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了解那些建有巨大厂房的街区，这些厂房让那个女人在其中度过一生中大多数岁月的厨房终日不见阳光。在它之上，你整天都能听到那些机器不断折磨人的轰鸣。只要知道许许多多的女人与女孩就工作在这些工厂里，你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她们的身体整天都在围着机器打转。那位母亲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而活着。要是有另一个孩子即将出世，她真的希望在出生时他就死去。结果就是她开始服用药物。我完全没有必要对你讲述，要是她孩子活着，她内心遭遇的那种痛苦，或得知孩子有什么问题时，她所承受的那种打击。要是她在他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么做了，她会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并且会生活在对他的恐惧之中。要是这一切能够说明这个女人的身心状况，难道你还会对那些沉迷于酒精的女人感到奇怪吗？要是孩子能够活下来，并且长大，你会发现他也是歇斯底里的，并且具有狂躁、易怒的特征……当你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它就会像一根芒刺一样扎在你的心口上，同时你也会明白事情何以会这样，并且无可救药……
——《母性：劳动妇女的通信》
1974年6月11日，“这个夏天第一个炎热的日子”，38岁的琼·米察尔斯基，一个拥有八个从两个月到18岁大孩子的母亲，举起了一把屠刀，在芝加哥城外自己的郊区住宅门前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砍杀并肢解了自己两个最年幼的孩子。正如她丈夫所说，这个“异常古怪的事件”给周围的社区造成了一种令人恐怖的震撼。当地的报刊把整版整版的篇幅贡献给了“人权”栏目，对米察尔斯基夫人的行为背景作了报道。许多文章都冠以了这样的标题：“这件事本不该发生”、“为何母亲会行凶？她们正在杀死自己”、“精神病个案中警察所扮演的角色：严格的限制”、“走进诊所也无法阻止突发事件的发生”，试图为此作一种无罪和心理分析的解释；地方报纸还对维克多·米察尔斯基作了一次专访，在这次专访中，“丈夫谈到了那种受折磨的生活”。米察尔斯基夫人由于故意杀人而被指控，但由于精神错乱的原因被判无罪，被判定去一所州医院接受治疗。她丈夫提出离婚诉讼。
1915年妇女合作协会选编
正如她丈夫、邻居、精神病诊断师、牧师与警察所描述的，琼·米察尔斯基过去的情况大致如下：八个孩子中，没有一个是她“想要”的。每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她都会跌入情绪沮丧的深谷；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她与丈夫讨论过节育的问题。他“提到过输精管结扎，但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她曾打算服用避孕药，但为了迎合丈夫的意愿，她又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她会躺在沙发上，长时间地“一语不发”。被人描述成“爱整洁、衣冠讲究”的米察尔斯基说她从来就不知道对她的孩子使用暴力，“在所有的时间里，她似乎都显示出对她最小的孩子一种极端的爱”。他把她描绘成“一个美丽善良的妻子与母亲，尽管不是最善良、最美丽的妻子与母亲”。住在附近的那位牧师说，“自从1959年这一家人搬到这儿住的那一刻起，她看上去就是彻底绝望的”。她的女邻居发现她“性格孤僻，与人难以相处”；她从不开车，丈夫经常长时间不在家。此外，附近教堂的牧师也报告说，在她丈夫保持屋外整洁的同时，屋子里面却总显得“脏、乱、差”。她“很少下厨房，家里的冰箱总是脏兮兮的”。但孩子们看上去倒是显得“穿得很漂亮”。每个星期，她丈夫会把孩子们带到外面去吃几顿饭；她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当一家人坐在饭厅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站在厨房里。她会对自己高声大气地说话，有时甚至尖叫——但不是冲着孩子，而是对一些她“想象中的人”。根据那位牧师的说法，“我从来就没有看见她牵过孩子的手……她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十分在意他们安全与荣誉的母亲。不管怎么说，她曾表现出过某种暴力倾向。”
1961年至1966年，地方有关部门与这个家庭有过接触。琼·米察尔斯基曾三次自愿去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一次是正如她丈夫所说的，由于她“一次真正的忧郁症的发作”；一次是因为她担心“X射线”或“镭射线”已经进入了她家的房间；还有一次是由于被当成身心失调的“心脏疼痛”。在这三次中有一次，米察尔斯基把孩子们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后来，由于发现他的一个女儿在一个寄养家庭中受到了虐待，于是，米察尔斯基下定决心，决不愿意让分散这个家庭的事情再次发生。
一旦回到家里，琼·米察尔斯基的狂躁不安就会加重起来，按照她丈夫的说法，只有当她处于“显得容易与人相处”期间，情况才有所改变。大体说来，当丈夫在身边时，她的情况就会好些，而当她单独与孩子们待在一起时，她愤怒、恐惧、号叫的毛病就会发作。一旦意识到这种情况在恶化之中，米察尔斯基并没有遵守他“要让家人始终在一起”的诺言——即是说，他把所有日子里长期照料孩子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他的妻子。没有任何地方的新闻报道与采访提出过应该给予这个家庭以帮助的建议，或者给予她一次从“母亲与妻子”的角色中脱身出来得以缓和与养息的机会。也许，她会拒绝这些建议与机会。
历史上有许多女人杀死了她们认为无能抚养的孩子，不管是出自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是感情方面的原因，这些孩子都是通过强奸、无知、贫困、婚姻，或匮乏，或反对节育与流产而强加给她们的。作为一条各地人们遵守的针对妇女或畸形儿、双胞胎或第一胎的成熟的社会法规，必须把那些令人恐怖和流行的做法与杀婴行为区别开来。
