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一年级时13岁，又懂事又不懂事，个子很小。
一个学期念完，放暑假了。
我娘说，去队里上班吧，于是，暑假的第二天早晨，我就和村上的社员们一起，蹲在街心的老槐树下等着队长派活儿。队长来了，张三李四，你干啥他干啥，一路派下去。
最后，老槐树下除了队长，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张罗锅，另一个就是我。
队长看看我们俩，笑了，说：“得，还有一个俏活儿，算你们两个有福气，去卖瓜吧！”
队长在我和张罗锅站起身要走时，又补了一句：“不过，你们两个人只能算一个劳力。为啥呢？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半拉人。”
张罗锅是个罗锅，长得像个蜗牛，背上有个大包，40多岁了，个子比我还要矮，光棍一条，和他老娘一块儿过。
我和张罗锅去借了一辆单轱辘手推车和两只大荆筐，又找出一杆秤，他推着车，我徒手跟在他的后面。
我们两个去队里的瓜地，摘了满满两大荆筐甜瓜，用绳子将荆筐吊在车的两侧，然后推车出村，到别的村去卖。
我和张罗锅的分工是，他推车，我吆喝；他卖瓜，我收钱。此外，就是吃瓜，专拣最熟最好的吃。吃得肚子鼓鼓的。虽然只挣半拉劳力的工分，却解了嘴馋，我觉得很值。
暑假快结束了，一块地的甜瓜也被我们卖得差不多了。我们决定一起去把卖瓜的钱交给队长。
快到队长家的门前，张罗锅一把拽住了我，从那些钱里抽出两张10元的票子，给我一张，他自己留一张，说：“这两张就归咱们了，对谁也不许说！”
我的心猛地一紧，吓出一身的汗。我不敢用手去碰那张票子，好像那不是纸作的，而是一块烧红了的铁。张罗锅见我犹豫，抓过我的手，把票子“啪”地一声拍在我的掌心里。我的手立刻攥紧了，那张10元的票子皱在了我的拳头里。我的心咚咚地狂跳不止。
在和他一起往队长家走时，我的腿肚子开始哆嗦。我说，还是你一个人去吧，我去了，反而会露馅儿。他说，不行，一定得两个人一块儿去。你得冷静。走到村中那口井旁，张罗锅停下来从井中摇上一桶水，让我把脑袋扎进去，凉一凉。我很听话地照他说的做了，等我的脑袋从凉水里拔出来，我确实不再心慌了。
到了队长家，张罗锅把卖瓜的钱交给队长。队长接过去沾着唾沫点了点，然后用很锋利的目光望着我们，说：“你们两个没贪污吧？”张罗锅很老实地回答：“哪敢呀！”
队长又望我，我的心又咚咚地狂跳起来了，可我一声没吭。
那好，走吧。队长说。
我和张罗锅出来，相互看了一眼，各回各的家。
从此，我13岁的心便不再宁静。10块钱呢，天！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能买回多少东西啊。我可以用它买双雪白的新球鞋，去做操，去打篮球……那感觉肯定和腾云驾雾差不多。或者买件新上衣，一条新裤子。我身上穿的，一年四季，全是两个哥哥穿着小了的，摞满补丁的衣服。或者买个新书包，草绿色的，再买个铅笔盒，或者……要买的东西简直太多了。我激动得快要发疯了。
回到家，见了娘，我又犹豫了。是不是把钱交给她，给了她，她会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难题。我娘平时对我们管教很严。
这钱来路不正，娘会不会狠狠地揍我一顿，再把我和那10块钱一块儿交给队长？那样，不仅我丢人现眼，还连累了张罗锅。我一点把握也没有。可是不告诉娘，不交给她，这钱又怎么花呢？……怎么办？我一遍又遍地问自己。
最后，我只好将它藏在我家院子里的一堵墙的墙缝里。
我开始变得魂不守舍，吃不好睡不着了。
每天早晨上学之前，我都要跑到那个墙缝儿去看一眼，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去看那张票子。其实在一整天里我都在琢磨这件事，老师在讲台上讲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夜里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折腾，怎么也睡不着。
几天下来，我便瘦了一圈儿。总是出神发呆。有人叫我，有时连叫几声，我才从梦中惊醒似的答应，并惊出一身的汗来。
我娘看我“出了毛病”。问我哪儿不舒服，我摇摇头，说没有不舒服。
我被那张票子折磨得心事重重，提心吊胆。有时我想干脆再把它交给队长算了，实话实说，承认错误，爱咋惩罚咋惩罚吧，我不愿再这么活受罪了！又一想，不行，那样就得把张罗锅给“出卖”了，我就成了“叛徒”。那就太不“仗义”了。
日子在一天一天艰难地过着，我时而呆头呆脑，时而惊慌失措。老师，同学，尤其是我娘，都注意到了，都来问我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我被逼得有好几次想哭，想说出实情真相，但我还是咬紧牙忍住了。
那张被藏在墙缝儿里的票子，变成一根绳子，正在一点一点地往死里勒我！
忽一日天降大雨，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假装解手，跑到那个墙角，去抠墙缝儿里那张票子时，发现它已被雨水浇得稀烂，变成了沫沫儿，很快又被雨水冲得一干二净。
我突然泪如雨下。心上压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又自由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