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总有一些难忘却被尘封的日子，遇到某些特别的因缘际会，它就会突然跳出来浮现在你眼前，仿佛在某一个雨打梧桐的寂静夜晚，你突然会想起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或者就像你多年前夹在一本书里一笔钱早巳忘掉，忽然有一天翻书时发现了，其喜悦的心情胜过你重新赚这一笔钱。对我个人来说，1983年3月8日就是这样一个难忘而被尘封的日子，此刻被打开了。
这一天，作为华中师范大学首批博士研究生，我到桂子山报到，开始了自己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三年历程。当时，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寥寥无几，不像现在的阵容庞大。这一天下午，李国祥老师在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会议上，传达了教育部古籍整理会议精神，教育部正式批准华中师大成立历史文献研究所，并拨当年经费7万元，此一开办费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和购买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更值得注意的是，比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成立古籍所的开办费要多，我的导师张舜徽先生显得很高兴。张先生以所长的身份，在会上勉励大家不要辜负教育部的信任和期望，加油干，拿出成绩来。由此，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隶属单位也由历史系转入历史文献研究所。此前，我联系报考博士研究生事宜时，张舜徽先生曾把我介绍给吴量恺老师，吴老师当时是历史系主任，他温文尔雅的神态记忆犹新。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舜老已于1992年仙逝，李老师和吴老师也早已退休。伴随着几十年来中国高校的机构变迁与人事沧桑，我个人的学术生涯和工作单位也几经变动。然而，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舜老博大的学术境界始终激励我在治学道路上前行。在舜老指导下完成的这篇博士论文，能够在母校出版社重版，也算是对舜老和我自己求学之路的一个纪念。
简要回顾一下当初博士论文选题思路和写作缘起是有一定必要的。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留下了值得珍视的丰富的史学遗产。从史学研究的立场来深入系统地清理和批判性地继承这笔遗产，有两条相互联系但侧重点不同的思路。一条是史学史的思路。主要从史学实践即历史编纂的领域来总结和辨析历代史家所写的各种体裁史书的编纂体例和方法、内容特色和史料价值以及得失影响等。另一条是史学批评史的思路。主要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概括和批评历代史论家、史评家所写的史学论著中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思想、理论价值和批评方法、标准以及对具体史学实践的批评及影响等。国内史学界沿着前一条思路已取得可观的成果，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都出版了好多种各有千秋的“史学史”著作，其中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可谓代表性成果。而且在学科的意义上，“史学史”也获得长足的发展。比较而言，沿着后一条思路所作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相对薄弱一些，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80年代初，尚无一部有分量的以“史学批评史”命名的著作。过去一般的做法是将后一思路所涉及的内容部分地纳入“史学史”，但这种纳入不仅局限性很大，而且不可能展示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全貌。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个人认为这两条思路的研究工作可以适当地加以区别地进行。正如“文学史”之外又有“文学批评史”一样，“史学史”之外也应有“史学批评史”。因此，我曾经抱有建立或撰写“中国史学批评史”的企图和构想。要实现这一工作量很大的规划，必须以史学批评史上一系列专题研究为基础。当然，首先得从古代史学批评名著人手。
被人们所公认的中国古代经典的史学批评名著有三部：唐人刘知几的《史通》、宋人郑樵的《通志·总序》以及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张舜徽先生1983年初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史学三书平议》就是对这三部名著的研究。在这三部名著中，我认为批判性和系统性最强的是《史通》。早在跟程干帆先生读硕士期间我就对研习《史通》一书产生浓厚兴趣，因为程先生1980年就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史通笺记》。我意识到，刘知几及其《史通》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可谓承前启后、异峰突起。即使放在同时期世界史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也是光彩夺目。我想，抓住了刘知几及其《史通》也就抓住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关键环节，通过对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进而展开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以至最终能写成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这，就是当初我选择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一个指导思想和写作缘起。
构想比较宏大，资料准备也有一定基础，实际写作也开了头。记得在1985年12月2日，收到好友陈植锷的来信，他说包遵信出任知识出版社总编，拟出一套史学研究丛书，非新方法、新课题者不收。他已代我上报了《中国史学批评史》的选题。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兄的热情促使我下决心早日动手写作《中国史学批评史》一书。一可惜时过境迁，世间人道后来发生不少令人感叹不已的变化，才华横溢且有点恃才傲物的植锷兄因肝病英年早逝，笔者的学术志趣也不断调整和转移，一直没有精力再回到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和写作上。不过，对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却一直有所关注。”
关于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可谓经久不衰。近20年来（1994-2010）仅期刊网上的论文就有近百篇，其中不乏从史学批评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如周文玖《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等。有关海峡两岸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综述可参看代继华《史通》研究五十年》，以及李纪祥台湾地区（史通）研究之回顾（1949-1994》。这类综述给研究者提供了了解学术信息和研究背景的方便，但学界在利用已有成果时也难免出现疏漏。比如四库馆臣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九《史通评释提要》中说《永乐大典》网罗繁富，却遗漏《史通》。笔者曾经通过翻检现存的《永乐大典》残卷，发现《永乐大典》实际上收有《史通》，并在1987年发表订正此一误说的文章，但我见到此后还有一些论著依旧沿袭四库馆臣的误说。这种现象需要加以纠正。