合法与制度化的杀婴行为通过阿拉伯人曾经在斯巴达、罗马流行过，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和传统的中国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它一直是未开化社会控制人口的一种手段。“在《旧约》中，就保存有父母双亲把他们孕育的第一个孩子不仅祭献给太阳神而且也祭献给耶和华的明显记录”。作为勇士的男人一直是稀缺的：“老海盗用一把剑刺向新生儿。如果那孩子能抓住它，那么，他就有希望活下来。”尽管多病、畸形的男婴与女婴都可能被杀掉或抛弃，双胞胎被看成怪胎，或被当成由两个不同的父亲两次授精的产物。但出于不同的理由，主要是“嫁出”女儿的成本太高，以及对女性生命的轻视，所以，女孩子（以及她们的母亲）一直就成了这种流行性杀婴习俗的主要牺牲品。在教会获得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杀婴作为一条法规严格禁止，然而，它作为一种个别的行为仍是屡禁不止。在这些行为中，被强奸或诱奸的女人被烙上“罪恶”的标记，经受痛苦的折磨，或被处死。这些女人经常怀着负罪的感觉，自我厌弃，盲目的绝望使她们打掉已经怀在身上的胎儿。
教会在引发母亲杀婴之罪方面脱不了干系，因为它宣称所有非婚生的孩子都是“不合法”的。直到18世纪及之后的一段时期，私生子都被剥夺了参与贸易和进入行会的权利，也不能继承遗产，完全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由于私生子父亲的“罪孽”难以得到证明，所以，所有的惩罚都会落在未婚母亲身上；作为永恒之罪的当事人，她会被教会认为是“一切性问题的根源”。
从西欧的中世纪到18世纪末期，母亲杀婴是“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在中世纪，惩罚是最严厉的。犯有杀婴罪的女人可能被活埋，用削尖的树干刺穿心脏，或被架在草垛上被烧死。“在扎陀……杀婴者会被人塞进装有狗、猫、公鸡、蝰蛇的黑色口袋。口袋必须沉在水面之下六个小时，还有唱诗班的少年在一旁吟唱：Aus tiefer Noth schreiichzuDi（r由于巨大的悲哀，我为你哭泣）。因为在牧师的心中，那些信奉异教的女人肯定是在与魔鬼打交道，一个未婚的母亲常常会被人设想成女巫。”
到了18世纪末期，杀婴行为开始困扰立法者、统治者、作家的心灵。奥斯卡·维纳（Oscar Werner）认为，歌德《浮士德》中格雷琴的困境，在通常的意义上，是1770年至1800年德国文学中一个“最常见的主题”。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杀死自己婴儿的母亲并不是冷酷无情的罪犯，仅仅是一个不计自己行为后果的人。奥地利的玛丽·特蕾萨和俄国的贵妇凯瑟琳，她们创办了弃婴之家和母亲诊所，用以收留那些非法受孕生下的儿童。弗雷德里克关心的是控制杀婴的法律应该更具连贯性，并且更人道。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必须强调非婚生子是与财产法的精神相背的，财产法认为，一个女人与她的孩子必须在法律上属于某个男人，即是说，如果她们不属于某个男人，她们肯定就是最无足轻重的人，法律上规定的每一条条款都将对她们非常不利。强奸的受害者在任何意义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已婚的情况下，妇女会导致年复一年地怀孕，她们在法律上不具有任何可以阻止丈夫对其身体进行滥用的权利。在嘈杂的住着营养不良和生病儿童的廉价公寓或简陋小屋中，新生婴儿的命运实际上就等于宣布死亡，他们也许会变成“事故”，或躺在床上不知不觉被窒息而死，或被扔在那儿，停止喂食，任其自生自灭。
在马萨诸塞湾的卡洛林，至少有两个妇女，由于一种契约的信仰而造成的生活的压力，被弄得心神不定，烦躁不安，这种信仰给予男人，而不是女人，一种与上帝以及他意志的认识直接的关系。这两个女人通过尝试，或者说实际上的犯罪，杀婴，走上了一条毁灭之路，以期让她们生活中的那种焦虑与无助的状态得到解脱。尽管可以用神学术语来加以解释（因为神学是纯洁生活的语言），但她们的行为仍可以被认为是对父权制宗教和夫权家庭制度的反叛（这种宗教许诺给所有信仰者以身份与地位，但范围却只限于男人）。其中一个女人叫多萝西·塔尔拜（Dorothy Talbye），在她说出上帝给了她那么“明确的启示”之后，她试图去杀死的恰好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她的丈夫。
英帝国派往印度的行政官员，在19世纪早期就痛苦地发现，在好几个印度的社会群落中，生下女孩的妇女往往接受符合惯例的指导，去杀死自己的孩子，因为她的嫁妆将会证明对一个生下她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过分沉重的负担。由于文化的差异，情况又不一样，比如在英国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一个自尊的家庭就有能力“嫁出”它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女人唯一的出路。比如在梅费尔的卡奇（Kutch）未婚妇女会成为被怀疑和被轻蔑的对象。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在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中，她可能会在一个大家庭中享有一种从属的地位；在一个规模很小的信奉所罗门教的村庄，她完全就成了一个让人丢脸的人，出生时就必须把她杀死。人们教唆母亲饿死她的女婴，或者把她泡在牛奶中淹死。有时候，人们把鸦片涂在母亲的奶头上，让孩子自己去吮吸奶头而死。正如一个胎儿无法阻止这种习俗一样，所罗门宗教那么多关于反对杀生的戒律也不能改变社会习惯所形成的那种压力。
维多利亚时期就经常发生主人诱奸（应该理解为强奸）女仆的案件。如果她们拒绝与主人发生性关系，那么，她们就有可能被解雇，当然，大多数怀了孕的女仆也会被解雇。1845年，迪斯雷利（Disraeli）就承认过，“正像在恒河沿岸发生的事情一样，杀婴现象在英国也合法而广泛地存在着”。不管怎么说，维多利亚女王就曾经赞同过废除对杀婴罪的死刑。
在美国，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挺身站出来为被指控杀婴的妇女辩护，把杀婴与“政治、宗教、社会的奴役（即迫使女人成为一种顺从而可怜的牺牲品，导致她无形中那种最高贵、最崇高情感的彻底堕落）”联系起来。她为一个女人能够得到州长的赦免而四处奔走，这个女人名叫赫斯特·沃恩，20岁的时候被丈夫抛弃，之后被雇主“诱奸”，当他发现她怀孕后又把她解雇了。在寒冬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上，她生下了这个孩子。后来在情况危急之际，人们发现了她，但那个婴儿却已死去。尽管没有杀婴的证据，她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斯坦顿致信给负责此案的纽约的律师，呼吁女人应该拥有与她们的地位同等的人（比如说女人）组成的审判团的权利，对男人与女人应该采用相同的道德标准。
