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德国商人虽贸易有方，亦迫于官税烦苛，更迫于匪人劫掠。谋什一者无所得利，反多折耗，因而通国商人聚议立约，歃血会盟：每埠必有商会，彼此声气相联，互相保护，名曰保护会，亦名商会。如有爵员及官兵、盗贼恃强以害商者，会中人必协力御侮，不受欺凌；或有劫掠等事，缄知四处，严搜密访，务使就获；倘国家有害商虐政，亦准其具禀，申诉裁革。此会一兴，商务大振，于是荷兰、瑞典、挪威等国首效之，而英、法、西等国朝廷知其法善，亦准商人在本国设立公会，自为保护，以免他虞。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择地自设。总局则令各处行商，每年公举老成练达有声望之殷商一人为总办。由总办聘一公正廉明熟识商务之绅士常川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随时保护。日本业已效法泰西，虽一介商民，有运土货出售外洋者，欲见某官，商务局董即赐函交其面呈使臣，为通介绍，毫无费用。中国能如是乎？
如有要务，亦准其径达商部大臣代奏，请旨准行。而后商情自不壅于上闻矣！
夫如是，则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厘剔弊端，百废可举。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办要务，必将争自濯磨，使货物翻新销流畅旺，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下以杜绝外洋之卮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
至今日而策富强，倘不如是，内不足以孚信于商民，即外不足以阻洋商之攘夺。洋货入中国则输半税，土货出外洋则加重征。资本纵相若，而市价则不相同；洋货可平沽，而土货必昂其值。颠倒错紊，华商安得不困？洋商安得不丰？倘有贤能督、抚大吏，洞明利害本原，秦请将厘金概行豁免：在江海巨埠者并归洋关，在内地口岸者改归坐厘，或由商务局妥筹别款，弥缝厘金之缺，何至华商受其害，而洋商独收其利也哉！
马建忠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马建忠出身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早年入外国教会学校学习，研究西学，探究中外得失之故。
1870年到李鸿章门下帮办洋务。1877年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先后学习过政治、法律、外交和理科等科目，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学位的东方人。在学习的过程中，马建忠发现，西方资本主义不仅有物质文明，而且也有发达的精神文明，所谓物质文明只是西方文明见诸于外的表现形式，由此，他的立场开始从单纯的洋务派转到改良主义的维新派。在旅法期间他写了不少促进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革政治制度的文章。1880年回国被清政府授予道台的官衔。但由于与当权派政见不和，不久他就隐居，专心于学术。他的《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语法学着作，他提出的语法体系和术语至今仍然通用。
富民说
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上溯康、乾之际，税厘不征而度支充，海市有禁而阛阓足。乃军兴以来，海关厘金岁入多至二千余万，商贾互市岁至二万万，然户库形支绌，闾阎鲜盖藏。前后百余年间，上与下贫富情形何若是迥异哉？
昔也以中国之人运中国之货，以通中国之财，即上有所需亦不过求之境内，是无异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循环周复，而财不外散。今也不然。中外通商而后，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而各直省之购炮械、购船只又有加无已。于是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奚啻亿万！宝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曷不罄、民曷不贫哉！
