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普遍认识的发展，第一次在历史上使父权体系不能自圆其说。但那是偶然、短暂的。那种文化交叉，全球性的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无法再被否认或辩护。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撕开了所有权力关系核心中的关系，一种贪婪、暴力、占有、恐惧、有意识的渴望、无意识的敌对、多愁善感和理性化的混乱：社会和政治体系下的性别构造。第一次，我们站在父性王国的角度和标准审视自己。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体系，它所记录的文明还未曾被主动挑战过，它是如此普遍，就像是一部自然法典。
父权制代表的是父亲们的权力。男人或靠强势直接地压迫女性，或者他们决定了仪式、传统、法律和语言、习俗、礼节、教育，以及对劳动的分工，对女人应该扮演的角色、不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在哪里女人必须完全听从男人，通过这些来压迫女性。那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有权力的女人，或是所有女人在被授予的文化中就没有某种力量。譬如在母系的克劳族人里，在仪式和节日中，女人担当了主要的受尊敬角色，但是禁止她们在月经期间进行社交和宗教活动。当男人和女人同样地经历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时，它便显示出由于性别所带来的巨大不同。“戴面罩男人的地区，像在北非的图阿雷格人中间，地势的偏僻提高了个体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在戴面纱的妇女那里却很难起到作用。”“底线已经被画出来了。”尽管在每个文化中不同，它还是被画出来了。
父权制并没有让父亲的权力在儿子身上直接延续，尽管这一权力关系曾经毫无疑问，比如在封建社会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德国精神分析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尔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研究了在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和劳动分化的推动下，父子关系的减弱：由于“工作”扩展到家以外，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且让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丧失了他原有的“实”权。甚至，正如米切尔利希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社会中，父权结构的组成部分和神秘主义观点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了成为社会组织的自然法则，它制定了父与子、神与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全能与无能的关系”。这种全能与无能的关系存在于所有男人与女人之间，并且教育、社会机构和我们自己的“神秘主义观点”仍然受着家长式统治形象印迹的影响。
父亲们的权力很难被掌握，因为它无孔不入，甚至我们试着用来解释它的语言也受了它的影响。它既分散又集中，既抽象又具体。它是普遍的，但在各地的变化又使它的普遍性含糊了。在父权制下，我可能戴着面纱生活，或是去开卡车；我可能在以色列的合作农场抚养我的孩子，或是背着我的孩子去参加反对堕胎法的示威运动；我可能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在中国的农村公社工作，或是生活在新西兰的一个女同性恋社区；我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世袭的或民选的领袖，或为一个百万富翁的老婆洗内衣；我可能大清早在柏柏尔的一个乡村土房子里给我的丈夫做咖啡，或是参加大学生游行。无论我的地位或情况是什么，经济收入是多少，我的性取向怎样，我都生活在父亲们的权力之下，并且我得到的众多特权或势力都是父权制允许下的，我必须为得到男人的许可而付出代价。这种权力超出了所有的法律和习俗。用社会学家布丽奇特·贝格尔（Brigitte Berger）的话来说：“直到现在，对社会和文化的诠释在根本上仍受男性智力和精神的支配——不管这一诠释是来自男人还是女人……基础的男性设想塑造了我们整个道德和文明史。”
母系社会或是家族关系的追溯和财产的继承随女方家族，或是与女方家族同住的社会，或是丈夫搬到妻子娘家的房子或村子里，它们作为我们熟悉的西方父权家庭式样的变种存在。在父系的、女人居住在男方家的社会里，一个没有父姓的孩子是“非法的”。但是那些变更仅仅代表男性实现地位和财富的不同渠道。他们可能会授予女人更多的地位和尊严或是减少一夫多妻的可能性，但他们是不会与之和“母权制”混淆的。像安格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说的那样，一个家族里的黑人妇女领导者也是不可能被称做“女家长”的，因为在更广阔的社会中，她是没有权力的，是被压迫的。
在母系血统的族群里，女人要负责照看孩子，而且每个孩子都由一个特定女人来负主要的责任，甚至当其他的女人照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也是如此。成年男人对妇女和儿童有他的权力。而且与异族血统的通婚（与母系家族以外的人结婚）是必要的。大卫·希奈德尔（David Schneider）很清楚地阐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女人和儿童在男人的权威之下，“也许除了这个社会中，极少数女人特殊的限定的情况。非母系族群里的最高权威地位将……很平常地被男性占领”。
