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略，见《六经》同条。）
《载言）：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又诗人之计，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侍。窃谓宜从古诗例断人书中。
《补注》：（略，见《五经》同条。）
《言语）：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能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鉴识》：（略，见《六经》同条。）
《摸拟》：五始所作，是日《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之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书事）：（略，见《五经》同条。）
《人物》：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生杰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入；慕其风范，可以激贫励俗。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申左》：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咙聒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吉疑滞，莫得而申者焉。
《申左）：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干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中，汲家获书，全同《左氏）。故孔子日：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矢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此而言，则《三传》之优劣见矣。
（杂说下）：（略，见《六经》同条。）案：西汉传《春秋》者有《公羊》、《谷粱》、《左氏》、《邹氏》、《夹氏》五家《公》、《谷》因立于学官，故大行于世。西京末年，《邹》、《夹》二传亡侠，《左传》兴起，争立博士。自是《三传》兴废，冲突不已，导致经学史上长期学派之争《四库总目提要》卷二十六经部《春秋》类叙日：“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传》之合称，当防于东汉。《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有云：“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日：‘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由此可见，东汉既有《三传》纷争，亦有《三传）之综合比较分析。至《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三传论》、《春秋三传评》等书，说明通观（三传》，不执一端者亦大有入在。刘知几之于《三传》，虽有优劣高下之分，然其取《三传》之名，多与《六经》、《五经》对举，可见其将《三传》作为一整体时，评价并不低。刘氏意识到《三传》在史学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三传》并作，史道勃兴”（《人物》），此语颇有见地，非偏执《传》者所能道也。《申左》篇主张“论大体，举宏纲”，言需“兼统”，理应中“要害”，洵不失为读（三传）之可取之法，然刘氏终因抑扬失度，于《三传》并非始终取“兼善”之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