然通商非中国独也，宇内五大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出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彼英、美各国皆通商，而进口货不能两盈，故开矿以取天地自然之利，以补进出口货之亏；至地利不足偿，乃不惮远涉重洋，叩关约款，以取偿于我华民。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矣。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其或散而未易聚也，莫若采取矿山自有之财。采取矿山自有之财，则工役之散，不出中国，宝藏之聚，无待外求，而以权百货进出之盈虚自无不足矣。爰分陈焉。
一曰使出口货多，则在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也。中国固有之货以丝茶为大宗。通商之始，丝茶出口足与洋药、洋布进口相抵。乃近年英属印度盛产丝茶以夺我利。查印度十余年前丝出口仅值百万，茶出口仅值五百万。
去岁出口之丝已值二百七十余万，出口之茶值一千六百余万。日本丝茶近亦畅旺，每岁出口近千万。中国之丝每岁出口值三千二百余万，茶亦称是。核计十余年间中国丝茶所增不过数百万，迥不若印度、日本丝茶岁增之多。若不及时整顿，则彼日增而畅销无已，而我止此岁入六千余万之数，不尽为所夺不止。
整顿之法有三：
一、讲求丝茶之本原也。尝考意、法两国育蚕之家，种桑有术而叶肥茂，选种必良而蚕硕壮。且察其僵之犹癞也，药而别饲之，使不传染，时其化之出蛾也，烘而干压之，使可久藏。凡此皆我中国蚕书蚕说诸家所未之前闻，而彼皆创立艺学以教导民，故其缫丝之候直可历七蚕八蚕之长，而其成丝之功遂极干五茧、六茧之细，虽质性限于桑土，不如华产之柔韧，而色泽匀洁，人乐售焉。
又观印度之种茶也，其培植之方，相地利、因天时，比萌芽，而采叶，而伐枝，莫不日以煊之，火以焙之，水以润之，色以浓淡之，或藉人力，或用机器，皆有程度。故其茶质虽不及华产，而色、香、味皆足，清而不涩，舌本回甘，宜乎销售之浸广矣。中国应及此时于育蚕、产茶之省，通谕各督抚，转饬该属，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庶我固有之利不尽为洋产所夺。
一、归并丝茶之商本也。外洋商务制胜之道在于公司，凡有大兴作、大贸易，必纠集散股，厚其资本，设有亏累，则力足持久，不为外商牵掣。中国丝茶出口成本约值六千余万，类皆散商开设行栈。始则各就当地争先采办，乡民乘间抬价而成本已昂；继则以争先致拥挤，原本不得收转，则借庄款、贴拆息而囤本更昂；终则洋商窥破此机，故延时日不即出价，而庄款期迫息重，不得不自贬以求速售。于是又人人争先，而向价骤昂者一转盼而骤低矣。历年丝茶两商每致亏蚀数百万金，职是故也。今诚以散商股归并为数大公司，公举董事以为经理，则采办之价易于会商，无高抬之虞资本既厚，货款少而利息轻，货到各口不必急于求售，自无需仰承洋商鼻息，则待时而沽，亏本者鲜矣。
一、减轻丝茶之厘税也。查通商之始，税则无成案可稽，取粤海关税册，查核值百抽五之数，每担茶售至五十金左右，故定税每担抽二两半。今则次茶每担仅售十两，而仍以此数征之。税则之外加以厘金，间有税厘之数几与其价相埒，则茶商焉得不困！外洋恤商之策，首在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中国之税反是。是宜及时按茶身之高下，以科税则之重轻，厘金亦视此递减。税轻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盖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初若少收而见绌，终必多报而见盈。近来各处关卡办理成效，率以宽大而比较日长。严密而比较转短，得失之林，彰彰可考。况通商税则原非不易之经，俟修约之时，凡洋货税轻者皆可按价酌增。至吕宋烟、葡萄酒等货，外洋征税甚重。有值百抽百者，而通商税则皆以为洋人自用之物，概皆免征。修约则可重征其税，而减轻出口税之数亦可因以取偿矣。倘使总署王大臣坚持其议，各国必能就范。如是，丝茶两种即精其物产，复厚其资本，又轻其税厘，他日畅销，以敌日、印之产而岁增出口货数千万，自易易也。
至中国固有之利，除丝茶外，如牛革、羊毛、蔗糖、草辫、棉花、磁器、大黄等物皆已运往外国，亦宜随时整顿。凡此皆所谓精求出口之货，以复我已散之财者也。
再曰使进口货少，则在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也。进口之货，洋药而外，以洋布、洋纱为大宗。查英国织机约十五万张，美国织机约十三万张，印度亦有二三万张。每张一昼夜织布两匹是三十一万张日成布六十二万匹。一岁姑以三百六十日科计，可成布二万二千三百二十万匹。通计近十年来，中国进口洋布每年约一千五百万匹，值银三千万两，是英、美各厂所织之布，行销中国仅百之七耳。至洋纱，前十余年进口岁仅值十余万；曾未数载，因其精细洁白，北直诸省竞相购买，去岁进口之纱至值银一千三百九十万〔两〕。中国产棉所在皆有。即如江苏之松江、大仓，岁产之棉亦不下五六百万担。今舍吾自有之棉，坐令我华民为洋棉所衣被，殊非谋国是者所以力求致富之道。