1973年，《纽约时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盛行于日本的杀婴事件。根据报道，平均每10天人们都会发现有一个新生儿被人塞进火车站的投币箱里，有时还会附上一张表示忏悔与罪过的纸条。仅仅在东京，一年之中被遗弃的婴儿就达119个之多。《纽约时报》并没有把这类死亡事件与废除自由流产的法律和限制使用避孕套的做法联系起来，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在同年（1973年12月）由波士顿妇女自由联合会定期出版的刊物上得到了报道。
只是斯坦顿为妇女权益所作的呼吁是人们第一次听到的女权主义的声音，由于受到父权制法律与习俗的压迫，这些妇女显然已经知道用一种她们熟悉的最绝望和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己作无罪的辩护。
二
同样，琼·米察尔斯基所作的辩护也是清晰而绝望的。在她被拘捕之后，她谈到过关于“献祭”的话题。如果我们假设她所说的一切完全属于一种“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语无伦次，那我们就没法理解她说的每一句话。献祭是一种“在臣服与抚慰的情况下对某一神明奉献出某物的行为；尤其指为了这一目的而针对动物与人的那种礼仪式的屠杀”。此外，它还指“失去某物是完全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琼·米察尔斯基忍受那种母性习俗的暴力已有19年之久，实际上，她一生中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似乎就是她的孩子（根据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观察，“她对她孩子的关注与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她仅仅是对存在的事态感到无能为力”）。值得注意的是，她丈夫也说：“对最小的几个孩子，她总是显示出一种极端的爱恋。”但她却杀死并肢解了其中两个最小的孩子。
报纸的大多数观点势必都要去纠缠于国家精神健康中心和那些与责任有关的法律是否已经能够有负于这个家庭。但是传统的精神病理学又为琼·米察尔斯基做了什么呢？它本应试着去对她的母性身份做出“调整”，或者事先就应该把她隔离开来。然而正如12个女人以集体名义发表在地方报纸上的一封信所指明的那样，那些建立在她和千百万有孩子女人身上的期望是“疯狂的期望”。社会没有认识到父权性质的母性身份本身所蕴涵的那种制度性暴力，反而去给那些终究以暴力方式来表达的妇女贴上精神病理学范畴的标签。
这儿有一些心理学家就以下的主题所作的论述，该论题涉及到那些以各种方式试图去抗拒社会要求的妇女：
真正的事实是，一个不能忍受怀孕的女人，或对怀孕和生孩子抱有强烈抵触情绪的女人，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女人在怀孕前的人格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会被贴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标签……这是悬而未决的恋母情结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怀孕与分娩是女人气质最明显的证明，所以，那些被夸大了的使生育力丧失的因素就显得尤其令人感到恐怖。母亲身份的证明具有某种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与敌对性。人们看不起女人性角色中的那种被动性，而与男人的竞争却又被过分地强调……作为一种对女人挑战的怀孕，她们是不接受的。
通过绝育，女人便自愿放弃了她的一部分女性身份……一些由于没有处理好对其母亲怀有敌对情绪的女人，也许就希望去平息那个被恨和正在恨的母亲，以期为了她们的愿望，为了父亲，为了成为父亲的孩子而得到宽恕。
（输精管结扎）常常被要求用来作为一种避孕的手段。有一点却几乎没有被人考虑到。一些情感上有毛病的女人总喜欢她们的丈夫丧失生育能力，出于这样的原因，她们会设法强迫她们同样有情感障碍的配偶去做输精管结扎。
我并不打算提出一种幼稚的看法，认为那些实际存在的节育方法，或每两周一次的代看婴儿，能够“解决”琼·米察尔斯基的“问题”。为什么她不服用那些药丸？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据我们所知，有一种东西在迫使她产生一种连绵无期的厌恶感。就像我们现在了解的，这足以把她置于死地。也许她觉得她根本无法去控制她的生活，这种生活已经被灌输给了如此多的女人。这种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主动选择的母性身份上一条通向使意识失控的便捷之路。因为只有她丈夫、邻居、精神病工作者、牧师和警察谈起过她，因为她的愤怒与绝望是通过隐喻和暴力的方式来表达的。这种暴力先是转向她自身，然后是指向她所热爱的事物。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微小的细节，这些细节充满了她向往体面而又有着不可承受的痛苦的岁月。
一个压抑的女人通常对性都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尽管米察尔斯基夫人接受了婚姻制度中所蕴涵的那种暴力，这种婚姻能够保证一个男人在“夫妻关系中的权力”，以致人们可以认为他是他妻子的强奸者，但她并不希望以怀孩子为代价来过性生活。在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就明白她已经拥有足够多的孩子了。一旦她有了孩子，她就将面临双重的暴力，婚内强奸的暴力（一个被认为是他丈夫肉体财产的女人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与母性习俗的暴力。让我们考察一下制度化的层面，这种制度化涵盖了这个女人的一生。
没有安全、可靠的节育措施。由于米察尔斯基夫妇信天主教（他们属于路德宗的教徒），所以，他们肯定倾向于去反对任何一种避孕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有非天主教徒在避孕方面做得比较好。克里斯脱弗·廷兹（Christopher Tietze），一个投身于人口控制运动的细菌学家，他曾经说，对妇女健康的危害几乎不可能是子宫帽、避孕套、胶状泡沫，或各种交替使用的避孕方法，只是要把它们看做是真正有效的话，那还需在这些方法之外加上一种作为防范手段的在医学上安全、合法的流产措施。尽管药丸与宫内避孕器具有很高的安全系数，但仍然具有本质上的危险性和潜在的致命性。宫内避孕器会引起特别严重的经期腹绞痛（在安放后的一年之内，有20%的宫内避孕器使用者要求取出这种避孕器）、盆腔炎和子宫穿孔。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药丸会引起血液黏稠，引发心脏病、胆囊与肾脏疾病、乳腺癌，以及可能会出现在其他器官的癌变。避孕药物与宫内避孕器对妇女长期的危害仍然没有被人们弄清楚。甚至有些妇女仍在使用那种含有汞化学成分的子宫帽，现在人们知道，一旦怀孕，这种子宫帽就会导致胎儿的畸形与病变。这样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一个会给许多男性敏感的生殖器部位造成影响的问题，就像避孕对妇女的影响一样，它会被考虑用如此危险，如此不可靠，甚至致命的方法来予以解决。