对处在父系秩序上的母系的女人来说，优势其实是很微弱的。一个母亲和她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由于父方血统家族竭力把孩子和母方家族拉开而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在孩子是男孩的情况。“父亲与孩子的经济合作与财产转移”对母亲情感和精神权威的削弱有强制性的作用。反过来在父系社会却不是这样，因为母亲无论她与她的孩子有多强大的情感纽带，并没有力量超越那种可能挑战父权（血统与继承随父方）的关系。
“母权制”、“母权”和“母系社会”或者“母系制度”阶段趋于不稳定，常常是交替变化的。罗伯特·布里福（Robert Briffault）历经千辛万苦去证明原始社会的母权制并不简单的是父权制中权力性别的不同。他研究了“女性统治制度”阶段，在那种制度下，女人掌握经济控制财产。他指出在任何社会的母权元素都有一个功能起源——即怀孕、生育、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母性功能。因为这些功能，在早期社会带来了很多活动力和权力，如今它们已转移到在家庭外的男人的领域。布里福的母权社会是指女性创造力量的普遍和女人拥有根本权威，而不是女人建立和维持对男人的支配与控制，就像在父权制中，男人对女人的那样。
根据布里福的观点，母权社会的女性权力可能存在一种自然的赞许，因为她与那个社会有实际和神秘的必要联系。因此他把母权制看做是自然的原则：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发明创造的整合，进入了以母亲和她孩子们为中心的生活，女人可能介入多种创造和生产角色。以布里福的观点，父权制发展于男人反抗这一自然发展的秩序。他们开始掌控经济和取代以前被认为是女人领地的神秘力量。“女统治者社会”，像父权制一样，意味着一种控制武力或经济的力量，并且只有当私有制和一个团体较另一个团体具有经济优势的时候，它才能存在。
父权制的核心是独立的家庭单位，它们由财产和让自己的财产被子孙们继承的欲望组建起来。西蒙·波夫瓦（Simone de Beauvoir）把这种野心和意识深处对永恒的渴望联系起来。她说：“财产拥有者把他的存在传递和转移到其财产上，对此他比对他的生命更在乎。它溢出了他短暂凡人寿命的限制，继续存在，超越了肉身的消逝——永恒灵魂的俗世与物质的混合。但是这种救赎只有在当财产仍在拥有者的手里时才生效。只有当它属于他的个体，并能从中预计自己时，它才能超越他的死亡。”人类意识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到来——男人发现正是他自己，而不是月亮或春雨或死魂让女人怀孕，那个她孕育出生命的孩子是他的孩子。这个孩子能从神秘和现实的角度都帮他到达永恒，因为在他死后，这孩子会用祈祷和祭品来取悦众神，会从他那里继承财产。在这性别占有和财富控制的十字路口，超越死亡的渴望，使我们已知的情况得以发展：父权家庭存在的日子和它那神化了的阳具，它那由性别产生的劳动分化，它那情感的、肉体的和物质的占有，它那白头偕老的一夫一妻理想（和它所支持的妻子对丈夫通奸行为的惩罚），非婚生孩子的“非法性”，女人在经济上对男人的依赖，妻子在家的无偿服务，女人和儿童对男性权威的顺从，异性角色的印记和延续。
父权价值观全面或部分地流行起来，无论是正统派犹太教家庭里的在外面挣钱以供丈夫学习教律的妻子，还是欧洲与东方那些都是专业人士的有钱阶层夫妻，他们雇佣人来做家务，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甚至在女人是名义上的“家庭领导”的地方，父权制也同样盛行。因为正如她扮演的同等身份的养家者或所谓的她自己家庭的母权，每个母亲不得不让她的孩子在他们出生后的一些年里去接受父权的教育体系、法律、宗教、性典。实际上她期望使他们准备好进入一个没有反叛和“失调”的体系，而且让它一直保持到他们自己的成年生活。父权制依赖于母亲受到的传统观念影响，即使是在最初母子关系似乎最独立最私密的几年里，也给未来的成年人输送父权价值的观念，而且惯例和传统从某一点来说，也告诫母亲应该停止让孩子——尤其是男孩——按照她的轨道来培养。很显然，母亲的形象是在原本的基础上被母性传统夸大了，而且它被转变为唤醒男性力量的一种动力。
对于那些形象和它们所包含的所有一系列的人类关系，仍有许多没有被人提到。女人既是母亲又是女儿，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很少。而且我们得知的大多数母性的文学和视觉形象，都是通过了一个集体或个人的男性意识的过滤。一旦女人知道一个孩子正在她的体内生长，人们便向她灌输她新生活的理念、理想，不停地向她描述新生活的楷模。她被这些力量所压倒。这些舆论力量几乎都不是来自于其他女人（尽管其他女人可能传播它们），不过自从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并且是个潜在的母亲的时候，它们就一直围绕着她。我们需要知道在所有我们的猜想和思索中，应该用什么来让我们理解历史上为什么有如此残酷的观点存在，到底是什么让母亲们自己去扶持父亲们的力量。
二
就像女性主义哲学家玛丽·戴利（Mary Daly）注意到的那样，女人们开始问一些问题，尽管父权的思维方法认为那不是问题。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把男人归为认知者，而女人和自然都是他们知识的内容，男人朝着某种智慧的趋势发展，但他们仍然有蒙蔽我们想象力的能力。任何不同于那种文化标准的东西都会被当成消极的事物清除：那里“合理性”是建立在清醒的合法的方式之上。“真实的想法”，任何的不同，直觉的、超知觉的或诗意的认知被贴上了“不合理的”的标签。如果我们仔细倾听“不合理的”所集中的含义时，我们听到的弦外之音是“歇斯底里症”（那种病症曾被认为在子宫里就开始产生）、“疯狂”（凡是不具备“理性的男人”所赞同的思考方式的人）、随意和混乱的无序。因此没有必要试图发现一种与技术理由无关的次序或语言或形式。而且，“合理性”的内容是去清除所有它拒绝与之合作的对立内容，所以它认为自身是将不合理的因素都过滤掉，而不是去寻求对它自身超现实和非线性因素的认定和理解。这一错误也许比我们所理解的更加让父权思想残缺不全——尤其是科学的和哲学的思想。
也许“内在”可以更清楚与“外在”分离。在弗洛伊德的《否定》中你能找到对这一看法的简明阐述：
