的爱国主义的无比赤诚。这几行文字是这样写的：
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准地命中了目标，实行核爆炸——
1966年12月28日，我国西部地区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8年12月27日我国在西部上空爆炸了一颗氢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热核试验——
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1969年9月29日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1971年11月18日，我国在西部地区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
对于这些特别日记的感受，我们不难理解当时梁思成在破折号后面的无限感慨。对此，用梁思成得知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消息时的兴奋言语，也许更能明晰其爱国主义的赤诚。他说：“我们成功了，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这几天的《参考消息》一定很热闹，可惜我们看不到。真想知道国外的反映，对他们震动一定很大，真了不起。我们的国防力量大大地加强了，真了不起。”然而，就在梁思成为祖国日益强大表达自己无比兴奋和自豪心情的同时，他也就此陷入了自我批判的死胡同，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诸多政治运动都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如此，我们从另一方面又怎能说这不是梁思成爱国之心和爱国之情之深、之切的一种特别表露方式呢？
剖析梁思成如此令人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根源，除了上面他自己所说的继承了李白和杜甫等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思想之外，关于其家学渊源的影响尤其不该被忽视。对此，本书已经在前面章节中有过一些记述，在此不想过多赘述，单单例举梁启超几次爱国壮举对其子女的影响以作说明。众所周知，梁启超以“维新变法”开始踏上救国途程之后，始终没有停息下来，诸如入主袁世凯“第一流人才内阁”，希望通过袁世凯这位“开明的专制伟人”推行民主政治，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梦想；诸如当他看穿袁世凯孤注一掷要搞独裁统治的阴谋后，毅然辞去该内阁政府职务，率先树起反袁大旗，并策划发动了“护国战争”；诸如袁世凯在巨大声讨中惊恐死亡之后，梁启超面对剑拔弩张的军阀混战局面，虽然曾一度支持段祺瑞讨伐“复辟将军”张勋，但随后他便清醒地认识到依靠军阀难以实现自己救国的远大理想，于是他转身进入天津“饮冰室”书斋，希望通过学术思想以拯救中国广大的还很愚昧的民众。
毫无疑问，梁启超的这些爱国思想和救国行动，对其子女梁思成等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特别是他经受政治波折之后转身希望通过学术思想救国的理念，促使梁思成兄弟姐妹等人也希望能够远离政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科学技术专业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这实际上是想实现其父亲及自身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而所有这一切，也都无不体现出梁氏家族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诸如，梁氏家族诸多子女中虽然有多人留学海外，但没有一人不是学成之后便回来报效祖国的，仅此就足以说明梁氏家族爱国思想的无与伦比。
然而，一生赤诚爱国的梁思成却在“文革”期间带着无尽的遗憾和困惑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祖国，来到了无比寒冷的冥界天国。这怎能说不是一个悲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