我们知道那些来自精神病机构内部对不想成为母亲的女人们的看法。我们不得不把这些声音与那些来自遥远历史的回声联系起来。以弗所的索拉努斯（Soranus ofEphsus），希腊的妇科学家，就只允许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堕胎：“保持女性的美丽”；避免母亲生命的危险，如果她的子宫对胎儿来说显得“太小”；像柏拉图在《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主张的，为了控制人口。圣奥古斯丁把流产看做是“富有‘贪婪之残酷’或‘残忍之贪婪’色彩的心智之作”。基督教神学家一生都在忙于那些琐碎的争论。如果一个孕妇遭遇一头公牛的袭击，她是否可以为活命而跑开，即使跑动会导致流产？16世纪的杰苏伊特·托马斯·桑切斯（Jesuit Tomas Sanchez）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如果一个女人在婚外怀了孕，如果她的男性亲戚发现了，要杀死她，她是否可以打掉胎儿以保护她的生命？桑切斯再一次回答：可以。在天主教教会内部，关于一个胎儿何时具有“灵魂”的看法，一直都前后不统一。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肇始于德尔图良。德尔图良是一个爱作自我忏悔的女性性欲的厌恶者，此外，他还是真正说“堕胎就等于是谋杀”这句话的第一人。那些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一直都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信仰，他们相信如果胎儿（男性）被怀上40天，（女性）被怀上80至90天，那么堕胎就相当于谋杀，这是人们设想男女两性分别被赋予灵魂的时间。（在假设胎儿的性别是如何被决定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作猜测。）大约在1588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Pope Sixtus Ⅴ），一个狂热的反宗教改革的教会卫道士，宣布所有的堕胎都是谋杀，应该用逐出教会的方式来予以惩罚。后来，他的继承者发现教会的这些法令难以真正地得到贯彻，于是在1591年废除了它们，例外的情况是，只有超过怀孕40天之后的堕胎才予以执行。到了1869年，教皇庇护九世（Pius Ⅸ）宣布恢复西克斯图斯五世决定的时机已经成熟：所有堕胎又再次被定性为谋杀行为。这也是现在官方和大多数天主教徒的立场。尽管情况如此，天主教妇女还是占了所有堕胎妇女的20%。
关于反对和赞同堕胎的争论各有各的说法，从试图以生物学和法律的角度去确定何时胎儿才会变成一个“人”，到最抽象意义上的逻辑学与伦理学的实践，可以说应有尽有。在这儿，我不打算去罗列这些争论，因为玛丽·戴利（Mary Daly）已经从一种女权主义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概述。她指出：
堕胎绝对不是这场革命所有或最后阶段所设想的那种“最后的胜利”。在之中和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女人会处于一种完全不想怀孕的状态之中？”尽管一些女人会把堕胎看做是她们自己必须去使用的一种手段，但却没有人认为它是最高理想的一种实现。许多人会把堕胎看做是一个蒙受耻辱的过程。那些导致流产的药物，即使在完美无缺的情况下，也会被人看做是一种防护措施，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会被看做是女性解放的完整呈现。尽管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废除堕胎法的男性支持者往往是短视的，但如果有少数女权主义者在这件事情上被欺骗，那就会把女权革命与性革命混淆起来。
对合法堕胎的呼吁，就像对避孕的呼吁一样，已经被人描述成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一种女人对其道德命运的拒绝，是一种对生死重大问题的回避或玩世不恭。不管怎么说，对于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事实，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下面介绍的是一些妇女经常采用的堕胎方法，这些妇女拒绝去做合法、安全、收费低廉的堕胎：她们用挂衣服的铁丝、编织用的线、蘸有松节油的鹅毛、芹菜秆，用清洁剂、碱液、肥皂、U ltra-Te（l一种用海狸油、肥皂和碘酒配制而成的商用品）来涂子宫颈，喝泻药或水银，用烧红的煤块烤身体，以达到自我流产的目的。那些存在于地下的为别人提供廉价堕胎服务的人，通常都是些酗酒者、被剥夺了行医资格的人，所以，手术也常常在肮脏的环境中进行，他们给那些贫困的妇女做没有必要做的刮宫术，原因是这些妇女没有经济能力去做一次正规的妊娠检查。他们经常强奸他们的病人，或者对其进行性骚扰。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妇女只好到千里之外的某个地方去做有医疗安全保障的人流手术。
很明显，堕胎中一开始就出现的暴力是针对孕妇身心两个方面的。绝大多数人，女人，同样也包括男人，都会觉得即使要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微小的手术，比如，从给自己打针到手术刀切开一根受感染的手指，或者从手指上挑出一根刺，也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一种被迫的恐怖的绝望相比，这种绝望能够使一个女人把一根笔直的衣架铁丝插进自己最敏感的身体部位，把她的身体交给一个无行医执照的陌生男人，或者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躺在一张肮脏的厨房桌子上，并且知道这样做，她会冒生病、被警察盘问，甚至死亡的风险。一些妇女事后能够用一种慎重但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方式来谈论这些经历。没有人能够被这种意在去疏远或淡化这种创伤的企图所欺骗。一种非法的、自我施行的人工流产不可能是一次偶然的经历。它是痛苦、危险的，并且会被一种犯罪的罪恶感所笼罩。
