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和研究经济周期的目的，可能有多种多样。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包宗华专门撰文讨论经济周期研究的目的。包宗华指出，在一些报刊上登载的研究经济周期和房地产周期文章中，一般都不提研究经济周期的目的。他们或者仅仅以描述为目的，描述经济周期轨迹和长度，或者限于以讨论经济周期的原因为最终目的。目的不明，研究工作就很难做出应有的成绩。
包宗华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有的单位翻译了几本西方专家“二战”后著的枟宏观经济学枠，这几本著作都有一章或两章写经济周期，但都没有写研究经济周期的目的，更没有讲研究经济周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也有几位专家写了几本与西方专家著作大体相同的枟宏观经济学枠，还有不少研究经济周期和房地产周期的文章，可能是受西方专家的误导，也没有写研究经济周期的目的和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没有共同的目的，就会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有的文章，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西方国家曾经为几位“发现”（其实是计算出）一些国家一定时间平均经济周期长度的专家命名，又不讲清其来龙去脉。接着，又写了好几个西方国家“二战”以后的平均经济周期长度，既不说明计算经济周期的标准，又不作任何分析。使人不明白写这些内容要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这位作者有了明确的研究目的，就会认识到：研究经济周期，绝不是收集到了几个平均经济周期长度的统计资料，就完成了研究任务。更不能把平均经济周期长度作为框子，让国民经济的发展被动地服从这个框子的要求。收集资料，包括收集平均经济周期长度的资料，都应为研究经济周期兴利除弊的总目的服务。明确了研究目的，也就明确了要去收集什么资料来研究，并能说明资料的用途。
包宗华强调经济周期的研究应当突出对策性，当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问题。因此，资料分析、轨迹研究、描述性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对策性研究的基础。如果我们从研究层次来分，经济周期研究可以大体上分为说明性的、预测性的和能动性的三类。所谓说明性的主要是指用以描述、跟踪经济周期的轨迹，用以说明经济周期的原因，这是其他研究目的的前提和基础；所谓预测性的，主要是指对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进行提前预测，用以预警；所谓能动性的研究，主要是指为了出台政府干预政策或者为了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不能将描述经济周期的研究看成是一种歧途，是一种纯学术化倾向。实际上，经济周期研究是多目的且相互通用的。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应用研究。并且即使是纯学术研究也是有价值的，因为经济理论的创新需要基础学术研究。
基础概念的讨论是探讨经济周期的前提。没有对基础概念的认同，就没有经济周期的深入研究。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从经济运动的实质上讲，是一种从“均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均衡”再到“失衡”的过程。所谓“均衡”，按照物理学上的定义，是各种作用力相互抵消、使物体保持相对稳定的一种状态。而“失衡”是指物体的各方面作用力失去相互抵消状态，发生失序、混乱或倾斜的状态。经济波动作为一种经济运动，是从一种经济均衡到失衡的运动过程；经济周期是指这种均衡到失衡运动具有一种周而复始的运动特征。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均衡学说来自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学说。在马歇尔看来，市场均衡来自供给力量与需求力量的相互均衡，均衡价格来自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学说将货币市场均衡和商品市场的均衡相衔接，认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来自货币市场均衡与商品市场均衡的同时实现。而凯恩斯主义学说和新古典经济理论，正是用这种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失衡与货币市场的失衡乃至劳动力市场的失衡，来说明经济增长的波动和经济周期的产生。由此可见，阐述经济周期，无论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还是对于新老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都可以归结到经济运行的均衡与失衡运动上来。
同样，描述性的研究对于阐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运动特点也是必需的。著者在枟中国经济周期及其理论的比较研究枠一书中，曾经列一节“短缺均衡波动”，说明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运行特点。当时，著者就认为，就其反映的内容来说，1990年以前，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都是经济失衡。然而，两者的失衡特点是不一样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后，一些东西方学者先后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都是一种非均衡的经济。所不同的，一个是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一个是供给不足，普遍短缺。众所周知，根据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思想，只有当所有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和所有的产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才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优均衡。在资本主义社会，经常是一方面大量失业，资本闲置，另一方面是产品的大量过剩。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常存在着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给短缺。可见，两者社会的两个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状态，都时常发生均衡的偏离，但其偏离的方向相反。
