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那段日子，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安慰自己说也许是我记错了，那并不是真的，可事实就是事实。
这是一段由一个真善美的天才所讲述的悲惨故事，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残酷。
我在此叙述的不只是我自己，其中那些令人喘不上气来的恐怖景象，普通的俄国人都曾经经历过，而且直到现在他们仍在经历着。
外祖父家里充满了仇恨，大人之间的一切都是以仇恨为纽带的，就连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加入了这个行列。
母亲和我刚来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闹着要求外祖父分家，这是我后来从外祖母那里知道的。
母亲带着我突然回到这个大家庭来，这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迫不及待了。
他们怕母亲向外祖父讨回她本应该得到的嫁妆。那份嫁妆是母亲因为违抗父命结婚而被扣下的，两个舅舅一致认为那份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别的琐事，诸如由谁在城里开染坊，又由谁到奥卡河对岸纳维诺村去开染坊等等，他们吵翻了天。
我们刚到几天，在厨房里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
两个舅舅对立着，在屋子里狂吼。
外祖父用饭勺敲着桌子，脸涨得通红，公鸡打鸣一样地叫：“都给我滚出去！”
外祖母痛苦地说：
“行啦，全分给他们吧，分光拿净，省得他们再吵！”
“你给我闭嘴，都是你惯的！”外祖父个头小，声音却出奇的大。
我的母亲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一声也不吭。
这时候，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给了他弟弟一个耳光！
弟弟揪住他，两个人在地上滚成了一团，还不断地叫骂着。
孩子们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挺着大肚子的娜塔莉娅舅妈拼命地喊着、劝着，我母亲愣是把她给拖走了。
永远乐呵呵的麻子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
米哈伊尔舅舅被制服了。茨冈，一个年轻力壮的学徒工，骑在了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而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一个秃顶的大胡子，心平气和地用毛巾捆住了舅舅的手。
外祖父捶胸顿足，哀号着：“你们可是亲兄弟啊！唉！”
战争一开始，我就跳到了炕上，好奇而又害怕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外祖母用铜盆里的水给雅科夫舅舅洗脸上的血迹，她哭着，气得直跺脚。
外祖母痛心地说：“野种们，该清醒清醒了！”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对着外祖母大喊：
“老太婆，看看你生的这群畜生！”
外祖母躲到了角落里，号啕大哭：
“圣母啊，请你让我的孩子们懂点人性吧！”
外祖父站在她跟前发呆，看着一屋子的狼藉，他低声说：
“老婆子，你可注点意，小心他们欺负瓦里娅！”
“啊，上帝保佑，快把衬衫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唉，分家吧，老婆子！”
“分吧，老爷子！”
他们俩和声细语地谈了很久，可到最后，外祖父又像公鸡打鸣似的尖声尖气地吼了起来。
他指着外祖母，叫道：
“行啦，你比我疼他们！”
“可是你养的都是些什么儿子，米希加是个没心没肺的驴，雅希加则是个共济会员！他们早晚会把我的家产吃光的！”
我在炕上翻了个身，不料把熨斗碰掉了，“稀里哗啦”地掉进了脏水盆里。
外祖父一个箭步扑过来，把我拎了起来，死死盯住我的脸，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似的，说：
“谁让你在这儿的？是你妈妈吗？”
