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营经济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家族企业这一民营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我国企业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分析了家族企业股权结构的特点，本章主要介绍我国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情况，并运用家族企业股权结构的相关理论，分析我国家族企业目前的股权结构对其治理效率的影响。
第一节 家族企业在我国的发展
家族企业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家族企业阶段和后家族企业阶段。前家族企业阶段的重要表现就是企业家族化，也就是说企业在组织管理和利益分配上都服从于家族的利益，企业的兴衰与主持者家族及其个人的人事变动密不可分，甚至还会出现家庭分家而分企业的现象，削弱企业的发展能力，尤其是在组织上的狭隘性使其很难招到和留住杰出人才，技术技能在企业内部的累积也很困难。于是当家族企业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不得不向第二个阶段转化，否则就将日益衰败、退出市场。而在第二阶段，也即后家族企业时代，重要表现是家族企业化，也就是家族服从和服务于企业，企业进一步制度化，家族中的人都服从于企业的规章制度，由人治走向法治，血缘关系由首要的人事关系变为次要的人事关系。在这一阶段，企业的组织、经营、管理大权有可能仍然牢牢地控制在某一个或若干个家族手中，但也可能出现家族除了掌握企业的股份以外，基本上从经营领域中退出来，已经不属于典型的家族企业，或者说已经超出了家族企业的范围。
在我国，从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所谓民营，大部分即为家族经营。所以家族企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一般认为从改革开放开始，若要真正追溯家族企业的起源，我们可以考虑至解放前，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荣氏家族。但是在这里，我们考察的范围主要集中于新中国建立以后。从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动力之一就是其“少数派地位”。少数派地位是指在社会中所处的非主流地位，而不是指人数上的多少。这种人因为不能通过社会尊敬的正常道路达到被社会承认的顶峰，就另辟蹊径通过创业来获得成功和承认。中国乡镇企业（大部分即为家族企业）的发展史，表现出了巨大的创业激情和精神，这与乡镇企业长期被排斥于计划经济的主流之外的少数派地位是不无关联的。而今，是否被列入计划之中已不再是主流与非主流区别的标志，但乡镇企业及其人员在身份及其他许多方面仍是受歧视的，仍具有典型的少数派性质。更根本的是，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将使每一个非垄断企业都处于少数派地位，家族企业在我国的发展前途是十分乐观的。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家族企业。在前家族企业阶段，这些家族企业都经过了艰苦的积累过程，逐步建立起自己庞大的网络结构，形成大的企业集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文化的日益普及，我国的家族企业也逐步向第二个阶段即后家族企业时代过渡。这种过渡对于这些家族企业来说其实是一个坎：谁能跳得过去，谁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进入新一轮加速发展；如果不能跳过去，必然被市场所淘汰。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最近的几年当中，一些家族企业出现了生存危机，如“巨人”的倒下，“三株”的衰落，“飞龙”的困境等。
当然，也有许多企业顺利地跳过了这道坎。具体来说，在这一阶段，家族企业必须逐步由人治走向法治，用人也不再局限于家族内部等，也就是家族色彩逐步淡化，现代企业制度逐步确立，公司运作也日益规范。而且，有不少家族企业成功地通过发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如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康美药业等，其中最典型而且转换较为成功的例子就是浙江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文后面将对其作典型的案例分析。
但同海外华人家族企业一样，大陆家族企业也必然逐步进化，实现由“企业家族化”向“家族企业化”，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作为转变的条件之一，不论是政企关系已经分开的还是政企关系尚未彻底分开的企业，都有一个超越社区发展的问题。这是巩固改革成果，使其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深化的前提之一，而对于纯粹的家族企业无疑将是社区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换句话说，今后中国的社区企业将主要是家族企业。超越社区，向城镇集聚，既是企业提高效益的需要，又是保证组织基础比较先进的企业超越低层次家族经营并阻止其向低层次回潮的需要。但即使是脱离原有社区的企业，仍将有相当部分企业采取家族经营，并且由于其特有的公有制背景，而与一般的社区家族企业很不相同，有可能不经过人治特征的企业家族化的初级阶段，而直接从第二阶段开始。这是这类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演化而来的家族企业的一个特征。
