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魅——法国传教士在这里发现大熊猫
1935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从灵关向硗碛夹金山进发时，路经蜂桶寨。这一带属茶马古道北线，地貌如沟，沟中是咆哮奔腾的宝兴河，两岸青山相连，植被茂密。1935年的穆坪蜂桶寨，无所谓国家级风景区。红军主力从这里快速穿过，没留下更多记载。
但这里注定值得关注。从地理上看，蜂桶寨方圆辽阔的山地均系夹金山脉，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为基带的山地气候，山地间水系发达，被学术界称为天然的生物基因库和动植物博物馆，因而孕育了大熊猫这样神奇的生命。就像九寨沟因九个寨子闻名一样，蜂桶寨也因蜂桶得名。这里草木葱茏，蜂多，个小，但产量高。与我同行的老唐是宝兴当地的一位官员兼作家，青衣羌人的后代，对当地历史与风情有深厚研究。他说你别看这些寨子山墙檐下的蜂桶不起眼，但每只桶年产蜂蜜可达十多斤，“而且这里的蜂蜜还由于山间多贝母、天麻等名贵药材，很名贵呢。”我细看沿途寨中那些蜂桶，模样也不咋的，桶状如斗，粗细不均，有的干脆就是一段圆木挖空，蜜蜂的出口都一律在下方。
问及羌族，老唐来了兴趣。他说羌是中华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羌人尚武，为缔造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立下了汗马功劳，1842年鸦片战争中，羌族士兵开赴浙江宁波前线英勇杀敌。1935年仅茂县一地就有1000多羌族青年参加红军，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羌族原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其中与汉族接近的一部分，由于农牧生产变换的频繁接触，逐渐学会了汉语言和农耕，定居到洮、岷、白龙江、西汉水等河谷，后又分出若干支系，有白马羌、牦牛羌、青衣羌等等，“我们宝兴主要是青衣羌。”
我说青衣羌很会选地方啊，这里到处是美景。老唐说那是祖先有眼光，“汉人当初还没看上这里呢！”
穿行在这一带，植物垂直带谱明显，构成森林群体景观。老唐说蜂桶寨之所以植被好，是因为原先就有本钱，加上1975年又建立了保护区，面积4万公顷，除大熊猫外，还有珍贵动物金丝猴、白唇鹿、牛羚等30余种，珍贵的树种有珙桐、连香等。“当然，最值得一说的还是大熊猫。”
1869年春天，一个叫爱尔芒德·戴维的法国传教士，在蜂桶寨邓池沟教堂附近捕捉到一只活体“黑白熊”。从此，宝兴被世人公认为大熊猫的故乡。近百年来宝兴有多少大熊猫输出到国外已无从考证，从有记载的1955起，国家先后从这一带调出的活体大熊猫136只，其中18只作为国礼由我国政府赠与美、日、英、苏联、法、德、朝鲜和墨西哥等国。大熊猫被联合国野生动物基金会列为珍稀濒危动物之首，全世界现存活量仅1000余只，夹金山麓就有300多只。
在蜂桶寨保护区管理处，我见到了一只大熊猫。保安刘兴海告诉我，这小家伙是从灵关新兴乡的山上捡来的。那天，大昌坪的两位修路民工在海拔1800多米处，发现了一只已死的大熊猫，旁边还有一只奄奄一息的熊猫仔。民工将它小心翼翼弄下山，“后来它就一直生活在这里。”那顽皮的胖东西躺在地上，袒露出又肥又圆的屁股，一脸的自信与傲慢。
这家伙！
邓池沟：无声的黄昏有记忆
当我翻山越岭来到邓池沟时，正是5月下旬的一个黄昏。那座著名的天主教堂静静地矗立在海拔近2000米的山坳里。四野一片青绿，挂着乌红野樱桃的树木抢入眼帘，山里的孩子们恰好放学，他们走走停停，摘吃着，嬉笑着。
146年前戴维神甫的身影在哪里？山风轻轻吹过，我心里一片宁静，蓦地想起比戴维年长24岁的维克多·雨果在《九三年》中的描述，“黄昏，是一天中没有声音的时候。”大师不愧是大师。我不知戴维神甫是否爱好文学，但雨果他肯定是知道的，然而在宗教与文学间，他更钟爱前者。
邓池沟天主教堂始建于1839年。由于是偷偷修建的，教堂风格煞费苦心，它没有高大的尖顶，远看像一幢中式民居的四合大院，主体为三层穿斗木结构楼房，四周为石料墙裙，内部是全木材料所建的法国网络圆拱天篷礼堂，属中西结合的产物，极精致。老唐说，教堂面积达1717平方米，在穆坪土司时期这几乎是当地最大的建筑了，“而且他们还是秘密修建的，你说传教士们的胆子有多大。”