光绪五年，曾经北洋大臣李奏设织布局，乃事隔十年仍未奏效。询其所由，则以资本不充，办理者或未尽善。今则重为整顿，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哉！又况织布机器费用浩大，少织则费重而本有所亏；多织则费减而利可稳获。拟请将原设织局扩充资本或再立新局，务使每年所织之布足敌进口十分之一，方足为收回利权之善策。诚得其人善为创办，不出十年，必有成效可睹；而后推之织绒、织呢、织羽、织毡，皆可次第施行。要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小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计。凡此皆所谓仿造外洋之货，以聚我未散为所误而借款之期已届，再贷无由，主其事者万分拮据。局外不察，徒归咎于金矿之不足恃，不知平度开办至今，计用机厂二十余万，储料二三万，工匠之费十余万，矿师薪工五六万，贷款息银四五万，而现存硫金三十余吨，亦值十余万。若所有借款转为存本，不必克期清还，则以所得浮金、硫金之数，核诸已用之款，犹不得谓无利之矿也。中国有利之矿仅开平煤矿耳。开平开办，未分利息亦十余年，亦几经耗折而始有今日。假令责以尽还股本，则支绌情形亦平度而已。假令平度一如开平，自有赀本，则今虽如开平昔时之危，他日安知不胜于开平今日之安也！若不于此时力与维持，听其停闭，则功亏一篑，微特平度之矿可惜，恐中国矿务永难复振。拟请北洋大臣李先将平度之矿通盘筹算，必添赀本若干而后可以续办，以期日后本利有着，又将宁海、招远各矿勘验确实，自开井道凿脉、采石、舂沙、合汞、滤分以至烘硫炼金，日得石若干，舂沙若干，工料若干，石每吨得金若干，而取赢若干，必逐一确估，通数年之赢余，计用本之金寡，设法创办，不数年间金银出自泥沙而不穷。金矿倡于先，各矿兴于后，而后利源广。利源广则南北之铁路与寒北之耕牧以渐而兴矣。美国立邦仅及百年，居民类皆庸流，英属澳洲开辟亦仅百年，而两处铁路之纵横、耕牧之蕃庶甲于宇内，此皆开采金山后所聚之财为之也。是则中国不讲求西法则已，中国而讲求西法以求富，则莫如自开金矿始。不然，民贫于下，财绌于上，徒扼腕于致富之无由，而不知天不弃我中国，固藏金于山以待我之取用也，殆无异富家之祖若父窖金于室以贻后人，而其后人不知取用也，不重可惜哉！
虽然，综吾所言三大端，讲求土货则需款，仿造洋货则需款，开采宝矿则需款，欲聚财，先散财，天下固无不耕而获、不难而获之利。方今度支匮于上，盖藏竭于下，国与民皆无力以创此莫大之功，则将上下交困以安其穷欤？抑操何术以济其变也？曰：莫若略仿西国设一商务衙门，以统于海军，在外或由南、北洋大臣兼治，或另简干练通晓商务者驻通商总口，会南、北洋大臣专治其事。
然后由商务衙门向外洋各国贷款二三千万，其契据或自行出名，或另立华商总公司出名，专办商务，限十年内陆续取用。岁予息四五厘，付息带本，限二十年后分批还讫；否则，稍增其息至六厘半，岁仅付息而不还本，至五六十年后停付，即作为本利清还之法。借款既定，然后由商务衙门将前三端所举数大事，若金矿，若织布，若丝茶，先易而难，次第分办。其办理之法，总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取其殷实赀本保结，而后以借款相假，岁取其息以还洋款。或事关商务大局，而股商裹足，赀本难集，即以借款为之提倡。其借与华商之息，当视洋债之息稍昂，昂方足以还洋债之息与夫往来汇兑之耗，而创办之始或有亏折，亦可于此挹注而不竭也。
难者或谓：“以华银透漏外洋之故，而讲求商务，今转以商务故而岁输洋债数百余万之息，是更增透漏，未利先害，失其本谋。”不知商务兴则进口货少，出口货多，是昔日华商之银透漏外洋者，变为洋商之银溢输中国。且初以外洋之银采中国之金，还以中国之金售外洋之银，正所谓“以彼之矛，陷彼之盾”。区区岁输之息银，名虽出于华商，实仍取偿于洋商也，何透漏之有！
难者又谓：“外洋各国商人设立公司，振兴商务，互相假贷，动辄数千万，未闻有官出名者。是官为商借之说，从未施行于外洋，何独创行于中国？”不知外洋之商往来他国内地，置产营运，无有限止，又可与本地商人合股设立公司，故英之富商，在欧、美各国开设行栈不知凡几，而欧美之铁路电线公司与金银各矿，皆有英商股东董理其事，其欧、美诸商之商于英属地者亦所在皆有。故其商人互相假贷，皆可亲理，而无事取信于其国之官。中国则不然。洋人既不能置产，又不能改造土货；而华商亦未能与洋商合本设立公司。彼此相视皆轻，故借款不得不凭官以取信。诚能得信义交孚之大臣当官一诺，仍奏定章程，国家为之担保，则外洋富商无不乐从，可立借数千万之巨款，举凡商务之确有把握者悉心讲贯，竭力推行，自无得不偿失之虑。如是数年之间，即可转贫民为富民，民富而国自强。是则初创之功，其文固官为民借，而终收之效，其实即仍为国借也，复何惮而不为乎！故吾尝谓国债之举，正居今之世，君民一体，通塞之机，不可行之于军务，必不可不行之于商务。此其一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