此外，对《史通》文本进行校注和译注的主要成果有赵吕甫先生的《史通新校注》。对《史通》版本及评释本进行梳理的代表性成果则有张新民先生的《史通版本源流考》等。张新民教授还整理了他父亲的一部分遗稿；新民的高足许刚博士则对张舜徽先生的《史通》学进行了总结。关于刘知几的传记成果则分别有许凌云独著以及赵俊、任宝菊合著的《刘知几评传》（前者由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者由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还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在导师的指导下，也对相关课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有兴趣的读者或研究者可以参看国家图书馆全国博硕士论文资讯网。我们相信，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是一个弥久常新的领域，我的挂一漏万的点评只是想说明这一研究领域的活力，并激励同道者继续前行。
在史学批评史领域，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教授大力倡导开展相关研究并身体力行，1994年他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一书，1998年又出版了《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书，1999年他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第四章第二节标题为：“《史通》——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一改过去史学史对《史通》—书的界定，这些论述都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他学者陆续出版史学批评方面的著作，有王学典教授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杨玉圣教授的《史学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周祥森编审的《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还有些学术期刊相继设立“史学评论”或“学术批评”的专栏，如《史学月刊》从2000年起开办了“史学评论”专栏。《学术界》自2000年起开设“学术批评”专栏，《社会科学论坛》自2005年改版起开设“学术评论”专栏等。另有一些学者创办网站加强史学批评，如杨玉圣教授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以及周祥森编审创办并主持的史学评论网等，均大力推动史学评论工作。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吴怀祺先生主编的10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它可以作为专门史“中国思想史”下的一个分支，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接近我所提出的“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学科领域。按照瞿林东先生对“史学评论”概念的界定，史学思想是属于史学批评范围的：“这里说的史学评论，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不同于人们对史事或一般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即史事评论。其实，如若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上述两种评论都可以称作历史评论。”同时在相邻学科的参照意义上也可作如是理解，如罗宗强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它在中文一级学科中被划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二级学科领域里。中文和历史虽然现在分属两个不同学科，古人也意识到文、史的区别，如刘知几说过“文之与史，较然易辙”（《史通·核才》，章学诚也认为“史笔与文士异趋”，但两者实际上有许多重合相近的部分，而且中国本来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所以，《左传》和《史记》既是史学经典，也是文学名著。《文心雕龙·史传》篇既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篇章，也是史学史、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对象；《史通·言语》、《浮词》、《叙事》等篇既属史学史、史学批评史研究的领域，也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内容。有历史学教授参照“文学评论”的概念提倡“史学评论”，如中山大学教授林家有在《书评的落后必然导致史学的落后》中说：“文学有‘文学评论’，史学为何不可以来个‘史学评论’？加强史学评论是当前史学研究中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杨玉圣教授借鉴《美国历史评论》等著名史学刊物的经验，一直积极呼吁把史学评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分支学科来建设，除了在学术批评网设立“史学评论”专栏外，他还率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过“史学评论”选修课。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有利于史学批评和史学批评史在学科意义上的发展。
我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积极投入到史学批评和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之中。2008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和大连大学联合主办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就取得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成果。会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分别发表了《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探究》的笔谈，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我特别注意到，张越指出：“史学批评在史学史中表现为史学批评史。”还有学者指出：“尽管很多史学工作者呼吁加强史学批评研究，但史学批评仍然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兵’，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史学批评还远远没有达到反省批判自身、规范史学研究、推进史学发展的目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史学批评的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仍有巨大的讨论空间。”这类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尽管我不太赞成其中某些看法，如把史学批评史看作是史学史下面的一个子学科。虽然我个人再也无力撰写一部宏大的中国史学批评史（因年龄、精力和其他写作计划所限），但我期待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会将史学批评和史学批评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学术乃公器，观点容分歧。某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越多就越有发展前途。
