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国人，许多名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如诗人拜伦曾对一个法国人这样说：“你们法国人，干什么事都是赶时髦。你们自以为喜欢我的诗，可是２５年后，你们就会觉得这样的诗令人难以容忍。”后来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卢梭曾描述法国人说：“这个善于模仿的民族中大概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这些事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因为谁也不敢去做。随大流是当地表示谨慎稳重时的至理名言。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这是最高的决定。所有的人都在同样情况下，同时在那里做同样的事情。一切都是有节奏的，就像军队在战斗中的动作一样。你可以说这是钉在同一块木板上，或是被同一根线牵动的木偶人。”夏多布里昂也曾惊异于法国人，他说：“在法国，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如果有人听见别人对他的邻居高喊当心传染病，他就会大叫可要了我的命啦！”
以上的这些行为，人们还以为自己是思考过的，并且是以新的方式思考的。更有甚者，人们还以为自己已付诸行动。奇怪的是，我们法国人似乎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话语，也许昨天还高谈阔论的东西，今天就不闻不问了。说起某种生活方式，不论是美妇倩女还是文人学者，动辄斩钉截铁地宣称它已经“过时”，不屑一顾。孰不知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养育了他，让他得到了现有的一切。至于青年人，在他们一生的这个关键时期，都有一种特殊的病态：凡是在他们之前已经发明创造过的东西，他们都要拿过来重新发明创造一番。
精神和道德的风尚通常都是经过各方面共同酝酿创造出来的，就像妇女的时装一样，完全是由时装行业在确定的日期制造出来的。另外，制造精神和道德风尚的地方还很多，如宫廷、集团、报纸、甚至政府等等。民众随着一拥而入：他们的千年梦想就是与他人共同“思考”。可是，没有什么是比思想更具有个人特点的了，也没有任何两种思想是相同的，犹如没有两个指纹是相同的一样。民众的疯狂只是一时的，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主动退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