另外，可以对这个转变在时间上进行推测：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一家一孩计划意味着到2010年左右，这批独生子女将开始走上企业领导岗位，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对传统家庭伦理将产生巨大冲击，家族企业面临一个转变的契机；到第二代独生子女走上企业领导岗位，也就是在2030~2040年间，家族企业将面临另一次革命性转变。这意味着家族企业在中国内地的历史寿命将比其自然进化过程大大缩短，这种由人为的政策导致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历史进程的骤然变化，可以看做是家族企业在我国发展的另一个特征。
第二节 案例分析一：四川新希望
希望集团是我国内地最大的家族企业，由四川刘氏四兄弟创办于1982年，以养鹌鹑起家，后转营饲料工业，同时兼营食品、金融、房产、电子科技等多种产业。希望集团1995年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私营企业100强第一名，1996年被评为全国民营科技工业企业技工贸总收入百强第一名，两度被美国著名商业杂志《福布斯》排在我国内地私营企业资产榜首。希望集团在四兄弟合作下经过5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终于于1997年11月4日，在《经济日报》等各大经济类报纸上刊登集团变更法人代表的公告，正式将刘氏四兄弟各自拥有的企业资产及划分情况公之于众。
希望集团的这种“分家”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性，研究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变迁模式、过程及其动力。以下主要通过分析希望集团的产权变迁过程、原因及其在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
一、希望集团历史
刘氏四兄弟在1982年创办了希望集团（当时称育新良种场）。后来，四兄弟决定办一个正规的鹌鹑养殖场，老大的技术发明解决了大规模孵化的缺电问题，兄弟们以各自的投入为股份。1988年，集团开始研究开发乳猪饲料。1989年6月，刘氏兄弟利用积累的1 000万元资金全面向饲料行业转移，建成第一个年产10万吨的新型饲料厂。1990年，希望集团在和“正大”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靠着大胆的降价策略和准确判断，取得了胜利，在饲料行业站稳了脚跟。
1992年，四兄弟间进行第一次明确分工，老大和老三分别进入房地产和高科技行业，老二和老四开始进行从“企业经营”到“经营企业”的实践，到全国各地办起一系列的工厂。1995年，希望集团在全国各地区已拥有60多个分公司，销售量达180多万吨，产值达50亿元。
1997年，希望集团已成为主营饲料业，兼营食品、面粉、建筑、房产、电子、商贸、金融等行业，拥有1 。 5万员工、100家分公司的全国最大私营企业。
目前，产权明晰后，刘氏兄妹分别控制着希望集团下属的五个二级公司：大陆希望、东方希望、华西希望、南方希望和希望装饰，各自的法人代表为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刘永红。
二、希望集团上市前的产权变迁
一般地说，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很可能会面临这样几个问题：企业规模扩大和进一步发展后的权威问题，特别是当天然的权威不存在后，企业的权威确立问题；与权威确立相关的是家族成员的兴趣、爱好及发展战略观念的冲突及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界定家族成员对企业成长的贡献和产权明晰问题；产权明晰后派生出来的新公司之间的市场划分及管理上的责权利重新分割；外部股东的进入引起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变动给企业带来的冲击；企业所有权代际传递及家族成员之间的协作和冲突问题。
希望集团的产权变迁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1982年创办到1983年7月前，没有什么明晰的股权划分意识。1983年7月，大家意识到创业的风险，决定以资金投入情况来确定将来的分配。老三因几乎投入整个家产而占最多股份，老二其次，老大和老四并列居三。1984年4月，老二和老三提出放弃自己占有的比其他两位兄弟更多的股份，从此四人平等拥有股份。但他们明确了股权却没有明确划分资产，资金也不分流。到1992年，他们对产权进行实质性的明晰化，平分了资产：（1）老大只在新津希望饲料厂开设的分厂有少量的股份，主要资产在饲料以外的高科技行业；老三在绵阳分公司有1/3的股份，并负责基地公司；老二和老四按照把新津模式复制到全国去的策略去全国各地开拓饲料市场。（2）以四兄弟各占25%股份的形式平分了当时新津希望饲料厂和科研所等家族共同资产的股权。（3）资金也出现了相应的分流。1992年的这次分家实际上已把老大、老三的资产基本分清，但老二和老四的资产仍然合在一块。
1995年上半年老二刘永行意识到在希望集团占领全国饲料市场的过程中，兄弟之间在经营理念、投资方向等方面的分歧和差异越来越大，这对于企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不利，故根据“资产基本平分”的原则，将分公司一分为二，市场划为东北与西南两个区域，老二和老四均分共同创造的约2亿元财富。
1995年5月15日，刘氏兄弟在董事会文件上正式签字：老大投资创立希望大陆公司，老二以东北片区为基础成立希望东方公司，老三建立华西公司，老四以南方片区为基础建立南方公司；但他们还共同拥有“两厂一所”，这部分共同资产由四兄弟各占1/4的股份。同时老大建议老五也应该拥有部分资产，于是成立希望装饰公司，由老五占有80%的股份。至此，希望集团基本上完成了产权的明晰化过程。