即使在医院，在合法情况下做的手术，堕胎常常会给人笼罩一层绝育的阴影，作为一种对不希望怀孕的罪孽的惩罚，就像那些要求做简单输卵管结扎绝育手术的妇女，她们常常会被迫地做出子宫切除术这一唯一的选择。对一个做了不成功的自残性流产，并且大出血的妇女来说，叫她去面对地下行医者的残忍与医院里的那种残酷，其实本质上也就没有什么区别。
怀上一个不想要的孩子，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种轻松的经历。反映在堕胎上的后果，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堕胎，与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相比，它给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带来的心理创伤肯定更严重。最近瑞典一项对近500名妇女所作的研究得出结论：不管怎么说，这一普遍的规律实际上并不存在。每个妇女对怀孕的反应，不管是想要孩子的怀孕，还是不想要孩子的怀孕，她们对堕胎的态度，即使是最轻松、最合法的堕胎，其实都是不同的。与堕胎有关的罪恶可能被转化成一种渠道，以此通向其他一些旧有的需要去消弭的罪恶感受。另外，它还可能是一个人一生面对那种认为堕胎即是谋杀之观念的一个结果。如果一个女人认为她的罪恶或悲哀是一种惩罚，她就会试着去否定这些感受。不管怎么说，在堕胎中，就像在其他经历中（尤其是在性生活与生育方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残酷的。在那些经历中，女人会做出严肃的努力去找到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接受别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去怎样感受。某个女人的悲哀实际上也许是对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的愤怒；另一个女人的愤怒也许针对的是从事非法堕胎的人或医院给她带来那种遭遇；还有的，也许是希望有一个孩子，但同时又知道她的实际情况使之完全不可能，所以为这一重大的不幸痛感悲伤。
由于有100%有效、无害的节育措施可以利用，所以没有一个自由的女人会去“选择”堕胎。目前，那的确好像是，一个女人——由于很多原因——在堕胎时会变得非常沮丧，就仿佛那是一种针对自己的暴力，一种惩罚，一种赎罪。只是这一点很有必要被看做是对那种充满罪恶与惩罚的生态环境的一种反动，要知道如此多的女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一个女人总是乐意与异性性交，且充分的避孕措施被优先得到考虑的社会中，就不可能出现“流产的结局”。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就有可能大范围地使妇女自怨自恨的程度相对减弱，这种自我的怨恨是大多数妇女不想怀孕的心理根源。
堕胎是一种暴力：一种首先是妇女自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深重而孤注一掷的暴力。它是一种更为普遍、更为流行的暴力——强奸主义暴力的产物，并且将继续去扮演那个控告者的角色。
三
从一个有思想的女人的观点看，没有一种伦理学的思想会赢得我们无条件的尊重与拥护，因为每一种针对女人的伦理之罪都是莫名其妙的莫须之有，要么多是含糊其辞。我们总是被置于那种（人为的）法律的保护之外，尽管就违法的行为而言，比如在卖淫与通奸的案子中，我们受到的惩罚就要比男人严重得多。
对妇女生命的不尊重被写进了男性神学教义的中心，织入了父权制家庭的结构，进入了父权制伦理的每一种语言。它表现在传统天主教那种卑鄙的伪善中，或表现在反对堕胎的所谓“生命权”的争论中。那是一种虚构，而非一种“未经证明的假设”——即认为对人之生命的尊重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理想，或正如约翰·努南（John Noonan）所说，“它几乎已成为历史的一种绝对价值”。女人们的身上已经被搁上了最沉重的尊重生命的负担，她们知道，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关于武力者、强奸者暴力的第一手资料，关于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传统暴力，我们知道得太多，在这种政治与社会制度中，我们拥有的东西太少太少，这种制度却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孩子、我们年老的父母：好几个世纪以来，别人告诉我们，这种暴力是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存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去减轻与平息这种暴力。
无论是神学家，还是生命权利的捍卫者，也无论是生殖专家，还是生态学家，他们都不会承认，在为“人性”与“人性的价值”忧虑的地方，女人并没有成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为了“这颗星球上生命的品质”，仅仅去关心生态学思想、公谊会、策划双亲的计划，或人口的零增长，在这个时代只是偶尔去支持一下废除堕胎的法律，是不够的。堕胎的法律总是会随着经济、军事扩张的节奏，随着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或更强烈的消费主义的欲望而发生改变。在基督教早期的罗马，一个丈夫可能会要求或允许他妻子在某一次怀孕时去堕胎，也许在另一次怀孕时又禁止她这么做。我们已经知道官方教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摇摆不定的。在苏联这个使堕胎合法化（1920年）的第一个现代国家，实际流产的工厂条例最开始是由国家提出来的。当它与纳粹德国的情况形成非常明显的对照时，这些条例就被废除了，堕胎随即被宣布为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堕胎又再次被合法化，以鼓励妻子进入劳动力大军，并且为家庭挣得第二份收入。在整个过程中，由于继续推行一种不稳定的无效的节育方案，苏联实际上把堕胎强加给了妇女，而这些妇女本来就完全不想怀孕。在日本，就像我们了解的一样，一条自由堕胎的法律被废除了，避孕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效果，当出生率开始下降时，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形势就变得异常严峻。