用最原始的语言表达，也就是本能的口头表达冲动，改变是这样的：“我想吃那个，或者我想把它吐出来”，或更进一步“我想让这个进入我里面而让那个呆在我外面”。那就是说，它或者在我的里面，或者在我的外面……（关键是原始的愉快的自我）什么是坏的？什么不同于自我？什么是外部的开端？
作为一个在女性身体里待过的人，这样的叙述让我一怔。对我来说，自我的边界比“里面”和“外面”这两个词的含义更让人费解。我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一座只让密探进入而把其他人排除在外的围城。问题要多样化和复杂得多。一个女人或许被强奸——阳具强迫进入她的私处，或被迫把阳具放进嘴里，在这种情况下，她必然有了对外部入侵者的体验。或者在和恋人做爱时，她自己把阳具放在手中或让它进入自己的私处。在做爱时，并不只是“性交”那么简单，常常会有一种很强的相互渗透，体肤融化之感。把一个人身体和精神的渴望传递给另一个人，模糊了身体与身体的界线。从其他女人那里确认高潮，就像那是自己的高潮一样，这是最强烈的个人体验之一。在那一刻，我已没有“里”和“外”之分。即使是通过自我爱抚，阴蒂或多或少也不会向阴道，以至子宫传递那么多能感觉或触摸到的颤动。
但是我怀孕期间，并没有经历弗洛伊德所说的强烈的内在感应时期。但是某些我和我的内在的东西却每时每天都在分离，按它自己的方式脱离我成为它自己。怀孕早期，胎儿的活动犹如幽灵萦绕在我的身体里，后来又犹如被囚禁在我里面的一些运动。但是这两种感觉都是我的感觉而已，都归于我自己身体和精神空间的意识。
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女人会觉得自己身体里的孩子是一个外来的异体（在奈尔斯·牛顿的专著《母性情感》中，她例举了对怀孕期间呕吐的研究，指出和呕吐有关的并不是因为对怀孕本身的厌恶，而是频繁的没有欲望的性交和缺乏性高潮的情况）。然而即使是被强奸的妇女，似乎吸收了产生于暴力的那个人类种子，不过她把它看成是诞生于自己身体里的，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入侵的。胎儿当然两者皆是。无论卵子是否与精子相遇，我们都在排卵。我怀了九个月的孩子并不会被说成像我或不像我。女人远非处在单纯的“内部空间”模式，无论是强大或柔弱的女人都生存与“内”和“外”之中，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两者是相连的，而不是孤立的。
对二元论的否定，对我们大多数智能训练中积极与消极元素的否定随之而来，并成为女性主义思想的一股暗流。对它们的否定，让我们对再次确定了数世纪以来被否定的群体：并不仅仅是女人，还有“低层的人”、“柔弱的人”、“非白人”、“没有文化的人”和“隐姓埋名的人”。我们迫使面对两个根本的问题：强势和弱势。
权力既是父权制下的一个关键词汇，也是一种根本的关系。通过对女人的控制，男人把财产和他的孩子视为己有。通过对孩子的控制，他确保了在他死后他财产的延续和灵魂的升华。因此看出来，一直以来男人的身份和个性都依赖于权力，以某种特定的意义依赖于它：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开始于女人和她的孩子。人类的所有权与日俱增：历经奴隶制、农奴制和封建制，从老式或指定的婚姻到有嫁妆的契约婚姻，再到后来“为了爱情”的婚姻，但仍免不了妻子在经济上的依赖性。有权力的一方（几乎都是男性）为无权力的一方做着决定：健康人为病人，中年人为老人，“神智正常的人”为“疯子”，受过教育的人为文盲，有势力的人为势力之外的人。
尽管男人也许最初是从作为母亲的女人那里获得的权力，但第一性奴役期间，这种权力在我们的社会中扩散开来。每个被征服的人都被其征服者定义为软弱的、阴柔的、无法自治的、无知的、落后的、衰微的、没有理性的、需要开化的。另一方面，这些被征服者可以被认为是神秘的、自然的，并与世界——人类之母造出的万物——紧密相连。但是说那些被征服者被这样理解，并不意味着他们被真正理解。
占有他人之上的权力意味着，这种权力被允许通过某种捷径来穿过复杂的人性。他并不需要直觉地进入弱者的内心，或是去倾听他们用很多语言说出的话，包括沉默这种语言。强权主义靠这种捷径存在——若不为什么如此少的人拥有如此多，而他们能理解的东西却如此少呢？
许多作品都写到了这一情况对弱者心灵的影响，它们都适于女人，尽管那些作者是男性和男性至上主义者。没有权力会导致厌倦、自我否定、内疚和消沉。它也能产生出某种精神上的敏锐，一种精明、警觉和对压迫者的熟练观察——“洞察力”发展成为一种求生的工具。由于拥有权力的人总能依赖于权威之捷径或者强行实现他的愿望，他没有对这种洞察力的明显需求。而且，实际上，对他来说，过深地探究弱者的内心是危险的。南方白人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年头里干得很好，让“我们的黑人”真的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类似地，当男性心理分析家和哲学家们编织着关于女性的那些臆想和未经确认的理论时，一个满足的丈夫将会宣称他的妻子是一个“被解放的女人”。拥有权力的人似乎在关键时刻总能很好地压制或否认其他人的现实状况。对于别人的内在，以及自我的起点，权力似乎是要产生一种自愿的无知、道德的愚笨。而这些特征被各式各样地描述为“超然”、“客观”、“全面”，好像对另一个生命的认识就会打开恐慌和歇斯底里的闸门。福斯特（E.M.Forster）在他的小说《霍华德庄园》（1910）中，为企业家威尔科克斯先生和他的儿子性格赋予了这种特征。这两人的个性都是斤斤计较和危险的：
对他妻子来说，他身上有一种特质是她永远也无法适应的，尽管她多次提醒自己这一点：他的迟钝。他就是对事情漠不关心，没有什么别的能说的……他从来听不出隐晦谈话中的暗示和手势，从来不关心那些精辟的、反驳的无穷无尽的观点……她就此责怪他。他感到很困惑，但报之一笑回答：“我的格言是专注。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浪费在那种事情上。”“那不是在浪费精力。”她反驳道，“它让你更强大。”他回答道：“你是一个聪明的小女人，但我的格言是专注。”