1996年，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希望集团经过规范后在成都工商局重新登记。1996年12月18日通过的公司章程中规定，希望集团的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决定由刘永行任董事长，刘永言任董事并兼股东会主席，陈育新任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永好任董事兼总裁，刘永红任董事。
三、希望集团的公司治理状况
希望集团和一般家族企业无异，是由家族资本控制着企业，公司采取由家族直接控制下属企业的形式。这种家族式模式能够保证主要所有者对公司的控制，主要股东的意志得到直接体现，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有动力对企业实行监控。但希望集团的特别之处在于，公司在明晰产权后，四兄弟拥有平等的股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的制衡，避免了家族企业中常见的权力过于集中以及独裁问题，因而使企业能够保持较强的生命力和活力。
此外，希望集团在公司的监控和激励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也非常值得分析和借鉴。
1. 监控。
主要是指对全国各地的分公司的监控。以东方希望为例，除了总部的市场部统一掌握原料采购方面的权力外，东方希望有一个专门的审计监察部对各个分公司进行监控。审计监察部成立于1995年底，它把原来人事部的监察处和财务部的审计处合到一处。成立的原因就是因为代理人的风险日趋严重，分公司负责人特别是采购、销售人员的贪污受贿给公司带来了损失。监察主要是针对行政，审计则重在财务。监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检查，另一类是专项监察，二者结合使用。审计的内容主要有四方面：经济审计，每半年一次对账目进行审计；基建审计；利润审计（主要是对财务经理）；对总经理的利润审计。审计监察部成立以来处理了40起各类案件，涉及资金达109 。 5万元，已收回47 。 67万元；涉及76人，现已处理了72人，其中高级管理人员30人，中级6人，一般员工36人。审计监察部还完成8起各类审计，108起各种违纪审计；108 。 5万元金额的基建审计，提出458项审计报告。
2. 激励。
如何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在一个科层组织内部，激励的手段主要分为和业绩相联系的报酬制度及内部提拔制度等。通过前者，代理人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剩余收益权，在监督不完全时尤其如此；通过后者使代理人或多或少处于追求一种与所在科层组织的等级相联系的货币收益和控制权收益目的而努力工作。东方希望基本上考虑了两者。一线工人和销售业务人员基本上采用计件提成的办法，下不保底，上不封顶，另外还有与整个公司的业绩挂钩的奖金等。但对于后者，也即更为重要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东方希望的特色是利用高速增长的职位来提供最大的激励。东方希望每年大约平均增长10个企业，大约能提供10个总经理级别的职位，10~20个副总经理级别的职位及40~50个部门经理级别的职位，这对于所有的在位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励。另外，公司采取住房的激励。1992年，为了吸引人才，公司投资150万元在新津希望饲料总厂修建一幢14套的干部住房，随即重庆希望又在重庆修建员工房，接着又投资100多万元在上海希望饲料公司修建高级住房。到1997年底首期“安居工程”已完工，每套建筑面积达165平方米或184平方米。像这样斥巨资修建员工住房的做法在国内民营企业尚不多见。
四、新希望上市后的股权结构状况
1997年，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在深圳上市。上市后，其股权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公司开始向股权多元化发展。
从新希望几年来的股权结构状况可以看出，国家并没有拥有股份，因而新希望是一个标准的民营企业。新希望目前的境内法人持股都是发起人持有的股份，为10 002万股，这一部分股份都是作为非流通股存在的，占有公司股份的绝大多数，而这些股份当中的绝大多数又是掌握在刘永好的手中，说明新希望仍是一个家族性的企业。在其股份中，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即可流通股为4 000万，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也说明了公司正逐步走向股权多元化。从这几年的股东变动状况可以看出，股东持股逐步走向分散化，如希望集团持股比例从80%下降到57 。 15%。这种股权结构变化究竟对于公司经营业绩有何影响呢？在股权进一步分散后，公司业绩有了明显的提高。
可见，新希望在深圳上市绝不仅仅是为了资金，更重要的是将部分资产社会化，引进社会监督机制，逐步实现从私营企业的家族管理向公众公司的规范管理过渡。
企业高速扩张有利于激励，但是首先企业不可能总是保持高速扩张，因而就需要寻找一种替代或者弥补这种职位激励的新手段和方式，进一步完善其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即使企业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也会带来监控的困难，带来极高的交易费用。企业的内部监控、激励机制可能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因而，为了完善企业的治理机制，需要发展企业的外部激励机制。随着新希望的上市，集团逐步走向股权多元化，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公司的外部监控机制会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公众持股有利于对企业进行外部监督。
五、述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希望集团的几个成功的经验：