中国的情况被生育专家卡尔·吉拉斯（Carl Djerassi）描述成“接近天堂”——实际上并非如此，对妇女仿佛是这样，但对流行病学家，却是另一回事。吉拉斯说：“中国也许已经，或者再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肯定会接近理想的天堂，服用避孕药的妇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数多。此外，或者与北美和欧洲的妇女比起来，中国妇女不具有流动性，她们的工作和居住地很少发生变化，因为当地登记了她们工作或居住的地方，其潜力不可被超越。”（学生并不容易得到节育方面的知识，甚至在大学里，情况也是如此。官方只允许这种知识在已婚夫妇中间传播。整个社会不接受早婚和婚前性行为。）
吉拉斯宣称：“在过去10年中，中国在节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给世界的很多地方提供值得向之学习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其中就有“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显得比美国更有灵活性……动物毒性试验不会超过6至12个月（与之相比，美国需要的时间是10年）……承担临床试验的决定在实验科学家、临床医生和健康权威机构代表之间的‘商讨’中就得到了贯彻……这种为此目的专门设置的程序合理性的做法是为了‘尽可能快地减轻人们的痛苦’”。
此外，“临床试验的项目是通过在妇女中‘做大肆的宣传’来进行的，这些妇女就住在居委会的附近。那些自愿者知道，他们在参与一个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她们有可能怀孕（当然，作为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堕胎是被允许的），但是，她们也清楚，这是‘一种为了革命事业的科学试验’，所以，甘愿去承担这种必要的风险”。关于“尽可能快地减轻痛苦”与试验中妇女安全之间的冲突，甚至关于“那些知情的同意参加试验的病人（而非革命热情）的增加”，吉拉斯本人几乎就没有去表示过怀疑。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女人还是从限制她的家庭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的可能性中得到了许多好处，这同样的做法在不久的将来也很容易被用于去扩大人口的规模。“革命事业”刚好就容易提出这样的要求：禁止避孕，堕胎不再被认可，就像近期在苏联发生的，人们把奖章颁发给那些生了10个以上孩子的妇女。
1975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指出，阿根廷政府希望在20世纪结束之前，让全国人口的数量翻一番，最近已禁止了节育知识的传播，并严格限制避孕药的出售。正如那本庇隆主义的杂志《LasBases》所载明的，其目的昭然若揭：
当2000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将面临许多由于食品问题而人口稠密的邻国，相比而言，我们将会拥有300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无人居住的土地。我们还不具有去开发这片辽阔、富饶领土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去开发，那么，它将属于那些愿意去开发的人……我们必须从基础的工作做起，这基础就是女人本质的工作——生孩子。
这些话具有相同的历史回声。在20世纪早期，当避孕变得愈来愈普遍时，英美两国感到恐慌，担心社会的中上层阶级会在生育的行列中“出局”，正是这些人，各种各样的避孕方法用得最普遍。与此同时，那些“低收入”——因此也是“低能力”——人群却仍在形成人口多的大家庭（就像我们看到的，贫穷的女人只是口头认可限制她们家庭规模的必要性，但她们知道的主要的避孕措施仅仅是禁欲或让自己去承受其痛苦的流产）。除争论中固有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误之外（有一种观点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低能，而不能看成是富人只关心其财产的结果），有些观点却富有一种母性之“真正目的与意义”的迷人的诚实意味。不管是从基督教徒那里，还是从弗洛伊德信徒那里，也不管是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我们都很少能够得到如此纯洁和清晰的关于母性习俗的描述，比如通过像乔治·W.克拉克（GeorgeW.Clark）写的《种族自杀——英国的危险》这类晦涩的小册子中所透露出来的那些观点。该书发表于1917年，大约在天职与规戒运动兴起的前夕。
克拉克的书是通过提出以下的观点开始的，他认为，由节育造成的人类生命的损失比在战争中失去的生命更让人感到恐惧（值得记住的是，有人认为，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摧毁了英国上流阶层中“男人的精华”。就不要在意那些普通的士兵了，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在一场壕战中被蹂躏的“优秀者和最富生气的人”，这场壕战人们把它称之为“让一切战争终止的战争”）。在下面这个问题上，克拉克完全是诚实的，他担心中上层阶级限制家庭的规模，当处于劣势的肉体和精神想继续去养育家庭时，就势必会给英国社会带来灾难。他把他的告诫分述于三个方面：（家庭的）限制会威胁我们的帝国；②限制会威胁我们的商业贸易（“一个只拥有一个儿子的商人就不可能像他的拥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德国竞争对手那样，具有相同的去开拓新业务的商业动机”）；③国家防务会被限制所损害。他用以下向母亲发出的呼吁来得出结论说：
没有其他贡献的妇女可以报效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她的失败得到补偿，上帝与自然已把这项职责赋予给了她，单独地赋予给了她。别的每一样事情男人都能够去做。这就是女人的天职与荣耀。她是为此目的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她最好的年华必须用在保育事，否则，民族就会消亡。在一个民族历史最崇高的阶段，最富才干的女性最渴望去做的事情，就是生育优秀的儿子。只有颓废的时代才会使女人在一种无结果的状态中去追求自身的杰出与优异……
只要妇女不拥有对自己身体使用的决定权，无论在社会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保守主义、“人道主义”，或任何一种存在的伦理制度下，都无法保证一种自由的政策不会变成一种奴役的政策。我们看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计划已经对森林的砍伐、管道的铺设做出了让步，广袤的土地已经被剥夺。我们还看见与节育和堕胎相关的法律、社会舆论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随着军事的扩张、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或清教主义、“性解放”的文化气候此起彼伏，并且得到父权制社会的控制。