威尔科克斯先生作为富有的男性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是强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已经停止了城市的扩张，形成了投机性资本主义和特殊的抽象的阶级关系。这本小说里的阶级压迫，与男性对女人的鄙视和不齿是分不开的，威尔科克斯和他的儿子就提供了无数例子。作为一家之主和家庭道德准则的独裁者他也是强大的。他以保护第一任妻子在这个家庭中的财产的名义，竟然隐瞒了她临终时的遗书。他的儿子也是以保护家庭荣誉和财产的名义犯下过失杀人罪。谎言和压迫，但最重要的是一种强大的没有公开声明的人类个性造就了威尔科克斯的世界。玛格丽特成为威尔科克斯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她和妹妹海伦正确地看出这些男人的空洞和隐藏在他们内心的“混乱与虚无”。其实这种男性力量是来自一个意识形态：植根于传统甚至宗教的一个思想框架。
一神论断定神永恒的性质是他（原文如此）的万能：他能把巴比伦和尼尼微夷为平地，为埃及带来火和瘟疫，分开海洋。但他最具毁灭性的力量是在人们头脑中的信念，这种信念让他们出于恐惧，出于惩罚而服从他，而去反对其他（通常是女性）的神，因为他们坚信在任何竞赛中他都将是胜利者。他称自己为“圣父”，但我们肯定记得一位父亲就是一个拥有和控制一个女性（或者多于一个）和她下一代的男性。我们并不是从上帝从圣父那里得到父系权力的信念，而是在让父权控制家庭的争斗中创造了上帝圣父。他的话语即为法令，对他力量的信念变得比任何证实了的信念更重要。它被内在化为“良心”、“传统”、“内心的道德观念”。
对力量的信念就这样成了信念的力量，它渗透于所有其他的力量观念。在东方和西方，性爱都被看做是凌驾于某人之上的力量，或是拜倒在某人的力量之下。阿拉伯传统说坠入爱河就是屈从于巫术的力量。西方的恋人犹如“被施了魔法”或“被迷住”，即：毫无力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责任，对另一个人作为人的正确了解不再必要。父权制力量的语言是建立在一种分化上：一个拥有权力的人，而其他人必须毫无权力。
因此，当女人开始宣扬人道主义时，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权力的意义。从毫无权力中起步，我们将驶向何方？大多数女人从父权压迫和控制别人的意识里，所感受到她们自己的力量是母性。即使是这一力量，像我们即将看到的，已经被男性所扭曲和操纵。
旧式的母性充满了超自然的力量，这已被像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和埃里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这样的作家在作品中探讨过了。然而无助的孩子处处授予母亲某种狭隘的力量，一种她不一定渴望的力量，但同时也是一种对她在其他所有地方毫无力量的补偿。母亲的力量，首先是给予或拒绝给予营养和温暖，给予或拒绝给予生存本身。再没有别的地方女人能拥有超越生与死的如此直白的力量（除了一些极其少见的特殊例子，比如一个凯萨琳·德·麦迪奇那样的完全统治者，或一个集中营的女看守）。不管怎样，当孩子接受对世界最初印象的那一时刻，她的生命一定会离孩子的生命最近。用波伏瓦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母亲的女人让人害怕，在怀孕时她必须被美化，被奴役。”对母性力量的信念被驯化了。在被美化、被奴役的女人，子宫——这一权力的最终源泉——被历史性地扭转来针对我们，而它自身成为了无权力的源泉。
三
在母亲对孩子——往往受到男性干扰——的短暂权力之外，女人经历了“迫于权力”的两种形式，两者都是负面的。第一种是男人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并伴随着同其他男人争夺权力的血腥斗争，无论在身体、经济或制度上。他们为人际关系和情感价值所作的绝对牺牲是为了占得支配地位。像其他被支配的人一样，我们不得不学会去操控和引诱，或抢夺男人的意愿并使之成为我们的，男人有时会把这些塑造为我们身上的“力量”。为了得到恩惠或为了苟活，孩子或情妇用“力量”哄骗别人，依赖者依靠“力量”隐瞒她的感情，甚至对自己也隐瞒。没有什么比这些“力量”更强大的了。
使女人拥有“权力”的可能性被多愁善感和神秘主义历史性地模糊了。19世纪30年代，克里姆克姐妹开始为反奴隶制度社会发表言论，她们与禁止妇女出现在公共讲台的传统决裂。这时，一封来自公理会的指导信这样反对她们：
《新约》很清楚地阐明了女人的恰当责任和影响。除了强大力量的来源，那些责任和影响应该是不突出和隐晦的。当顺从、依赖和温柔作用于男人严厉的思想，也从上千种方式影响到社会。女人的权力是她的依赖性，上帝为了保护她所赋予她的柔弱。但是当她像一个社会改革者一样夺取了男人的地盘和腔调……她放弃了上帝为了保护她所赋予她的权力，而且她的个性变得不自然……
奥莉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在她的小说《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中似乎对这样的情绪做出了回答。她的女英雄利达尔在她朋友沃尔多说了“一些女人也拥有权力”后回答道：
“权力！你听说过有人问男人，其他的灵魂是否应该有权力吗？他们生来便有权力。你可以围起喷泉让它变成不能流动的沼泽，或者你可以让它自由喷发，但你不能说它是否应该在那儿。它就在那儿。而且它将行动，如果不是开放善，便是隐藏恶，但是它会行动……权力！”她用她的小手猛击扶手突然说道：“是的，我们是有权力，而且即使我们没有把它表达到开凿山川，治愈疾病，制定法律，金钱和任何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把它表达到你身上。你是我们的货物、我们的商品、我们实验的材料……我们不能研究法律、科学和艺术，所以我们研究你。在你的男人的本性里根本就没有勇气和品质，不过我们知道这一点……”