（1）在希望集团发展的初期，产权的划分并不是很明晰，但是当时企业正处于创立后的高速发展中，因而产权并不能影响其发展。随着希望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刘氏兄弟意识到产权明晰的重要性，因而进行了产权的界定，这对于企业后来的高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集团不是开始于一位所有权者控制股权，而是四兄弟平等地联合创业，因而在该企业的第一代领导集团中，并不存在所有权的竞争问题。与那种单一权威的家族企业相比，这有利于避免企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官僚化，有利于发挥四兄弟各自的聪明才智，对企业发展提出不同的见解，有利于保持企业的活力。进一步来说，这也有利于企业逐步走向股权的多元化，从而有利于企业向治理机制的现代化靠拢。
（2）在公司治理方面，股东大会的成员在公司上市以前，主要就是刘氏兄弟，也就是家族资本控制着股东大会，但同时四兄弟拥有相同的股份，因而对公司的发展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个人之间必然也会相互监督，防止个人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在希望集团内部，刘氏家族的裙带关系并不严重，刘氏兄弟的妻子都不参与集团决策，不参与董事会，刚开始还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后来纷纷辞职，工资变为津贴。同时针对家族企业上市前外部监控机制的弱化，希望集团主要采取监控—激励的方法来对公司进行治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然随着企业发展速度的放慢，不可能每年提供那么多的升迁、提拔机会，这必然会要求公司激励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主要应该从治理结构入手，利用股权结构的逐步多元化，发展外部市场的监督机制。
（3）在家庭经营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选择中，希望集团较早做出了反应。1996年，在希望集团两次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刘永好自己创建了新希望集团。之后，新希望集团相继参股3家上市公司，并改制组建了一家上市公司———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希望集团由纯粹家族式管理模式迈向了现代企业制度，并逐步走向股权多元化。
第三节 案例分析二：天通股份
国内第一家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浙江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00330）（以下简称天通股份）于2001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天通股份当日以28元开盘，报收于27 。 70元，从而宣告了中国股市新的亿万富翁的诞生。天通股份总股本15 298万股，董事长潘广通、总经理潘建清父子持股总数3 286万股，占总股本的21 。 48%。公司股票上市后，父子俩的身价达到9亿多元。总经理潘建清表示，此次上市改变了上市公司一向由国有股、法人股控股的历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三个月后天通股份递出的第一份年报颇为引人注目。虽然天通股份盘子小，总资产只有3 。 85亿，但2000年却有5 019 。 77万元净利润，大大超过其在招股说明书中对2000年的净利润预测。相比之下，天通股份的业绩着实令人惊奇。下面我们通过对天通股份发展历程的回顾，分析其成功的内在原因。
一、历史回顾
天通股份前身是海宁电子元件厂，成立于1984年11月，在国家无任何投资情况下，由潘氏父子筹资80万元资金创建。鉴于当时的政策环境，海宁电子元件厂归类为乡镇企业报批设立。
1993年，海宁市的皮革行业发展蓬勃，许多人都愿意自己去创办实业，如何留住人才成了企业最大的问题。而天通股份的前身也即海宁电子元件厂创业时的两位骨干，就是这个时候离开的，他们办自己的公司去了。潘氏父子于是开始反思企业制度。
尽管海宁电子元件厂在1991年扩大注册资金的时候，就已经让企业的中层骨干参资进来，但是由于政策所限，没办法融到更多资金。这实际上是潘氏进行公司股权优化的第一次努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融到企业所急需的资金。这也是家族企业之所以要进行股权优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1993年，浙江省出台了《关于乡村集体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的试行意见》，潘广通立即找到郭店镇政府，主动请缨进行股份制改造。同年8月，海宁电子元件厂进行了产权界定：镇集体股430万元，持有人为海宁市郭店镇政府；法人股53 。 75万元，持有人为海宁市郭店镇水利农机管理站；企业集体股591 。 25万元，由海宁市天通电子有限公司集体持有。另外个人出现金110万元入股，由潘广通等304名职工分别持有。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1185万元。海宁市郭店镇政府于是成为第二大股东，持有36 。 29%的股份，而包括潘广通在内的304名职工仅持有9 。 28%的股份。
这次股权变更后，天通股份充分享受了各种优惠政策，如由于拿到了“国家重点扶持高科技企业”的称号，企业所得税直接由33%改为按实际税负15%，并且国产设备经批准可抵扣所得税，对公司净利润的增长有较大影响。