四
当我们想到某一种制度时，我们通常会把它与某一幢具体的建筑联系起来：梵蒂冈、五角大楼、巴黎大学神学院、财政部、麻省理工学院、克里姆林宫、最高法院。直到我们成为与这种制度关系密切的学生之前，我们都不能理解事物存在的那些方式，权力通过这些方式得到保护，在幕后、台下得到转移，那些看不见的协议会保证掌握在某些人的手中，而不会掌握在另一部分人的手里，会保证知识在这一部分人中间传播，而不会在另一部分人中间传播，那些与其他机构隐蔽的勾结与联系被人认为是互不相干的。当我们想到母性制度时，没有任何一幢象征性的建筑能够让我们记起，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权威、权力，潜在或实际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母性呼唤去惦记家园，我们倾向于相信家园是个隐秘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想象，在一排一排住宅的后院、郊区屋或经济公寓的后面，一个女人正在挂晒洗好的衣服，在跑去抱一个爱哭的两岁大的婴儿。或者，我们可以想象，有成千上万间厨房，在它们的每一间，孩子正在被喂饭，然后被送去学校。或者，我们可以回忆起我们童年时的房间，想起那个照看我们的女人。或者，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不会想到那些决定我们该如何去这些地方的法律，不会想到那些强加在我们当中那一部分人身上的惩罚，这些人一直都在想按一种不同的想法来过一种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不会想到那些以一种不自然的安详与顺从的方式来描绘我们的艺术。不会想到那些非法剥夺许多妇女生育权利的医疗制度。不会想到那些几乎全是男性的专家，他们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母亲，我们应该怎样做事，怎样感觉。我们不会想到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争论，在整天洗衣、煮饭、带孩子的事务中，我们是否会创造“剩余的价值”。还有那些心理分析学家，他们坚信母性的工作适合于我们，这完全顺乎自然。我们不会想到那种以母性制度之名从我们身上偷走的权力，不会想到那种对我们隐瞒的权力。
当我们想到母性，我们被期望应该去想起雷诺阿的作品：一个精神焕发的女人，与一群脸色红润、跪着的孩子待在一起，想起拉菲尔的圣母像，有时是那位安息日那天在干净的厨房点蜡烛的犹太母亲，她梳着辫子的头上搭着一条刚刚熨过的头巾；我们不期望想到一个躺在布鲁克林医院里的女人，人们用冰袋贴在她发炎的乳房上，因为她已经怀上了她不愿去养育的孩子；我们不期望想到一名同样怀孕的非洲妇女，由于美国商用婴儿食品制造商的缘故，她本来充足的奶水却不够去喂养自己的孩子；我们不期望想到一个怀上她父亲孩子的十几岁的姑娘；不期望想到一个被匪徒强奸的越南母亲，当她被强奸时，她正在田里劳动，旁边还有她的孩子；不期望想到两个相互爱着的女人，她们一直坚持照看自己的孩子，以抵抗前夫与法庭的敌意；我们不期望去想到这样一个女人，她试图隐瞒怀孕的事实，以便能够尽可能地保住工作，因为一旦被发现，她就会在没有失业保险的情况下被人解雇；我们不期望去想到那些女人，她们的孩子是在无奶的情况下熬过来的，因为她们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别人的奶妈；我们不期望去想到那个奴隶，她对自己的孩子非常严厉，对主人的孩子却无限友善与温情；我们不期望去想起那个女人，她在“无子”的情况独自度日，她记得她生过一个孩子，她有能力去爱他，并且希望去拥有他，但却不允许她去接近他，去看他；我们不期望去想杀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何为杀婴的幻想，不愿意去想寒冷的冬季一天又一天孤单地待在房子里与生病的孩子在一起是什么滋味，不愿去想一些人一连好几个月待在血汗工厂、监狱，或别人分得厨房为孩子焦虑的心情，这些孩子与一个较大的孩子待在一起，或单独被留在家中。男人们一直在谈论我们的“痛苦和欢乐”，但常常是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我们一直都在承受这种制度所造成的那些压力，就仿佛它们是一种自然的法则。
母性习俗不能被接触，或者被看到。在美术方面，也许只有珂勒惠支一直试图去表现它。它肯定仍然在被表现，以使妇女不再忘记我们人生经历中的许多场景，这种经历属于一个我们不能左右的整体。强奸与它的后果；作为经济依靠的婚姻，这婚姻仿佛是对一个属于“他的”孩子之男人的承诺；从女人那儿偷走孩子；那种把非婚生孩子称为“私生子”的观念；与节育与堕胎相关的法律；推销危险节育器械的大献殷勤者；拒不承认妇女在家里所做的工作是“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女人和爱与罪恶联系在一起的束缚；母亲社会福利的欠缺；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关爱孩子机构的匮乏；付给妇女的不平等的薪水，常常使她们不得不依靠男人；“专职母亲”的固定角色；被人接受的父亲身份的本质特征，它赋予男人以权力，赋予他处置孩子的特权，而又对孩子毫无责任感可言；心理分析对母亲申斥；儿科学的假设，认为母亲是匮乏与无知的；家庭中由女人来承担的感情负担——所有这一切都与看不见母性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它们决定了我们与孩子的关系，而不管我们是否乐意这么认为。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母亲，这种习俗会影响所有的女人——尽管方式不同——也会影响所有的男人。父权制的暴力与无情会经常通过母亲降临到孩子头上——不仅在那些“被殴打”的孩子头上，而且也在那些悲惨地被逼迫、被勾引、被摆布的孩子头上，这些孩子依赖的是一个多变、焦虑的母亲，这个母亲天天为他们操心，成了他们感情的支柱，有些男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相信女人什么也不是，实际上就是一种专门为安抚与安心而存在的情感所在，或者说是一阵容易把他们摧毁的情感旋风。
