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乔致庸的精明，主要还在于他对投资的技巧。
当初，乔致庸刚介入金融业就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的前身是大德兴，成立于咸丰年间，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后来，票号的汇兑业务逐渐增多，于是便改成了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到了光绪十年，乔致庸彻底将大德兴改为了大德通，专门从事汇兑业务。并且，在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
后来，在乔致庸经营下，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没过几年，大德丰便从成立时只有资本6万两变成了12万两，之后竟又增加到了35万两。
为什么乔致庸的资本能如此快的增长？原因其实很简单。
当时，乔致庸一直都把每年的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作“倍本”。也就是说，资本的投入每次都会翻着番的往上增长。
通常，山西商人经商都会在每一个账期进行分红利，每个账期一般为三年、四年或者五年不等。据考证，当时最早的票号日昌升在1823年的分账记录，当时就是五年分一次红利。
但是，当时乔致庸开办票号，却从不从票号中抽出红利，而是把所有的红利再一次投入到了资本中，这就使得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业里最多，其增长速度也是相当的惊人。据查，当时乔家的资本竟达到了四五百万两白银。因此，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在这个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很快就将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
所以说，乔致庸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票号业中还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而他本人也的确是一个敢做敢干的精明人。
乔致庸不仅仅只对资金投入精明，另一个精明就是他对人脉投资的精明。
第一次人脉投资，就是在大德通成立后不久和“广盛源”商战和解之后，乔致庸不求回报地把10万两白银借给了当时只有四品官位的名臣张之洞。因此，张之洞对乔致庸一直都是感恩戴德，后来便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关系，在两湖、两广帮助乔致庸相继设立了四家分号，主要汇兑两湖、两广的所有官银，从而使乔家票号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再一次就是左宗棠西征，乔致庸预先就为左宗棠准备了好几百万两的银子。但这其中也有一定的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其后，经营军队所有的后勤事情，包括为军队筹办粮草，汇兑朝廷的军饷等。因此，乔家从其中也得到了不计其数的利润。
后来，当西北安定下来之后，朝廷调左宗棠回京任军机大臣，路上的所有费又一次交给乔家票号经管。此时，左宗棠恰好经过乔家所在的山西祁县的官道，因而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了这位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好了迎接左宗棠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
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趁机，乔致庸也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的百寿图题了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题下：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第三次，就是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他闻听晋商富甲天下，便想到山西商人中募捐。这一消息被乔致庸听说后，他立即派人从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提出了现银10万两，以为国建立北洋舰队效力的名誉捐给了李鸿章。
如此一来，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的周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也题了一副对联。据传说，李鸿章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不难看出。
第四次，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逃到山西，急为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但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致庸安排了一个大德丰票号的跑街——贾继英在场，贾继英立即答应借银10万两给朝廷。
贾继英虽然只是个跑街的，但竟有如此大的权力，慈禧太后甚为高兴。贾继英回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了此次，阎维藩问他“那你为什么答应了？”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一听，觉得贾继英说得确实在理，随即便夸他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啊。”
此后，慈禧太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全部交由了山西票号来经营。
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由此，足可见乔致庸是何等的精明。
因此，到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便已进入了最辉煌时期。这一年，乔家大德通票号的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乔致庸的经营也达到了顶峰。后来，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便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大盛川这四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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