这次所有制改造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实现了员工持股。对于家族企业而言，鼓励员工持股是实现股权优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潘氏父子的天通股份却早就做到了这一点，其战略远见可见一斑。也正是从那时起，天通股份几乎没有错失过一个专业人才，这在家族企业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现在天通股份拥有专业技术人员164人，其中高级职称14人，中级职称15人；拥有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下设新材料研究所、事业部研究室、境外研究机构及市场开发部等。潘建清说，天通股份近20项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重大项目和科研成果，几乎都是自主开发出来的，使天通股份的技术始终站在行业前列。
1997年10月，海宁市计经委、海宁市体改委、海宁市乡企局下发了《关于同意海宁市天通电子有限公司按公司法进行规范的批复》的联合文件，天通股份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首先，天通股份召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根据大会决议，原企业集体股591 。 25万股全部转让给全体职工，并将原有的优先股转为普通股；将原公司个人股东潘广通等10名股东转为自然人股东，其余个人股东经海宁市民政局批准组建为海宁市天通电子有限公司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原郭店镇集体股由郭店镇资产经营公司持有。
规范后的天通股份由海宁市经济发展投资公司、郭店镇资产经营公司、郭店镇水利农机管理站、海宁市天通电子有限公司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以下简称职工劳保协会）等四家法人股股东和潘广通等 10个自然人股东组成，注册资金变更为3 979 。 79万元。值得注意的是，除潘广通外的其余个人股东是通过职工劳保协会的主体形式持股的。
1997年12月，公司部分股东间进行了股权转让，转让价格均按出资金额进行转让，这次转让使自然人的股权超过了法人股，而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到了这个时候，企业的整个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出台的政策对天通股份越来越有利。1998年11月，天通股份顺利进行了增资扩股。同时将33名自然人由原通过职工劳保协会对公司持股，变更为对公司直接持股，职工劳保协会相应减持公司股份。变更后的公司由6家法人和潘广通、潘建清及其他42名自然人股东组成，注册资金变更为5 470 。 80万元。12月23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同意变更设立浙江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天通股份以1998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11 298万元按1∶1的比例折股，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额为11 298万元，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共计11 298万股。
这次股份制改造确立了天通股份自然人控股的股权结构，规范了其公司治理架构，为天通股份的上市打下了坚实的产权基础。从天通股份后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当时如果不改制的话，发展前景远没有目前明朗。天通股份能取得现时这样的业绩，跟它较早就彻底理顺产权关系大有关联。
二、上市发行
1999年2月，天通股份由有限公司变更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时考虑到员工持股会作为股份公司的股东持有股份这种方式缺乏法律依据，就将员工持股会持有的全部股份14 641 268股，转让给李明锁等25名员工，此25名员工以股份公司的股权作为出资并吸收两名自然人的现金出资共同组建成立海宁市天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持股会依法注销，其持有的股份由天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继。
2000年12月26日，天通股份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网发行4 000万股公众股。2001年1月18日正式挂牌上市。
三、述评
我们可以看到，天通股份由潘氏亲属控股。董事长潘广通持有1 688万股；其子潘建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持有1 598万股；其儿媳杜海利任总经办副主任，持有136 。 2065万股；其另一子潘建忠、女潘娟美亦在公司任职，分别持有182 。 8115万股和206 。 1705万股。以上合计持股3 811 。 1885万股，占总股本的24 。 91%。此外，潘氏妻弟杜海仪也持有40 。 0957万股，并任职于公司。除潘氏亲属外，监事张锦康及其女张晓红合计持股275 。 1354万股，财务中心资金管理部副经理张桂宝及其弟张敬民合计持有99 。 5086万股。与王氏控股帝贤B相比，潘氏亲属持股比例倒也并不算高。
从严格意义上说，天通股份并非第一家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只不过此前的私人控股都采用私人注册公司的名目出现，中间隔了层面纱，二者的区别只在于上市技巧不同，后一种更加隐蔽。
天通的成功上市说明，家族企业要做大，必须突破家族控股的桎梏。由家族式独资企业到私人有限公司，再到公众公司，是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而现在相当多的家族企业还只走到第二个阶段。
四、后家族企业