就像我们必须做的一样，让我再次回到琼·米察尔斯基的话题。的确，绝望是在她心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她曾经爱过，也试着去爱，她号叫过，但没有人听见她的号叫，因为什么也没有，在她周围，没有人把她的困境看做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除了这个家庭主妇平常对这个家庭所做的，没有人看见其他的东西。她成了一个替罪羊，在她周围，有一种母亲黑暗的东西总是挥之不去——这就是那种母性习俗无形的暴力、罪恶感、对人类生命责任的无能为力感、报应与谴责、对她自己权利的恐惧、罪孽、罪孽、罪孽。心中有如此多的黑暗，这肯定是一种习以为常，早已是习以为常的痛苦：这个女人为她家人吃的忙得手脚不停，却不能和他们坐在一起，这是个早晨不能起床的女人，老是一遍一遍地用布来擦桌子的同一个地方，在超市里看标签的样子，就仿佛它们是用外文来写的似的，喜欢往里面有一把刀的抽屉里看。这个替罪羊同时也是个逃避价值的人：她的感情被一种受压抑的盲目愤怒的潮水所搅扰，这样一来，它们多半就会作为一种明确反抗的形式表现在一种极端的态势之中。由于了解到“坏”母亲的绝望反应是对她自身的一种看不见的伤害，“好”母亲们便决意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于是，愈是有病，愈是长久的痛苦，便愈是要去死死抓住那些被认为是正常的东西。这个替罪羊与这样的殉难者是不一样的，她无法理解反叛与抵抗。她代表了一种恐怖的企愿：去经历奇特的痛苦，去假定，我，一个单独的女人，本身就是个“问题”。
除我和“病态”的儿童虐待者，是否母性会在每个人的心中都释放愤怒与残酷……我的孩子，当他们大约一岁大的时候，在我心中就释放过痛苦与残酷的幻想。由于是儿童，这些释放自然就带有一种孩子气的反抗、唠叨、哭喊、好奇的特征。
幻想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展开……我……用脚镣锁住一个孩子，把他的头往墙上撞，看着血与脑浆流溢出来……有时……我把他们单独留在房子里，然后迅速跑开……当这些幻想的画面消失之后，我看了看我的孩子，我会意识到我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非常爱我的孩子。接下来，我又能再一次与他们温柔而耐待在一起。
但是，我确实在生气时（不是在愤怒时，愤怒会使我转向内部或转向摧毁的事物，而不是孩子）踢了他们一脚，用手打他们的屁股，扯他们的头发，把他们按在地板上……我知道，被打的那些孩子是怎样变成那样的……
要我去承认我……已经打过和踢过我幼小的孩子，我会感到羞辱……我会长时间处于一种自恨的状态中……
索诺马，加利福尼亚州里大学“女人经历”。
这是一种处于愤怒中的母亲、愤怒中的女人的自我仇恨。她无法超越自己狂暴的愤怒之情去看待那个孤单的孩子，即使在那样的时刻，也像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的安娜一样，她本人就是她丈夫施暴的一个攻击目标：
好几个星期以来，杰姆·霍尔布鲁克的情绪都非常糟糕……除了对孩子们发怒，他什么也不能做，并且还经常记得打安娜……
安娜变得很痛苦与蛮横。如果有一个孩子妨碍了她，没有立即顺从她，她就会处于一种盲目的愤怒中去打他们，就仿佛那是些她要去驱赶的魔鬼。之后，在她工作的过程中，一旦想起那张泪流满面的小脸蛋，一种悔恨之情便会让她于心不安。“但愿我打的不是他们。当我让某物受伤害时，某物似乎就会攫住我的心。”
某班一个学生的自传）
在她的散文诗“大家伙”中，诗人阿尔塔（Alta）触到了母性那根敏感的神经：爱我们的孩子，去保护他们。正如琼·米察尔斯基曾经做过的，“像一个承受太多的母亲”，由于我们的愤怒与失望，我们仍然可以在他们那儿找到最近的目标：
一个留着自然卷发的孩子。我叫她凯，
一个小巧玲珑的人儿，当我试图去捉住她，
她看我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
当我试图去为她
取上一个名字……
那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当时她在我的房间里
追赶那孩子，我高声喊叫
出去，出去，滚出去，她随即跑开，
只是那孩子仍然呆在那儿，毫无恐惧。
究竟是什么，会让一个孩子怕你。
你自己的孩子，你第一个孩子，这样一个孩子……
不管你是否大难不死，他都肯定会原谅你……
为了能写到她，把她关到屋子外面，
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
怎么可能是仁慈，是爱，
甚至我又怎能试着
去为她命名？
也许没有我，她们也会自由自在
也许，我可以偷偷离开一会儿
在另外的房间里呆呆
她们也许会仍然爱我
当我再次回来？
在家中与年幼的孩子整天待在一起，是生活成为一种固定的封闭状态中，在独自哺养他们的同时，还要对他们尽够母爱天职的努力中，在加重自己人格的负担，以反抗那些自始至终认为她是母亲的教条的冲突中，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梦想过“超越这些藩篱”？让它们完全成为过去？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梦想过抛弃她身上那些被人们定义为正常的东西，以便能够去关心一下自己，或者能够去找到一种关心自己的方式？那些母亲们：领走她们上学的孩子，成排地在家长会上坐着，安慰超市童车里疲倦的婴儿，披头散发地在家中煮饭，洗衣服，工作一天之后照料孩子，为孩子能够得到适当的关照与可进去念书的教室而奔波，当别人威胁要收回住房时等待供养孩子的支票，由于她们中的一员逃避欢乐，放弃性，然而仍然再次怀孕，让那些长长的针头扎进她们柔软的身体内部，由于孩子的哭喊而从她们永远也做不完的梦中惊醒——这就是那些母亲，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她们的幻想——她们的白日梦和想象的经历——我们就会理解那种愤怒、不幸、超负荷爱的力量、创造性绝望的爆发，我们就会理解那种扭曲了母性经验的机械性的制度化暴力。
多么令人吃惊，那些能够给予我们未来巨大希望与信念的东西（在这种未来中，女人与孩子的生活将通过女人的双手来改善与重建），完全在于我们努力去获得拯救的行动，为我们的孩子而进行的自我拯救的行动，即使这会带来母性制度的毁灭。这就是温柔，热情，对我们直觉的信赖，对我们不知道，但却仍属于我们的一种勇气的唤醒，对别人仔细入微的体察，对生命代价与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母亲为孩子与疾病、贫困、战争、所有践踏生命的剥夺、冷漠所作的斗争，完全有必要成为一场怀着爱、怀着生命的激情而展开的普通人都能参与的运动。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母性制度就必将得到毁灭。
社会的变革要求这种可能性反映在父权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摧毁这种制度并不意味着取消母性，而是要让生命的创造与养分渗入到由抉择、斗争、惊奇、想象与清醒的理智构成的统一领域，正如任何其他困难的但却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