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证：内藤湖南《诸葛武侯》
内藤湖南生于1867年，几与明治时代同龄。年轻时就职于大阪朝日新闻社，30岁前后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入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授，为京大东洋史学奠基人。能作汉诗，能以汉诗文自由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想。30岁时发表的长篇随笔《诸葛武侯》，与土井晚翠的诗歌《星落秋风五丈原》一同在文艺界掀起了最初的孔明热。
内藤湖南的《诸葛武侯》原计划分上、下两卷，共14章，系统论述孔明其人及其时代，后因故只出了上卷7章，下卷7章未写，仅留有标题。各章标题具体如下：
一、武侯出生地及其先祖
二、武侯的出生、少年及躬耕南阳时
三、受三顾之恩、定三分之策
四、赤壁之战
五、收取益州
六、平定汉中、荆州失陷及武侯前半生小结
七、昭烈正号（以下7章无文）
八、秭归败师、托孤顾命
九、平定南中
十、六出伐魏、诸星陨落
十一、武侯之治国、用人
十二、武侯之治军、逸事
十三、武侯品性总论及其兄弟子女
十四、武侯评价的演变及武侯遗迹
《诸葛武侯》是随笔，观点颇新鲜，态度极严谨，立场十分鲜明。所用史料众多，且都是正史，有《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后汉书》、《二十二史记》等，可谓言必有据，据必翔实，决不虚构，因而是“反演义”的。但言孔明必称“武侯”，说刘备必记“昭烈”，而对曹操、孙权等则直呼其名，不用敬称，则又与《演义》相一致。若考虑到内藤湖南于序言中还以明治前后之日本与三国时代之中国相比较，以三国时代的三大时期来对应把握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则《演义》对当时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就更不可忽视了。
但于《诸葛武侯》中，内藤湖南也提出了一些“反演义”的观点，譬如对鲁肃的肯定等。于《演义》中，作者虽也通过周瑜之口赞他“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慷慨乐助（第29回），德才兼备，也通过他的力主联刘抗曹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但在具体叙述中却经常让他或被孔明所玩弄，或为周瑜所责骂，仿佛一老实无能者。尤其在“关云长单刀赴会”中，作者更“颠倒黑白”，将鲁肃赴会改成了关羽赴会，又虚构了暗伏刀斧手欲加害关羽细节，将之写成为见关羽“不敢仰视”，“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如痴似呆”地任由关羽离去的无能小人（第69回）。对此内藤湖南反驳道：“决胜之才、果敢之气或不如周瑜，然通时局，明大体，深谋远虑，却有过于周瑜，更非吕蒙等庸中佼佼之辈可以相比”。纵与孔明较也未必逊色，因为于“刘表新亡，刘备新败”时，“孔明劝玄德结孙权为援，鲁肃亦劝孙权结玄德为援，所见略同”（毛宗岗“三国志演义回评”第42回）；而与曹操较则更胜出一筹，因为于当阳一战曹操已大败刘备，而鲁肃却劝孙权连刘拒曹，由此可见“肃识曹而曹不识肃。呜呼！不待赤壁一战而南北之胜败于此已半定矣”。
不过，内藤湖南毕竟是个学者，他对《演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证。譬如他以《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等为史料，查明了当时各州人口变化的详细情况及其原因，证明了孔明“跨有荆、益，保其岩阻”，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以待天下之变的三分之计“绝非书生空谈，而乃切合社会实际，非常现实的外交政策”。此类考证或视角独特，却非文学的研究。但若结合今川了俊于《难太平记》中对《太平记》的批评，结合泷泽马琴于《南总里见八犬传》中对《演义》的考证，结合吉川英治于《三国志》中对《演义》细节真实性的增改（详见第3章第2节）等等，则又不难发现内藤湖南的考证以及他“反演义”、不虚构的写作态度，其实都是日本文学追求真实传统的一个体现。