由于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家族企业与传统个体户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连在一起，因此天通股份上市后许多人担心私人控股会导致欺诈行为。但是天通股份的实践证明，由自然人相对控股的上市公司。在规范的资本市场条件下，同样能够发挥股东之间相互制衡的机制，父子同为股东也未必就能操纵股市。
在天通股份的董事会中，曾有董事会成员提议，董事长可以有两票投票权，但是被潘广通否定了。最后董事会9个席位中，除了潘氏父子二人之外，几乎全部都是技术和管理出身。潘氏父子认为，在这个行业竞争对手很多，用人要有战略眼光，逐步培养出一支出色的企业家队伍；他们期望在天通股份上市之后，能够逐步通过股权结构的改变淡化家族色彩，向完全的公众公司转变。这也就是从家族企业时代向后家族企业时代的过渡。
在天通股份内部，潘氏家族的裙带关系并不严重，财务、采购大权从1993年开始就旁落他人手中，其中，主掌财务大权的是毫无亲属关系的张锦康，并非外人想像中的由潘建清之妻杜海利出任，或是由潘广通之女潘娟美担当。杜海利只是总经办副主任，协助潘建清处理日常事务；潘娟美也仅仅是贸易一区深圳片的销售副经理。至于潘广通的小儿子潘建忠，一直在采购部做原材料采购副经理，并非坐在显赫的位子上。市场部、销售部、采购部、财务部这些重要关节，几乎都不是由潘家的人来把守。不但如此，据潘建清透露，除了他和父亲潘广通将继续留在天通股份以外，家族里其他的人都将辞退出公司。
天通上市后的实践说明，家族企业一旦成为上市公司，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于股权分散导致的公众化。中国的私人资本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积累到一定规模，其自身发展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而选择成为上市公司，将对私人资本的良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家族企业逐步向后家族企业时代过渡，逐步实现股权多元化，逐步淡化家族色彩，并最后向公众公司过渡的一条必由之路。
第四节 家族企业的股权优化
正如我们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所提到的，家族式的股权结构和家族式经营比较适合于创业期的企业；但是如果企业要做大做强，必然要突破家族桎梏、在更大范围内整合社会资源。天通股份和新希望的例子显示，发行上市，引入公众股股东，从而优化股权结构，是家族企业发展壮大的成功之路。
一、家族企业股权优化的必要性
对于大多数家族企业而言，一般都存在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主要体现为股权过于集中。从前文介绍的家族企业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家族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后家族企业时代。作为一个家族企业，要想顺利地跨入第二个阶段，实现结构层次的提升，改革股权结构、淡化家族色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必由之路。家族企业实现股权结构优化的必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公司股权不合理地向家族成员集中，会形成家族成员对公司的不合理直接控制。尤其是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所要求的专业技能越来越高，这些都要求公司具有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而这是一个即使十分优秀的家族也难以胜任的，即使可以勉强胜任也不是最优最有效的。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企业主要职务由家族成员担任，经营决策权集中于企业主，企业行为主要以伦理道德规范来替代经济行为规范的制度。在家族企业制度中，家族等级制度，家庭成员间的忠诚、凝聚力和相互信任关系等，虽然有利于降低企业管理的制度成本和道德风险，适应了企业草创时期的需要。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就难以适应企业规模扩大后的经营管理的需要，限制了规模较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改变公司股权向家族成员不合理集中的状况，进行股权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其二，优化公司股权结构，逐步实现公司股权的多元化，是企业体制创新的要求。众所周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按照市场规律，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创建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新体制。《公司法》规定，我国公司主要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大类，不管哪类公司，除极少数例外，都要求优化股权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不实现股东多样化和股权多元化，也就无从建立起规范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企业体制也就无法创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优化公司股权结构，也是家族企业顺利跨入第二个阶段，即后家族企业时代的重要机制保证。