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有一页光荣的历史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就是1936年秋红二、四方面军发动的以岷（包括宕昌）、成、徽、两、康五县苏维埃政权为核心的陇南苏维埃运动。为此，笔者根据近年来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的情况，加以简略论述，谨请亲历当年斗争的老同志和有关专家指正。
一、陇南苏维埃运动的前提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后“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建立川陕苏区根据地”。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都重申这个决定。后来由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改变了这个决定。1936年8月，在二、四方面军将出草地的时候，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一方面军由陇东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的靖远、海源、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分兵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县、通渭、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陕甘交界，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凤县、宝鸡地区。实行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巩固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
为实现这一总的战略计划，1936年8月初中央西北局制订的《岷洮西固战役计划》指出：“此项战役以形成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目的。”二方面军1936年9月8日于哈达铺发布的《基本命令》指出：“打击成县徽县两当风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扩大红军，征集资财。”中央西北局建立以何长工为主席的甘肃省苏维埃政府，二方面军六军政治部建立的两当县工委，都是实行这一计划的具体措施。
因此，陇南苏维埃运动是在中央总的战略计划指导下，为建立根据地而开展的，它不是红军长征途中通常的地方群众工作活动。这也正是陇南苏维埃运动之所以在两个多月时间内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凶。
二、苏维埃政权的组织
陇南苏维埃政权由各级苏维埃政府及武装游击队组成，有的地方以农会或抗日反蒋委员会行使政权职能，回民群众集中的地方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
苏维埃政府：
岷县：县政府设小西路乡包家族村，主席为岷县籍红军干部张明远。辖哈达铺、理川、宕昌、西川四个区级政府及宕昌、唐瓦、西津、麻龙、茶埠、小西路、麻子川、理川地区一、二、三、四乡等11个乡政府。
成县：县政府设城关，主席为民间说唱艺人陈中元，委员李学森、米健、翟光耀。辖西关、小川、丰泉、上索罗、横川、支旗六个乡、镇政府。
徽县：县政府设城关，主席是回族阿訇马克仁。辖永宁区、伏家镇两个区、镇政府及东关、东关口、东柳沟、东河四个乡抗日反蒋委员会。另有县回民自治委员会，为回族苏维埃政权，主席由马克仁兼。
两当县：县政府设城关，主席是雇农范生荣。同时，建有县农会，主席钟堃，委员康宗仁、张正得、韩炳。辖西关、香泉、刘家坪、田坝子四个区及杨店、显龙两个乡农会。
康县：县政府设云台镇，主席是回族兽医崔怀清，副主席李殿臣，委员焦管管、孙占奎。未建立区、乡政府。
五县共有区、乡政府33个，干部133人，村苏维埃政权及农会100多个，干部过千人。参加农会的农民群众达十几万人。
地方武装游击队：
岷县：县游击大队，编制一团，团长张明远兼。辖游击队五个：哈达铺游击队（包括理川），司令朱进禄，秘书长柳英。编制三营：一营营长蒲保荣，二营营长王仲德，三营营长王占奎。坎堡塔游击队，编制一营，营长张耐德，副营长颜占家。鹿儿坝游击队，队长石登，副队长杨三哥。绿沙游击队，队长杨德志。麻子川游击队，编制一营，营长周家。
成县：共有游击队四个，其中小川游击队，队长台万山。关山游击队，队长王建志。横川游击队，队长王志新，副队长潘步彩。丰泉游击队，队长宋汝荣，副队长张俊荣。
徽县：县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马维英。辖游击队三个：伏家镇游击队，队长贾万林。永宁游击队，队长张巨英。石柱游击队，队长李三级。
两当：有游击队一个，即香泉抗日义勇军，队长周颜儒。
三、主要活动
陇南各级苏维埃政府在红军的直接领导配合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革命斗争。
（1）动员进步青年参加红军队伍。以游击队员和苏维埃干部为骨干，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陇南各招收了一个新兵团。红二方面军新兵团“半个月即扩大了两千多名新战士”，主要是成、徽、两、康四县及宕昌、礼县部分地区青年，红军北上后编入主力部队，到达延安后大部分编入三五九旅。红四方面军新兵团有3000多人，主要是岷县、宕昌地区青年。张明远说：“扩兵工作一开展，立即有3000人从四面八方来当红军，我就成立了一个独立团，自己兼任团长，到会宁后，便把这个团交给了五军团。后来这部分人随五军团到达河西高台，不幸竟全军覆没了。”扩红中，有不少父子、兄弟一同参军，甚至整村青年全部参加红军。岷县张明远一家有4人参加红军，礼县农民郭庚源、郭景山父子同时参军，两当农民麻生宝、麻生金也是兄弟俩一同参加红军。哈达铺地区业任乡树布村有100多人参加了红军，下罗村有67人参加红军。
到达陕北的两千多陇南儿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大部分为国捐躯。据个别调查，仅哈达铺乡王家村就有7人牺牲。幸存者中，一部分人如成县的台中堂、礼县的邵海等同志后来由延安派回陇南成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一部分人如宕昌的权生祥、杨生财、陈金龙、刘德胜、任家森，岷县的曹学渊、张淑彩，徽县的赵启瑞、王双六，礼县的郭景山、杨保华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全国各地不同战线的领导骨干。还有一部分人如两当的麻生金、罗成禄，宕昌的赵福有，岷县张柴荣等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退队回到原籍，至1987年，陇南地区健在的本籍退伍红军战士还有30人。