有那一刻，在这一段里，奥莉芙·施赖纳清扫出权力的一点不同定义，但仅仅就是那么一刻。她的利达尔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女人，渴望受到教育和把精力倾注到“无关之事”。如果除了“女人的恰当责任和影响”外，不能发泄那个精力，她便把它看成是对自己的潜在诽谤。数世纪以来，女人都魔化了她们积极和有创造力的冲动。但是男人魔化和惩罚这些冲动的时候并不比女人少。安娜·霍金森（AnnaHutchinson）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除了男人行使于我们之上的权力，以及我们对自己内心一些被否定被拒绝的事情的察觉，在表达男性创造意识的基本话语中，女人也感到了男人的权力。从一段变化的音乐或一个建筑物空间上的和谐或一个智能结构的组合与力量中，我们感到了那种权力。就像一个充满能量的自我，与我们的自我有所不同，它被许可开放自我，面向世界。如果我们经历了男人争夺权力的残酷战争的恐惧，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常常直接地感受到这一恐惧，那么我们也就了解了其他的权力。不是我们自己，是这些权力在我们面前设置了衡量人类渴望的尺度，而且我们经常渴望与那种权力结盟（在一本我那代的高中年鉴中，最有智慧的学生之一这样写道她的抱负：嫁给一个优秀的男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为直接分享权力走得最远的就是与男性权力有所联系。那权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和渺小，意味着我们活得无助而脆弱。大多数女人对权力的看法是与男性或与对力量的利用分不开的，常常两者都是。
但更直觉更无意识地，我们经历了男人对我们权力的想象，这些想象植根于他们的幼年时代，可以追溯到历史的某一神秘区域。不管它们起源何处，对大多数女人来说，由于男性幻想转弯抹角地呈现，所以没法看清真正的景象。数世纪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对女人表露力量的憎恨。对非常独立的女性的定义是：天性奇怪、没有性别、性冷淡、男性化、变态、危险。我们看到对母亲似的女性犹如“受控制”一样的恐惧，和对有依赖性的、易受影响的“女子气的”女人的偏爱。渐渐地，一些弗洛伊德追随者的作品中也反映了男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的恐惧和仇恨，但这却是女人拒绝察觉的。就像卡伦·霍尼（KarenHorney）说的：
有一点并不真的明显（我们惊奇地问自己），当一个人考虑这一明显的事实中的诸多元素时，为什么很少意识和注意到男人对女人的秘密惧怕？更明显的是长期以来女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忽视……
她指出女性忽视这种男性恐惧的原因是“焦虑和被削弱的自尊”。焦虑当然是有的。这种焦虑是当她认识到无论她多么希望让自己快乐和无所畏惧，尽管她觉得女人这一抽象概念与她无关，但她仍无法避免一些作为女人的恐惧。自从男人对女人行使政治和社会的巨大权力，便很难让人意识到你的同伴或员工也许也会惧怕你。如果一个女人希望找到一个兄弟、一个爱人、一个平等的人，而不是主人，她怎么去解决这一畏惧呢？如果把她性别里固有的力量带给她的亲密伙伴，那力量将被看做是敌意的、毁灭性的、控制性的和一种中伤，正是对这种力量的观点毒害了她。我们应该回到对女人的惧怕这一点上来，现在我们必须重复女人对力量的主要体验至今都是被加倍否定的。我们经历了男人对我们压迫的力量，我们经历了由于我们自己的活力和独立给男人带来的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即使当我们做出被动的“女性的”举止时，我们也意识到男性对我们潜在的毁灭性的想象。
人们重新对巴赫欧芬、罗伯特·布里福、约瑟夫·坎贝尔、罗伯特·格雷夫斯、海伦·汀勒（Helen Diner）和简·哈瑞森（Jane Harrison）的著作产生了兴趣，戴维斯（E.G.Davis）的《第一性》回答了很多问题。女权主义理论论文开始涌现，如简·阿伯特（Jane Alpert）的《母权》。它们都试图证明父权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退化，若是女人行使权力，她们将采用完全不同于男人的方式：非压迫性的、非暴力的、非毁灭性的。一个“关于母权制的争论”直接从这一探索中产生，并且这一争论成了反抗“生物学”的催化剂，对女性主义思想早期舞台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
海伦·汀勒（20世纪20年代晚期在德国初次发表作品）和伊丽莎白·古尔德·戴维斯（写作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是两位博览群书的女性理论家。为了讨论女人的生理构造是她先于父权的最初力量来源，自然的循环和过程创造了她生活本身的源泉，并且她比男人更好地与两者结合，两人都吸纳了一些早期作家的观点，尤其吸纳了巴赫欧芬和罗伯特·布里福的观点。所有的那些作家都构想出一个以女人为中心的史前文明。女人既是母亲又是家族首领，并且是早期神话主角，如伟大的女神提阿玛特、瑞亚、艾西斯、伊斯达、阿斯塔蒂、得墨忒尔、狄安娜，她们也有另外的称呼：生命的永恒给予者，包括死亡在内的自然次序的象征。
对汀勒和戴维斯来说，女人作为母亲很自然地形成了母系社会：由女性管理和对女性强烈崇拜的社会。其他的一些作家，包括西蒙·波夫瓦和舒拉米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她们否认了“母权的”或“母系的”次序曾存在。她们把女性母性构造直接和确切地看做是我们被压迫的根源。无论什么样的结论，母性的概念与力量的概念之间都存在着无法逃脱的联系。
以社会学家菲力普·斯莱特为例，他看到希腊由早期的母权文化转化到后来的父权制的真实证据，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太敢去假设在其他文化中权力由母权向父权的转化，因为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原始母系制度在遗传学上的体验是普遍的，并且可能为这一传统提供很多源泉”。换句话说，（这也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在最初的婴儿期，每个女人和男人都曾生活在母亲的力量之下，就这一事实可以解释那些反复出现的关于一个典型的具有权力的女人或一个由女人统治的黄金社会的梦境、传说和神话。即使这样一个年代，就算不是黄金年代，曾存在于某个地方；即使我们拿出所有最早期的记忆痕迹；即使我们渴望与一个女性身体过去的个体联系，这个身体大于我们自身，强于我们自身；即使我们渴望女性的温暖、哺育和温柔，整个社会仍缺少关于女性力量中固有的可能性的新概念；而且即使在私人的范围，女人的行动也受到了可怕的限制。