1839年，在英国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华大门的前夜，来自法兰西的传教士们，却已经在中国西部腹地的山谷里建起了教堂。邓池沟教堂建成30年后，爱尔芒德·戴维神甫来到这里。1826年，戴维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这个山里的孩子从小与大自然亲近，喜欢各式各样的动植物。22岁，戴维加入拉撒路教会。1852年，他向教会提出要去中国传经布道的申请。直到1862年2月，36岁的戴维才正式启程前往遥远的东方。行前，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米勒·爱德华兹交给他一项任务：帮助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到中国采集动植物标本。“但戴维到中国后被分到上海，如果不是遇到一个来自穆坪天主教灵宝学院的中国学生，他可能想不到去宝兴。”老唐说，那个陈姓学生见戴维喜欢动植物，就告诉他，自己的家乡四川穆坪有很多动植物，“你既然喜欢，就应该到穆坪去，那里同样有教堂。”
1869年3月，戴维到达穆坪。11天后的黄昏，他上山采集标本回来，顺路到一户李姓猎人家喝茶，发现一种从未见过的动物皮毛被当做装饰物钉在墙上。这个法国人敏感地意识到，他正在接近一种必将轰动世界的神秘动物。猎户见他喜欢，就说，哦，这是黑白熊嘛，山里有，你等着，我们帮你去捉。3月23日，戴维终于等到了：猎户给他带来一只死去的黑白熊。戴维欣喜若狂，他确信，这是熊类的一个新种，而且只有中国才有。他将这种动物命名为“黑白熊”，并将动物标本和描述报告寄给远在巴黎的米勒·爱德华兹。这是熊猫实物第一次介绍到西方，其轰动可想而知。米勒接到标本后，将黑白熊正式命名为“猫熊”。不久戴维又捕获到活体猫熊。“熊猫”则是在阴差阳错中产生的。老唐说，那是民国初年，我国生物学家在重庆北碚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展示标牌上分别用中英文书写了“猫熊”的学名，但由于当时中文的书写是从右到左，参观的人们却按英文方式（从左到右）把“猫熊”读成了“熊猫”，后经记者报道，这一称谓就流传开来并约定俗成了，“但现在台湾仍用猫熊这个词。”以致白岩松日前到台湾采访，认为人家的读法有错。这说明白大主持有时也少见多怪。
戴维后来成为法兰西国家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传教士。他一生酷爱动植物研究，其代表著作有《中国之鸟类》、《戴维植物志》。他于1900年去世。生前，他认为在中国从事科研和传教活动的12年，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今天全世界的熊猫热，其实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百余年间，中国西部山地许多轰动世界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传教士们介绍出去的，这是福还是祸？譬如从熊猫的祸来讲，上世纪20年代美国最早到四川穆坪猎取大熊猫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儿子，他们枪杀了一只成年雌体大熊猫，跟着前来这儿猎杀大熊猫的还有德国人谢弗，美国人塞奇、谢尔登，英国人布罗克赫斯特等。但他们谁也没有带走活体大熊猫。20世纪30年代，美国服装师露丝·哈克纳斯在夹金山麓捕获一只幼体大熊猫，偷偷带回美国，并出版《淑女与熊猫》一书，至此宝兴大熊猫名冠天下。多年后，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西奥多在纽约看到一只活泼可爱的大熊猫时动情地说：“如果把这个小家伙当做我枪下的纪念品，那我宁愿拿自己的儿子来代替。”
他说这话，不知是出于一时的感慨，还是深深的忏悔。
当然，他不是传教士。
穿行在西部边缘山地，我看到无数个一二百年前留下的天主教堂。石棉、磨西、泸定、宝兴、小金、丹巴，一直到马尔康后，传教士们才停止了北进的步伐。
他们是天使还是魔鬼？我原本想对此寻求一个判断。