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1991年底我在台湾版的序言里说：“现在，这本书仍旧保持以前的基本面貌，只在文字上作了有限的修订。尽管学界对《史通》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我自己对书中个别问题的思考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我还是愿意用此书原来模样来保留或显示读博士时的实际学术水平，以历史的态度对待自己。”今天在大陆出版此书的简体字本，我对此书的历史态度依然没有改变。书中所谓个别问题的思考，主要指对传统的“史论”和“史评”的关系以及现代的“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关系的思考，我的博士论文对此未作出圆满的论述，而三言两语是难以说明白这个问题的，它需要另外的长篇大论才能论述清楚，故我的思考结果不在此赘述。
谈到台湾版，我不能不再次对文津出版社当年的总编邱镇京先生表示感谢。那是一个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年代，社会上流行“穷教授、傻博士”的说法。邱先生不仅不要任何出版资助，而且还给了几百美元的稿费。邱先生坚持出版了一套“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为当年一批穷博士发表他们含辛茹苦写作的毕业论文提供了出路。我个人是非常感念邱先生的。同时，我还要感谢王兆鹏教授，是他提供的与邱先生的联系方式。如果没有兆鹏兄的帮助，我的博士论文的出版可能还要拖延几年。另外，还要感谢高华平教授，他在拙著出版不久，就发表了题为《建设史学批评史的奠基之作》的书评，给予了理解和鼓励。
现在，我的这部著作终于要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了，可谓“游子归故乡”。多年来，我的书因为是台湾版，不能在大陆发行，大陆流传有限，一般读者缺乏了解，不断有《史通》研究者找我索要或借阅、参考此书，我都无法满足。如今，随着大陆简体字版的出版，这部分读者或研究者的需求就能解决了。因此，首先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范军教授，他不仅力促此书的出版，还担任了此书的终审，指出书中的一些文字问题并提供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其次，要感谢沈继成教授，他在审稿过程中仔细订正了书中不少的排印讹误，同时还核对了部分引文，使拙稿避免了一些错误。我还要感谢冯会平女士，她对本书的排校工作始终很负责。特别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台湾版出版时由于海峡相隔，联系不太便利，作者没有校对清样，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鲁鱼豕亥”，有的则是简繁相互转化出现的问题。我自己曾经在自存本上有过批校，也委托我的研究生做过校勘。尽管我们对此书新版进行了认真的审校，但难免还会出现失误或不当，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想再次对精心指导过本书写作的老师表示怀念。有一句话也许放在扉页上更合适：谨以此书的新版纪念敬爱的张舜徽先生和程千帆先生！有幸师从两位大9币，是我人生的一大幸福。舜老的《史通平议》作于1948年，出版则在1983年。干帆师曾无私地借给我过录并参考他在壮年时期所做的《史通》批校本，上面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无一不凝聚了老师在艰难岁月中勤奋洽学的精神。从两位老师如何治《史通》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大师是怎样炼成的”道理。作为张舜徽先生的得力助手，李国祥老师多年来一直对我关爱有加，请李老师接受我衷心的感谢。
本书作为博士论文写好后，曾先经过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十几位专家学者的预审，我还清楚记得1986年1月18日召开的预审会的情形，那就相当于预答辩。因为我和国林兄是华中师大首届毕业的博士，学校对我们的博士论文把关非常严格，预审会开了整整一天，舜老和章开沅校长都与会听取意见。上午是外校的童恩翼、陈仲安、关文发、吕名中和王陆才等老师发言，下午是本校历史系的王瑞明、吴量恺、邹贤俊和熊铁基等老师发言，每位老师的发言都很认真。这些老师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在此我要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非常令人惋惜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专家陈仲安教授和宋史专家王瑞明教授已先后离开我们，我只能在心底永远怀念他们。
1986年3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建校以来首届博士论文答辩会，当天上午由我打头阵。学校非常重视这次答辩会，章开沅校长、邓宗琦副校长、前校领导陶军教授、研究生处和历史系负责人等出席。场面隆重而热烈，答辩现场挤满了听众。答辩委员会主席由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担任，委员有来自贵州大学的《史通》研究专家张振佩教授，还有我在本科时的老师湖北大学朱祖延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程干帆先生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缺席。答辩很顺利，各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宣布投票结果后，章校长向我祝贺说，“你很可能是华师的第一个博士”，他握着我的手笑了笑又说：“我的话有法制观念，我说‘很可能’，是因为还要等校学位委员会审批才正式有效。不过，可以说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了。”章校长作为一校之长所特有的正直、睿智而儒雅的大家风度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章校长对我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心爱护并大力支持的。在此，我要对章老师及答辩委员会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令我非常遗憾的是，对《史通》研究有素的张振佩先生不幸于1988年10月逝世。我愿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深切的怀念之情。
1986年，我顺利地拿到了值得珍视的博士学位，在印有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上赫然标有“001号”。我一直以自己是华中师范大学“001号”博士为骄傲，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史上有历史意义的一页。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也为母校博士研究生培养留下了有价值的历史见证。
在台湾版序言的最后，我写的如下文字仍能代表我现在的感想：
回想当初写作本书的情景可谓不乏艰辛。在一座美其名日“幸福楼”（实为筒子楼）的一间潮湿昏暗的斗室中，宛如“火炉”的酷夏，穿上深筒胶鞋以防避讨厌的蚊虫叮咬，奋笔疾书，挥汗如雨。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激励着我呢？是对古人的敬意。刘知几曾极其沉痛地担忧《史通》不被人理解，难以传世，他不能不“抚卷涟湎，泪尽而继之以血”。正是这种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严肃而崇高的写作态度，保证了《史通》的不朽。我们对古人保持敬意，也正是为了对自己的言词和写作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