（2）筹集军粮物资，保证红军给养。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红军“办粮草”。筹集办法基本有四种：一是打土豪。据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完全调查，仅成县、徽县、两当三县打土豪共没收粮食近70万斤，银元10000余枚，白银5000多两，骡马100多匹，猪、羊数千，衣物3000多件。按照红军当时驻军情况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岷县、宕昌地区打土豪没收的粮食和财物亦当不小于这个数字，这些粮食和财物除供给部队外一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二是动员无劣迹的富户出借，“征粮的办法是打借条”。如岷县寺沟乡立珠村富户寇三娃一家就借给红军一仓粮、100多只羊，朱总司令亲自打了借条。1960年岷县政府为此曾给寇家相应补助。扎地村富户周丁荣借给红军13000斤粮食。康县云台乡马莲坝村马玉生家借给红军1600斤粮，三头肥猪。巩集乡李瑞云家借给红军8000斤玉米，1600斤大米，红军都写了借条。三是发动商人、开明地主和各界人士捐献。成、徽、两、康地区工商业者组织了“抗日乐捐”活动，捐献了一大批布匹、棉花、药品及现金。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将捐献的布匹、棉花等缝制成衣服鞋袜，解决了全军指战员的冬衣。四是购买。红军在市场上购买生活用品都是公平交易，付以现金；吃用的部分猪、羊和蔬菜及所用柴草，也都按实际价格付以现金或粮食等实物。近年宕昌、礼县等地征集到红军当时购买东西时所付的川陕苏区银币和布币多件。
（3）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动分子。各地苏维埃处决了岷县的叶慈利、曾金林，成县的吕凤岚、张盈岁，两当的栗义，武都隆兴一带的安丁山、秦兵娃等14名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反动官吏和地痞流氓。五县共斗争了40多名有劣迹的土豪劣绅，没收了200多户土豪劣绅的财物。
（4）宣传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各地苏维埃政府在红军政治工作人员指导协助下，采取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组织军民进行文艺演唱，举行集会游行，书写张贴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自觉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成县、徽县、两当等地在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实行了减租减息，把当年租种田里的新粮按二五比例减租，分给佃户。
（5）地方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岷县游击队配合红军进行岷县围城战役，并用唱民歌“花儿”和喊话等形式，动员鲁大昌官兵放下武器，共同抗日。成、徽、两当及宕昌地区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参加了成县酸枣坡战斗和五龙山战斗、天水姑娘坝战斗和礼县罗家堡战斗，在为部队引路、营救伤员及掩护部队主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营救保护红军伤病员。红军主力北上后，国民党部队及地方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岷县苏维埃政府干部张有才等13人；哈达铺游击大队司令朱进禄、秘书长柳英，干部刘学荣及苏维埃政府干部赵海家、谭玉英等14人；康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殿臣、委员焦管管、孙占奎；成县小川游击队队长台万山；徽县永宁区苏维埃主席岳会英等31名同志惨遭杀害。两当县农会主席钟垄、香泉区农会主席赖云、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马克仁、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崔怀清等几十名苏维埃政府及游击队干部被捕入狱。在白色恐怖下，这些同志英勇顽强，无一人向敌人屈服，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赵海家同志面对民团头子赵旦旦的屠刀怒斥道：“赵旦旦，要吃张口，要杀开刀！今天你杀了老子，明天会有人来提你的头！”张有才同志被鲁大昌部队杀害时，高唱“花儿”“桦柴劈了碌碡棋，红军教我当主席，豁出人头手里提，你们把爷阿么哩！”苏维埃干部和陇南人民以自己的牺牲和牢狱之苦，保护了未能随主力北上的数百名红军伤病员的生命安全，使他们有的重返部队，有的回到原籍，一部分留居陇南。目前健在陇南的流落红军还有72人。
四、作用和影响
正是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充分发动和鼓舞了陇南人民跟着红军闹革命，为支援红军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应有的奉献。概括地说，陇南苏维埃运动的作用就在于：第一，为长期战斗减员，兵力大大削弱的红军队伍补充了5000多名新战士，有力地壮大了红军队伍。第二，筹集提供了充足的军粮资财，使经过雪山草地体力虚弱达到极点的红军指战员得到很好地休整补给，恢复了体力。第三，由于红军队伍的壮大和体力的恢复，加之地方游击队配合作战，使二、四方面军取得了北上时在陇南作战的胜利，为红军走完长征的最后一步，实现三大主力会师提供了重要条件。第四，保护数百名红军伤病员免遭杀害。
陇南苏维埃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为陇南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陇南地下党的斗争，实质上就是陇南苏维埃运动的继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使共产党在陇南人民心中扎下了根。红军北上后，转移在外的苏维埃干部和受红军影响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前往兰州、西安、成都和延安等地寻找红军和共产党，积极谋求在陇南建立党的组织，继续进行恢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38年底，陇南建立起党的小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流落红军、农会会员、进步青年和广大农民，积极加入党的组织。至1949年陇南解放时，陇南地区地下党员发展到4800多名，占甘肃全省地下党员的近三分之一，在十年地方革命斗争和配合人民军队解放陇南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它的永久影响则是为陇南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世世代代的陇南人民怀念红军和苏维埃烈士，以民歌、故事、戏剧等形式颂扬他们，歌唱他们，以他们的精神和榜样激励自己，艰苦奋斗，建设家乡。
（载《甘肃党史资料通讯》199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