很多家族企业难以跨过这道坎，往往是因为对创业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现时已经不再适用的股权结构抱住不放，这也是公众视家族企业为落后和保守的象征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对家族企业的股权进行优化，也是加速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随着民营经济（其中大部分即为家族企业）的发展，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家族企业的发展也格外引人注目。只有民营企业保持了灵活的机制和充分的活力以及可持续发展，才能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实微观基础。而对家族企业进行股权优化，并不是排斥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只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角度，说明实现股权优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性。当然，这样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家族企业的发展也会按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前家族企业时代逐步过渡到后家族企业时代，并最终逐步淡化家族色彩，成为公众公司。对家族企业进行股权优化，既是家族企业一般历史发展趋势的使然，也是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二、家族式一股独大的防范
自天通股份上市以来，随着太太药业、广东榕泰、康美药业和用友软件的相继上市，2001年以家族控股的形式走进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已达到五家，再加上已有的新希望和世贸股份等直接或间接上市的公司，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家族企业已经构成不可忽视的群体。据不完全统计。
从2001年已经上市的五家公司看，这个群体的共同特点就是私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股份比重较高，而所控制的公司业绩较好。无论是否存在庄家炒作新概念的因素，这些公司的股价普遍较高说明投资者的看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这些公司的业绩和持续发展能力。但是，最近市场也在担心家族企业治理结构所潜在的隐患，监管部门也不断地寻求对策，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类上市公司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
1. 家族形式的大股东可能通过套现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从2001年上市的五家家族企业看，持股份额最大的是朱保国家族，在太太药业中控股74 。 18%；其次是广东榕泰，杨启昭家族控股67 。 19%；康美药业，马兴田家族控股66 。 38%；用友软件，王文京个人间接控股55 。 2%；天通股份，潘广通父子控股21 。 48%。从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看，个人或家族对公司具有行使控制权的法律基础，也就有了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可能。
市场对家族企业大股东控制行为的担心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些家族公司一般经营业绩较好，上市后股价持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按照现有的规定，这些参与发起的股票持有人3年后可以在市场上公开转让。如果拥有控制权的家族或个人在3年内对公司进行掠夺性经营，而通过其他手段把公司股价稳定在高位上，那么这些股票持有人就有了巨大的套现机会，由此获得的暴利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当股票的市场价格和公司发起时受让股票的价格差距较大时，持有人套现的动机也就非常强烈。而一旦这种套现行动是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那么中小股东未来的预期收益也就得不到保障。
家族股东这种潜在的套现行为实际上是证券市场上的常事。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为了激励经理人员，采取了股票期权奖励制度，结果在双方商定的一个期限内，经理人员的短视行动出现了：经理人员通过造业绩来刺激市场，使得股价持续保持在高位。表面上看，全部股东的资产都增值了，但其中隐含的风险要到该经理人员的行权期限到期时才暴露出来，一旦这些经理人员兑现了这些股票，其所管理的公司就可能出现后劲缺乏的症状。因此，股票期权奖励制度和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反观我国的家族上市公司，由于家族或个人股票持有期限限定的时间短，套现的机会更大，也就更有可能掏空上市公司。
2. 独立董事制度的脆弱性。