与此相类，泷泽马琴《八犬传》对《演义》的借鉴主要是赤壁大战，内藤湖南于《诸葛武侯》中的论说也以赤壁大战为重点，在这一点上他保持了与泷泽马琴的一致，但在论及参战各方主要人物时，他的关注却与泷泽马琴明显不同：他特别强调了人物的年龄及其于年龄上的差异，他认为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在于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力量消长，在于少壮与老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这一看法或者不错。因为一般地说，年轻人是受压者，老年人是压迫者；年轻人一无所有，老年人既得利益；因而年轻人要求变革，是革命的，而老年人反对变革，是保守的。但内藤湖南不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去分析去把握社会变化的原因，而特别从人们的年龄等非社会性因素方面去分析去把握社会变化的原因，则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但无论如何，内藤湖南的《诸葛武侯》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日本人以日本人的视角撰成的第一部论说型长篇随笔。而正如书名为“诸葛武侯”所表明，这部长篇随笔是以孔明为中心来谈三国的。谈三国而以孔明为焦点，这表明内藤湖南对三国故事或三国历史的兴趣点与日本民族是一致的。因为无论是在他之前抑或他之后，也无论是散文抑或韵文，中心人物基本都是孔明。究其原因，或是因日本文学尤其日本古典文学中缺乏为主公出谋划策的谋士——知识分子形象之故。《太平记》中是有个可与孔明相当的智慧人物楠木正成，可他是武士而非谋士，不是知识分子。
（二）诗咏：土井晚翠《星落秋风五丈原》
内藤湖南以理性的随笔论述了孔明的伟大一生，而土井晚翠以感性的诗歌歌唱了孔明的悲剧命运，这诗就是“星落秋风五丈原”。
土井晚翠（1871～1952）小内藤湖南5岁，与岛崎藤村同为日本明治时代代表性诗人。原名林吉，“晚翠”为笔名，取自宋范质诗句“迟迟涧畔松，郁郁含晚翠”，始用于1893年，23岁时。据其回忆，“从小学开始就经常听父亲讲说八犬传、水浒传与三国故事，因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了对孔明的崇拜。如此想来，大学毕业后的《星落秋风五丈原》创作当也与父亲的启蒙密切相关。”
土井晚翠于189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时年27，是刚创刊的《帝国文学》第二届编委之一。因此缘故，其“星落秋风五丈原”最初即于1898年11月发表于《帝国文学》，后于1899年4月收入处女诗集《天地有情》，成为诗集中最重要的一首诗，同时也是其代表性诗作之一。
《星落秋风五丈原》是首叙事长诗，以倒叙的形式歌唱了孔明的一生。全诗共7部44段，第一部写孔明病倒后蜀军的哀愁与孔明的忧思；第二部以孔明的回忆形式，写他的隆中隐居与刘备三顾茅庐；第三部写其出山后的定三分与受托孤；第四部写其六出岐山，北伐中原；第五部写孔明病卧五丈原；于第六、七两部，诗人倾注全部热情歌唱了孔明之死，之后以一句咏叹“至高至尊世无双，君以悲运谢苍天”结束了全诗。全诗的压卷为第5部的“魏军营中声亦绝，夜深人寂五丈原。双腿无力难立起，丹心犹念报国家。强扶病体出帐篷，夜半天青无云朵”……“成败任由人评说，唯尽一死表心诚。仰望银河影清清，星斗无数光冽冽。方照英雄兮苦心孤忠胸坦荡，感其壮烈兮鬼神欲哭秋风禁”部分。
全诗7部，其中4部唱的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是孔明的“星落秋风五丈原”。无论是歌题抑或结构乃至诗句，都清楚表明其主题是对孔明“想要实现而未能实现的‘悲运’”——悲剧命运的歌唱，是对他无法报恩之恨、想报刘备知遇之恩而不能报的遗憾与悲伤的歌唱。
中国人也热爱孔明，我们虽也叹息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更敬佩他的忠诚，更佩服他的智慧；而日本人至此为止对孔明的崇仰与热爱，用土井晚翠的话说是：俱非为了其所成就的事业，而乃为了其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悲剧命运。亦即：日本人所以在众多三国人物中尤其选择了孔明，是因了他们对悲中之美的追求与歌唱，而对悲美的追求与歌唱，正是日本文学的三大传统之一（详见第3章第4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