四
父权制的历史已经被记载——我不是指男人的历史，而是出现兴起的一个观念的历史，这一观念具有自己独特表达形式并且被证明是自我毁灭性的。达到如今的状态，近代历史经历了四五次运动。其中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性解放运动，它被简单地认为与妇女解放是一致的。一些人认为“避孕药”能把女人从怀孕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摆脱双重的道德标准，并且能让我们在性方面与男人平等。由于很多原因，它证明了一个神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自己的性欲，而是我们被希望按照男人对女性性欲的观念来行动，就像任何严守两性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妻子，尽管这些观念自身改变了。而且“避孕药”本身是一种机械的父权的装置，最近还被证明有可怕的副作用。但是性观念的解放，婚前和婚外性行为的增长，离婚率的上升，对同居家庭的认可，的确带来了对父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种种矛盾的新认识。
这些运动与生态变化和人口的零增长也不无关系。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对女人任何关注引起的，而是由于科技社会的浪费带来的压力、不合理的分配，以及对这个星球能源的垄断。这些问题与饥荒问题和人口过多问题同样重要。在以科技为主的社会里，从生态学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出现了一些新的价值考验，并不只是社会中反复无常的浪费与目光短浅的暴利，而且还有越来越多价值观的消失，比如对生命的亲密和保护，对多样化与差异化以及自然进程的尊重。从某种程度上，这一分析可能被看成是对父权制之前的价值观的再主张。尽管如此，这些运动实现了其他的目标，降低了出生率。如果它们起了作用，也可以假定它们打算通过宣传唤起那些希望在生理上成为母亲的女人的内疚。
再者，女人控制自己的身体从未在这些运动中被看成主要问题。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一次全球国际人口大会，一位英国的女权主义者记录道：
尽管人们有口无心地说夫妻和家庭（从不是女人）应有权力决定他们孩子的出生数量和间隔时间，但这一权利从未被视为比经济的需求更重要。对发达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过去50年历史的简单回顾，便能证实人们总是期望女人调节她们的生育使之符合劳动力或战争炮灰的需求，从未调整经济使之迎合增加或减少的出生率。
相形之下，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宣称计划生育和流产是“种族大屠杀”，如果黑人妇女不生育孩子来继续黑人的生存斗争，那么她们应该感到羞耻。越来越多的黑人妇女拒绝接受这一夸张的说法，并且批评道：“在争斗的边缘，一种对年轻女孩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可怜思想在我们的国家和文化中蔓延。这一思想让每位姐妹都放弃给她带来决定性力量的避孕药，这种力量是我们中很多人所能知道的全部力量。”（这些句子当然是写在公众知道避孕药可怕的副作用之前。）简尼斯·莫瑞斯，一位母亲和社团组织者说道：“黑人妇女已经知道考虑在怀孕期间和孩子出生后，怎样才对孩子最好，而且常常是她们不得不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老实说，当姐妹们告诉她们的兄弟‘我不打算要这个孩子’的时候，那只是她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
这些运动中，不管是否反对生育限制，没有一个是设身处地为女人着想，而都是用来对女人发号施令的，就像父权制总是发号施令一样。并且不管是在何种环境下去“生产”孩子，情况也如此。就像社会学家杰西·贝纳德总结的：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母亲的身份问题才在我们国家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就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它并不是清楚明了地出现的，而是在控制生态的大企业，环境保护和“福利混乱”中模模糊糊地产生的。它带来了一股“降低出生率”的风潮。引出的问题是怎样阻止女人生育太多婴儿。生态学家用上百万人由于缺少空气而窒息的景象吓唬我们，恶意的革新者用妇女——尤其是用生育来继续福利的黑人妇女的形象吓唬我们。第一阶层的团体总是把矛头指向中产阶级妇女，而第二阶层把矛头指向靠福利救济生活的妇女。
这一历史模式的另一部分是科技。在实验室里进行着遗传学革命，这场革命已经开发出精子库和人工授精，而现在进行的有：克隆实验，通过控制生长重组某些被挑选的物种，以及从一个单独的母体上得到的细胞来创造一系列完全相同的下一代。舒拉米思·费尔斯通，一个主张用人工母性代替生物学母性的激进分子看到：如果我们预想选择由父权制控制人类的类型、性别和能力，那些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吓我们一大跳。另一方面，如果生物学上的母性成为真正的选择（有别于完全用法令强制规定或给予），那么视女人为子宫和“生物学上的宿命”的这些观念会变得难以维持。同样那些从一开始便支撑着父权制的观念也会如此。