当我将问题提出后，79岁的磨西人、天主教徒岳天明愣愣地看了我半天，才一字一句说：“你既然不是教徒，就请不要乱猜想，我反对别人轻易判断一个他不懂的东西。要不是因为你是记者，我就收回我的板凳啦！”此时，我正坐在岳天明递给我的板凳上。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想撵我走。这怪我提问不到位，或许说太急功近利想讨到答案。其实答案是没有的。
岳天明说，他的文化是当年教会学校教的，“没收钱。”他强调。他告诉我，当年磨西教会神职人员的所有用品都是从泸定靠马帮运过来的，“他们不给当地添麻烦，包括给老百姓看病的药品、办学校的书本和笔墨纸张，也是从泸定驮过来的，同样不收钱。要不，当年磨西2000多人中，除了孩子怎么会有1000多人信教？”我本想说那是由于你们本无信仰，想找一种精神寄托。话还没出口，老人似看透了我的心思，说：“我晓得你在想啥，不就是想用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来糊我的口吗？但我告诉你，天主教义告诫我人要善良，要守信，要守法，不偷盗，不奸淫，这难道不对吗？”岳天明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现在许多年轻人什么都不信，就信钱，为了钱啥事都干得出来，这难道对吗？”他指着身边的胖老汉姚万富说，“你看人家虽是教徒，但当兵时同样是好兵，在解放军里还立过功。”
“那么军事呢？那些神甫来这里，是否可能窃取军事机密呢？”我找到了一根“稻草”。
当过兵的姚万富突然大笑：“这鬼都不拉屎的高山上，你倒给我说说军事秘密在哪里？”
岳天明补充说，“19世纪翻越横断山北上的传教士主要是法国人，而最初与我们打仗的是为鸦片贸易的英国人，何况是在东南沿海打，”老人揶揄，“你的意思是说，法国人把这边山里的情报卖给了广东方向的英国人？”
我发现遇到了智者。再探讨下去就犯规了。但来自民间的智慧和想法，谁来重视呢？
据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杨健吾的研究，天主教1640年就传入四川了。早在唐代，四川就是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流行的地区之一。明崇祯十三年（1640），天主教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在北京经汤若望和东阁大学士、四川绵竹人刘宇亮的帮助，“首先入川，传扬福音”。
清代，入川的传教士增多。至清中叶，四川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大的教区，从最初仅限于成都、重庆等地，发展到四川主要的府县和城镇。天主教进入四川藏区，主要在鸦片战争之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西藏成为独立教区，根据1857年8月罗马教廷的批准，西藏教区还管辖川西。咸丰二年（1852），华郎廷、圣保罗在巴安（今巴塘）城区建教堂，天主教传入西康地区，随后的10多年里，法、意、加、奥、德等籍传教士数十人先后在西康地区修建教堂15座。到1870年，川西北牧区有一个代牧主教，12个外籍教士，27个中国神甫，兴办了102所学校，教徒达3.5万人。
传教士们在这些地方兴办学校、医院、育婴堂、救济院等，以帮助传教活动的进行。就学校而言，分三种类型：普通男校、普通女校、男女合校的普通学校。校长由中国人担任，聘请知名学者任教，经费由教会筹措。磨西的岳天明就是从这种学校毕业，否则，“我一辈子是睁眼瞎。”他对我说。
作为唯物史观者，我对这些史实没有回避。更多的评判早有专家作出。我要说的是，想想几百年前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传教士们，在今天的西部大山中披荆斩棘，苦心孤诣，百折不挠，夜夜冷月作伴，其孤寂并非常人所能忍受。不论他们为了什么，仅此奋不顾身的精神，就令人震撼。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足蹬布履前仆后继的传教士们，给当地带来了前所未闻的知识，为当地培养了人才，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当地的教育与经济。传教士们为这些山谷带来了遥远而陌生的福音，也把上帝带到了这里，和诸神一起护佑着众生。
当然，一起带进来的，也有“精神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