针对已经在上市公司出现的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治理结构改革的办法，要求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许多人认为，这一点对家族企业尤其重要。问题在于，独立董事行使的主要是监督权，而不是决策权，在这一点上国内一些人往往会搞混了。在独立董事制度比较成功的美国，公司并不设监事会，而是在董事会中设立各种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决策和监督，两者的职能因委员会的分离而分离。在我国，《公司法》规定监督权由监事会行使，董事会负责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如果现在要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那么这些董事到底行使哪些职能呢？如果让独立董事承担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务的决策工作，恐怕这些董事会力所不能及；如果让这些董事起到监督的作用，就会和监事会的职权行使相冲突。所以，对大股东的监督并不是董事是否独立的问题，而是监督人能不能行使监督职能的问题。春都状告大股东的案例表明，并不是每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都心甘情愿被大股东摆布的，关键是公司决策者的利益是否和上市公司联系在一起。如果决策者的利益取决于大股东，那么保护中小股东就会成为空谈。从现在的情况看，用友软件等公司聘请的独立董事一般是二或三名，这些人在董事会中能占到1/3左右，如果这些独立董事真正能起作用，中小股东应该能够放心；就怕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一样形同虚设。
独立董事的另一个问题是报酬给付。一般认为，独立董事是一种荣誉职务，从上市公司中拿取的报酬不应该很多。当独立董事的报酬和公司关系不密切时，有什么机制可以制约这些人的行为？从国外的实践看，声誉机制是一种最重要的制约制度。如果一家上市公司出了明显可以纠正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那么有关的董事就会受到公开批评，甚至吃官司。由于担任独立董事的一般都是市场上的重要人士，所以对名誉看得比利益重要，为了面子，也就会兢兢业业地工作。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刚开始推行，市场还未形成公开的评价，再加上信用基础的缺乏，使得这些独立董事受到声誉的约束很弱，在报酬较低的情况下，依靠这些人改进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可能不太现实。
3. 家族企业的规制。
如前所述，家族企业的控股股东可能以损害企业持续发展来套现，而现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并不能真正有效解决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问题。那么我们是否会走入一个政策上的困境呢？事实上，判断家族企业和判断国有企业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国有企业的大股东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其行为的合理与否并不损害国有股股权代理人的权益；家族企业的控制人是真正的所有者，他们在行动时必须考虑自身的利益。如果能有一些制度上的安排，能够把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和保护家族或个人大股东的利益一致起来，那么家族企业的问题就比国有企业好解决得多。
判断一个家族企业有无潜在的套现风险有两个显而易见的标准：一是这类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核心资源，二是这类公司是否开始使用职业经理人。前一个标准主要涉及如果一个家族或个人离开公司，原先开创的事业就不能再延续。核心资源包括创业者一直固守的产品和技术的背后有一个稳定的团队，这个团队构成上市公司业绩的主要基础。比如太太药业，尽管朱保国家族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但他所带领的团队一直以太太口服液等主导产品称雄保健品行业。假如该家族3年以后套现，那么这个团队恐怕很难再继续保持，对于创业者来说，面临的机会成本同样是巨大的。一个企业家辛辛苦苦干了许多年，到头来以现金换取已经成功的事业，这不是真正的企业家。盖茨等微软创始人在最辉煌的时候并没有套现，说明并不是每一个个人或家族股东都是短视的。因此，控股的家族或个人面临的机会成本越大，套现的动机就越弱。从这个角度讲，高科技企业的创业者的套现动机应该较小，比如王文京对用友的间接控股对于用友软件自身的特点和行业来说并不构成多大的风险。
己的事业，即使大股东想耗尽上市公司的现有资源，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抵制；即使抵制无效，内部管理层的矛盾也会传到市场上，并从股价中反映出来，最后导致大股东套现无门。从现有已上市的家族企业看，职业经理人开始被使用，虽然还不是太广泛。如果上市公司上市后两年，随着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职业经理人的使用没有相应地增加，那么这种公司就存在较大风险。
除了根据上述两个标准对家族企业作初步判断外，中小股东还要及时关注公司状况，在公司出问题的时候，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对董事提出公开指责和诉讼。过去上市公司出现的许多问题和中小股东自身的消极行为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是否参加股东大会表决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对决策者形成直接的制约，比如现在很少看到对董事尽责问题的点名批评，法律诉讼就更少了。如果仅仅泛泛批评，董事们就不会在意自己背后的责任；当公司出现问题后，除了明显的客观事实外，或多或少董事们都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中小股东有权对其质疑，并表示不信任。如果中小股东长期沉默，无疑是对那些不尽责董事的纵容。在处理国有企业的大股东行为时，可能面临政府的干预导致诉讼不利问题，但对民营企业就好得多，至少来自政府的麻烦会少很多。所以，对家族企业的制约更多地还是要利用法律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