五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分散的男作家，比如迪尼斯·德·荣格蒙特和埃里希·诺伊曼，开始意识到从野蛮和自我毁灭中建立的文明社会对诺伊曼所说的“女性化”的拒绝。他们要求重新树立“女性原则”在卡尔·史登（Karl Stern）的《来自女人的斗争》中，一个变成天主教徒的犹太精神分析家，把由笛卡儿开始的科学型知识看成是对“女性”型知识的拒绝，“女性”型知识是和直觉、灵性和诗歌联系起来的。他宣称“安卓珍尼的迷……显露在历史性的危机中”。更多的现代作家，从哲学家到诗人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都主张回归“女性化”（马尔库塞称之为男人的女权运动）。这是物种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舞台像“雌雄同体”一样，这一“女性原则”，对他们来说仍很难懂，很抽象。它与他们日益增长的对女人的希望与意识还是有些许联系。实际上，马尔库塞和勃莱也许可以同比圣西门和雪莱。后者同样在理论上坚持女性化的重要性，并显露出他们对父权的狭隘主义的不屑一顾。
菲力普·斯莱特把女人看成是社会中无足轻重的成员，因此“冲动地在一个更好的处境解放（它）”——不管这指什么，反正他不太相信女人确实会起来反抗父权的价值观念的可能性。在他对“专横父亲的概念”的探讨中，他勉强得出了一个结论：就像他所记录的，在美国人的下意识里，真实具体的父亲被抽象的权力、想象的父亲概念或科技本身取代了——他暗示父权制正是对他正在描述的体系的真实名称。这对人类的存在是很危险的。
那些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提到“回归女性化”会牵涉到的真正痛苦和恐惧，以及来自男人方面的猛烈抵制。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没有再找到像费尔斯通、米利特、戴利作品中那样对父权的本性与程度的强有力的分析。但它们向我们证实了一种意识：在一些少有公开的层面上，父权制对它女儿的贬低和压迫，也使得它的儿子感到失望。
这样的一种意识——虽然没怎么被察觉——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中闪现了出来，尽管强大的性别歧视主义表面上也反对种族暴力和越南战争。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人和由于他们的决定坐牢或被流放的人，显示出对权力主义、军事主义、民族主义和“做个男子汉”的父权固定模式的厌恶（中性衣着、男人打扮自己、温顺的举动和长发，这些“反主流文化运动”作风只是表面的标志。另外在我们的时代里，应该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更多地描绘在各色衣着下掩盖的男性特权和权威）。这场和平运动表现出暴力、高科技和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的性别歧视（“小妞们总对说不的男人说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学生通常表现为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父亲的反抗，“表现出”他们具有恋母情节的愤怒。实际上“反主流文化运动”（其中的大多数东西被吸收进大杂烩的文化）曾在一时无意识地批评了构成父权制的被权威渗透的角色或武力。人们曾一时反对权威的教育，头一次教师们被要求用一个人的标准评判他自己，而不是他职业角色的标准。一味听从被看成是反学习的。个体教师用非人性的彻底男权主义面对教室时，教育中的权力关系问题总是呈现出好斗的、反理性的、破坏性的风格。它也产生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本能地对非人性事物的某种反抗，产生于作为“一个编号”的认识，或产生于一个存储着信息的宝库。
但由各个反男权理论指导的这些反男权主义斗争还非常幼稚，非常容易被男同性恋者运动或民主国家学生和天气预报员的大男子道德规范所淹没。这种道德规范包括了他们对女人的性利用和他们从父权的革命中继承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种被SS视为纳粹主义情色和法西斯主义美学形式自然地出现了，我认为这并不是意外。随着女人的意识变化和新的自我定义的四处蔓延，突击队员礼服的魅力开始上升。纳粹对女人和她们的属性有一个清楚的明白无误的政治公式：男人、孩子、教会与厨房的母亲。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体系像它一样赞扬“纯种”女人的健康身体，它把它们视为儿子们和英雄们的孵化器。
六
20世纪的女权主义风潮比它的前辈们走得更远，要求得更多。就像父权制本身，反父权的妇女运动的程度和影响力很难被掌握。它并不是由特定的组织、团体或宗派定义的，尽管它们大量存在。它存在于全世界许多最具地方性、最活跃的发展舞台，就像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网，就像一个成长着的分析与理论婴儿，就像在道德、精神和哲学上重新渊博地评价作为“人”的意义。在这个运动产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它已经给各个年龄阶段和经济水平的女人带来了决定性的价值、关系和身份的变化。它给女人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尽管有些似乎很隐秘和不合逻辑。这些选择成千上万地增长，促进了一股新思潮的形成。伊丽莎白·奥克斯·史密斯（Elizabeth Oakes-Smith）是一位19世纪早期的作家和传道者，主张妇女有参政权。她在1852年说道：“我们是否真正明白我们的目标是对现行社会制度的完全颠覆，解除整个社会存在的契约。”在1970年，费尔斯通回答道：“并不是要把关于女性的信条集中到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们想重新传播它——第一次从最底层创造社会。”玛丽·戴利在1973年继续阐述道：只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能表达“最终动机”，因为所有的改革者开启了充足的人类意识，去渴望没有独裁者，没有压迫，没有以性别歧视为基础典范和压迫根源的社会。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同一时代的两位西方思想的强大塑造者。就像是暗中商量好的一样，在数世纪的进程中，“人”被划出心灵/肉身、精神上的/政治上的。1949年，西蒙·波夫瓦用一种现象学来阐释“探索女人”：