不仅如此，两个社会经济波动体现出的偏离运动所依托的均衡点也是截然不同的。经验表明，所谓瓦尔拉斯最优均衡是根本不存在的。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失衡所偏离的均衡点也绝不是最优均衡点，而是这些国家各自经济系统经常得以回归的那种“正常状态”。从广义上讲，均衡是否存在应该是指社会系统是否具有不断恢复到原有状态的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定程度上的要素闲置、失业是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经济波动就是对这种“正常”的失业状态的偏离和回归。因此，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的失业状态就是社会均衡状态。于是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所借以偏离的均衡点应该被称做“失业均衡”。同时，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定程度上的短缺状态也就构成这个社会偏离和回归的均衡点。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同样存在一种再生这种“正常”短缺生成的均衡状态。于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波动借以偏离的均衡点也可以称之为“短缺均衡”。对此，前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就有精辟的见解。
在科尔内看来，前苏东国家短缺均衡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供给与需求关系特性决定的。其一，中央计划部门的投资决策在“赶超”战略的支配下，产生无可遏制的投资饥渴，投资需求过热，以至于资源缺口尤其是基本建设材料缺口总是无法弥合的；其二，企业缺少有效的利益约束机制，生产粗放，效率低下，成本上升，供给弹性不大；其三，非价格的数量调节对利息率、价格等杠杆反应迟滞。即使是在前苏东国家推进以分权、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这种扩张狂热产生的供给缺口仍在扩大，其原因可能是尚未根除传统体制投资狂热的病根，也可能是对市场导向所产生的盲目扩张饥渴没有形成约束机制，以至于短缺一直占统治地位。
由此可见，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影响下，对中国是否存在经济周期、有什么样的经济周期、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周期这些基本问题，必须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研究过程。所以，描述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必要的，是对策研究的前提。至于对策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需要有时间，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在20世纪80~90年代，许多国家提出了要实施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我国从1989年至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9 。3%，出现了连续13年的经济繁荣期，从而在这一时间段里走在了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前列，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时，也为我国研究经济周期的专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再次指明了研究经济周期的方向。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要求在这20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高于7%。也就是说，要求再实现20年的连续经济繁荣期，创可持续发展的新高。为此，从经济周期研究的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尽最大可能地延长经济繁荣期。
对此，包宗华和刘树成等人提出，在新的形势下，有志于研究经济周期的同仁，应该奋起直追。要按照研究经济周期兴利除弊总目的的要求，深入研究我国经济周期的成因，提出防止经济下滑的对策，为今后20年国民经济持续繁荣发展多做贡献。刘树成于2002年底—2003年初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轨迹及其未来趋势”的文章。文中提出：“1998—2002年，我国经济走出了一条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新轨迹。”这五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7.1%、8%、7.3%、8%（后来，国家统计局修订为8.3%），平均增长7.6%，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的波幅仅为 0.9 个百分点。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刘树成提出：“我国1998—2002年经济的平稳增长，是在1993年后经济向下走势中的平稳。这是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走势低迷的影响以及克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下取得的，这是来之不易的。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否再走出一条新的向上走势中的平稳轨迹？”
其实，经济周期研究不仅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也不仅仅是为了验证经济周期学说。同时，经济周期学说又是一种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认识方法。2004年12月，枟光明日报枠记者就当时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采访刘树成时，刘树成就指出：其实通过经济周期分析，这些争论会迎刃而解。因为我国经济周期正处于上升阶段，具体说是处于上升阶段的回升期，必定兼有其前面低速期和后面超速期的双重特征。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来说，有的偏“热”有的偏“冷”，全局看，“热”和“冷”的表象都会存在。如果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到上升加快就说“热”了，看到仍有下降就说还“冷”着呢，都是片面的。对经济周期的正确判断，为宏观决策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出发点和依据。
此外，刘树成提出，我们研究经济周期的目的还在于延长经济周期的繁荣期。我们要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新轨迹，就要求我们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施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要注意防止各种外在冲击（包括国际金融冲击）的影响。同时，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