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胸怀大志、远见卓识，表现出的是英雄式的大气。在他的眼里和心里，装着的不只是乔家堡，而是山西，是全中国。因此，“汇通天下，货通天下”也成了乔致庸毕生为之追求的事业。
但是，想归想，要做起来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当他回到商号，把他的这一想法告诉大掌柜孙茂才时，换来的却是孙茂才的一百个不同意。孙茂才认为，票号是当时国家的利器，只能由官府、朝庭、皇上来办，乔致庸想把开办票号，而且还要开到全国，这可以犯了国家的大忌，一辈子都会离不开灾难，没好日子过。后来，又据孙茂才粗略估算，办一家票号就需要五万两银子，全国要开500多家票号，就需要3000多万两白银，而且还要耗时三十多年，并且这还不能出一点差错。钱从何来？
于是，乔致庸便与人合股开票号，借鸡下蛋。但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祁县另外的三个大商号水家、元家以及“达盛昌”时，由于这三大商号却都以不懂票号生意为由推辞了他，着实地吃了一记闭门羹。而且，此时已经开办了票号的“广盛源”的成大掌柜，见乔致庸想在票号业插一脚，也是百般阻挠。
乔致庸是一个执着的人，主意已经定下便难更改。
终于，他的妻子乔二奶奶也意识到了票号业的前景和利润，于是给了丈夫全力的支持。她说：“就是典宅子，卖铺子，把自个儿插上草标卖了，也要助丈夫把这件大事办成，以利于天下商人。”为此，她回到了娘家，强逼着父亲陆老大借钱给了女婿。
在岳父的财力支持下，乔致庸终于在北京开下了第一家票号——北京大德兴茶票庄，把“汇通天下”的牌子挂到了店门前。
乔致庸的介入，引来了票号业龙头老大“广盛源”成大掌柜的极大不满。他搬出了自己票号看家的二十个镇宅金元宝和十二枚银冬瓜来到了乔家票号，要求兑换现银。无奈，银库空虚的乔致庸只好再次向老丈人求援。老谋深算的陆大可一面明修栈道，为乔致庸调集银两，一面暗渡陈仓，以京城大户胡家的名义向“广盛源”借巨款。软硬兼施，帮乔致庸化解了危机，使两家重修旧好。
但是，从这场票号之战开始，乔致庸和情同手足的谋士孙茂才便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他的一意孤行也为乔家日后长达十几年的落败埋下了伏笔。
到了清末时期，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国力逐渐衰退，再加上南方太平军造反，年年战乱，南北阻隔，商路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票号生意已经变得举步为艰。此时，已经成为政府要员的张之洞，为了报答几年前乔致庸不求回报借给他十万白银的恩情，他在朝廷上大力举荐乔致庸，让乔致庸为朝庭解了贡银已有四年无法北运的难题。
为此，乔致庸也借朝廷之力，在两广总督哈大人帮助下，分别开设了广州、广西、湖南、江西四个分庄，并承接下了四省的公银汇兑业务。接着，乔致庸又在内蒙、苏州、杭州、福建等地设立分庄。一年之内，乔家大德兴茶票庄已发展到一家总号，十四家分号。
但是，后来乔致庸又为太平军首领刘黑七收尸，被庆亲王作为太平军奸细打入了天牢。因此，慈禧太后向他索要800万两白银助军，并发出了不准任何票号汇兑公银业务的禁令懿旨。
此时，作为朝庭大员的张之洞不得不再次向皇帝上折力保，尤其是身为太傅太保、内阁大学士，以及署理江南六省军政一切事务的胡大人为了为国家保护人才，也以身家性命为乔致庸做了担保。最后，经多方营救，朝庭才答应免乔致庸一死，但乔家必须筹借500万两银子作为乔致庸的保费。
出狱后，乔致庸一直被圈禁于家中，而且每年还要向朝廷交纳白银150万两，并且要连续交纳十年。到了第十一年，朝廷再一次要他花150万两捐官，因为慈禧太后已经把他看成了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但是，乔致庸不肯捐官，最后只得假装风瘫才躲过了这一劫。
尽管如此，乔致庸那颗“汇通天下，为天下商人着想”的雄心仍然壮志不灭。于是，他便把希望寄托在了掌管票号的潘大掌柜身上。然而，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潘大掌柜纵然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力挽狂澜了。为了给朝庭交纳银子，乔家南北各省票号被裁撤的消息还是一个个地传来了。
几年之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已是千疮百孔。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只好仓皇西逃，来到山西祁县乔家。鉴于以往乔家对朝庭有功，慈禧让乔致庸讨赏，但乔致庸始终不肯要赏。潘大掌柜知道乔致庸的意图，于是见机通过总管太监李莲英大加活动，终于使慈禧太后解除了禁止汇兑公银的禁令。
从此，乔家便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开拓创新总是与风险联系在一起，有失败，也有成功，有时甚至还要耗费毕业的精力。然而，风险越大获利就越大，相信只要有乔致庸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胸怀，有开拓进取、敢于拼搏、不怕苦、不怕死、咬定青山不放松，并努力为之奋斗的精神，再加上求实务真的科学态度，天下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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