所以……我们拒绝弗洛伊德的性学一元论和拒绝恩格斯的经济学一元论的原因是一样的。一个精神分析家会把女人所有的社会要求解释为“男子气的抗议”现象。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正好相反，她的性欲只是以或多或少的情结和间接的方式表达了她的经济情况。“阴蒂的”和“阴道的”范畴，就像“中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范畴一样，不适合包含一个具体的女人。就像在所有人类经济历史背后一样，在所有独立的戏剧性场面背后，有一个有关存在的根据，让我们明白在它的统一里的那个我们称之为人生的特殊存在形式。
男性特征的智力系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缺少女性意识提供的贡献，没有整体性。把“他者”和“第二性”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体系建立在一个致命的错误之上。真正解放女人意味着改变思想本身：重新用结构、理性和智慧定义那些下意识的、主观和情绪的东西，去实现福斯特的那句名言，“连接散文和激情”，最终消除那些分裂。女人被用作新娘来出售；她因“不育”和不能生儿子为父亲争光，而被否定；经济学和性特征、守法主义和神秘主义、种姓制度和个人恐惧、交易和欲望，这些不可逃避的事实的存在，使得只有在父权控制和父权否定之外的世界，她们才能被看成是独立的。
在1949年，波夫瓦仍把妇女解放看成由社会主义革命导致的许多可能发生的解放中的一个。社会主义所承诺消除私有财产和父权家庭，实现女人和男人在经济上的平等，妇女解放是在这个承诺范围内的。从此她的经验与分析让她走得更远。但现在激进的女权主义宣扬“后雌雄同体”社会的“女权革命”，创造了崭新人种的“女权革命”。
七
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和新罕布什尔州乡下，一个用柏油纸搭的小屋的一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18岁母亲正在孕育她的第五个孩子，她的第一次经期一直是她的最后一次。她的双腿因水肿而失去颜色，她的腹部永久性地胀大，她的乳房已开始下垂，她的牙齿，她满口蛀牙因为缺钙：一个实用的文盲，过一小时算一小时，过一天算一天。她的夜晚被婴儿们的哭声扰乱。为了生存的生活像很多嘴吸干了她的能量。她的生活里从未有过避孕和产前检查，而她自己作为11个孩子中的一员，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自从她在13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孩子的概念，她就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孩子。当他丈夫强奸她的时候，尽管她不把那叫做强奸，但在她记忆中遥远的某处，徘徊着一个12岁女孩的不安、好奇和自然的力量，还有萌动的渴望。甚至，也许有一些模糊的想象，想象她的生活也许会和她的母亲的不同。她没有清楚的时间意识，所以不可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脱离了其他生命的个体。偶尔当她看镜子时，她看见自己正在成为自己的母亲。
在这个场景的另一端，让我们想象一个实验室——据说是在历史上最强大的男人的控制下——进行着一项极其微妙和精确的工作，从经过挑选的人类组织身上分离出的细胞培育一系列多样化的同源胚胎。这些胚胎将按照他们准备好的程序形成意识，因为它们被目前的一代选来为父权制提供新的一代，以便继续他们自己的特性——尤其是那些理性的天赋，对抽象概念的天赋和把“工作”与“私事”的问题、困扰分开的能力。他们也培育女性，让她们具有特殊的生理特性，而且她们被分为两类。一类的体型，或者说体型范围是为了让一些男性能勃起，不是因为生殖问题，而是因为自从结束生理上的父子关系以来，阳痿便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另一种是身体和心理上都能适合某种特殊目的的类型，比如“人控的”航天飞机要求精细的制造，需要制造者有适应性、生理上的忍耐性和很低的情感敏感度与很少的对人内部联系的渴望。这种新型的男性将不再受母爱和母亲控制力的影响，而这种新型的女性也不会再有性别挫败感，因为在大量生产她这种“类型”时，不会选择这些人作为榜样：红十字会的琼、伊丽莎白一世、玛丽·戴利、玛丽·沃斯通克拉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安妮·哈金森（Anne Hutchinson）、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乔治·艾略特、艾玛·古温、玛格丽特·桑格、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艾米莉·狄金森。被男人选出来并且和男人一起工作的杰出女性，不仅被用作社会运转的贡献者，也被用作细胞核的提供者，用以确定一些标记的女性是能按要求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证明了有适当天赋的女性——尽管在数量上要少很多——具有和男性同等高的价值。
以上两个场面都是不难想象的。建立在父权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一场革命也许可以废除柏油纸小屋，但谁能说它能废除男人建立的社会运作方式？所以，尽管男人在理论上也许会要求在他们可以控制的某一社会次序下的“妇女解放”，无论他们多希望结束性别的等级制度，他们都被禁锢在自己的主观洞穴中，拒绝恐惧和渴望，并且几乎没有男人可以直面世界的阴暗面。对父权制来说，无论它怎样让他们失望，无论它怎么把他们从他们自身分离，它仍然是他们的次序，肯定他们的特权。父权制心脏中心的模棱两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他们，以免他们去严肃对待那些性别等级问题和根深蒂固的厌女问题：母性的神圣概念和女人的救赎力量，与在男人创造的次序下对女人的贬低形成了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