“我自己。”
“胡说。”
“不是胡说，是我自己。”
他点了一下我的额头，把我扔在了地上，说：
“活像你爹！快滚！”
我飞快地逃出厨房。
不知道为什么，外祖父那双犀利的绿眼珠儿老是盯着我不放，我非常怕他。
他脾气太坏了，从来不与人为善，总是摆出一副打架的阵势来。
“嗨，你们这些人啊！”他经常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叹，那个“嗨”拉得长长的，让人生厌。
休息时，或者是吃晚茶时，外祖父和舅舅们，还有伙计们都从作坊里回来了，他们个个疲惫不堪，手让紫檀染得通红。
他们的头发都用带子系着，活像厨房角落里被熏黑了的圣像。
有时，外祖父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谈话，这让他的孙子们非常羡慕。
外祖父身材瘦小，脸上线条分明，圆领绸背心有个破洞，印花布的衬衫也皱巴巴的，裤子上有补丁。
就是他这么一身，比起他那两个穿着护胸、围着三角绸巾的儿子，还算干净漂亮的。
我们来了几天以后，他就开始让我学做祈祷。
别的孩子都比我大，都在跟乌斯平尼耶教堂的一个助祭学识字，从家里可以看到那个教堂的金色尖顶。
文静的娜塔莉娅舅妈教我念祷词，她的脸圆圆的，像个孩子，眼睛澄澈见底，穿过她的这双眼睛，好像可以看到她脑袋里的一切。
我非常喜欢她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她双眼眯了起来，低着头，悄声说：
“啊，请跟我念：‘我们在天之父……’”
如果我提出什么问题，她就会东看看西看看，好像怕别人看见似的，说：
“别问啦，越问越糟糕！你就跟我说就行了：‘我们在天之父’，快说啊。”
我不清楚为什么会越问越糟糕，就故意念错。
可是温柔的舅妈只是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一点也不生气。
这反倒让我有些生气了。
这一天，外祖父问我：
“阿廖沙，你今天干什么来着？一定又去玩了！我问你，《主祷经》念熟了吗？”
舅妈忧虑地说：“他记性不太好。”
外祖父一声冷笑，红眉毛一挑。
“那就得挨揍了！”他又问，“你爹打过你吗？”
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没回答。
我母亲说：“马克西从来没打过他，让我也别打他。”
“为什么？”
“他认为用拳头是教育不出人来的。”
“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请上帝原谅我，我说了死人的坏话！”外祖父气呼呼地骂道。
他的话让我感到受了污辱，他看出这一点。
“啊哈，你还噘起了嘴！”
他拍了一下我的头，像是想起了什么，说：
“星期六吧，我要为顶针的事抽萨沙一顿！”
“什么是‘抽’？”
大家都笑了。
外祖父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心里开始琢磨“抽”和“打”的区别，我知道“打”是怎么回事，打猫打狗，还有阿斯特拉罕的警察打波斯人。
可我还没见过打小孩。
舅舅们惩罚孩子时，是用手指头弹他们的额头或后脑勺。
孩子们对此似乎习以为常，摸摸弹得起包的地方，又去玩了。
我问：“疼吗？”
他们勇敢地回答：“一点也不疼！”
这次为了顶针的事，他们就挨弹了。
顶针的事我是知道的。那天晚上，两个舅舅和格里高里准备把染好了的料子缝成一匹一匹的布后，再去吃饭。
米哈伊尔舅舅要跟那个眼睛快瞎了的格里高里搞了个恶作剧，他叫9岁的侄子把他的顶针在蜡烛上烧热。
萨沙很听话，拿镊子夹着顶针烧了起来，烧得快红了以后，偷偷地放在格里高里手边，然后就躲了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外祖父来了，他想帮帮忙，于是就坐下来，不紧不慢地戴上了顶针。
我听见叫喊声跑进厨房时，外祖父正用烫伤了的手指头抓着耳朵，他一边蹦跳，一边吼着：
“谁干的？你们这群混蛋！”
米哈伊尔舅舅趴在床上，用嘴吹着顶针儿。
格里高里依旧缝他的布料，不动声色，巨大的影子随着他的秃头晃来晃去。
雅科夫舅舅也跑了进来，掩面而笑。
外祖母正在用刀切土豆儿。
米哈伊尔舅舅抬头看了看，突然说：
“这是雅科夫家的萨沙干的！”
“胡说！”雅科夫大吼一声跳了起来。
他儿子哭了，叫道：“爸爸，是他让我干的！”
两个舅舅互相骂了起来。
外祖父这时候已经消了气儿，把土豆片儿糊到手指头上，领着我走了。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米哈伊尔舅舅的错。
我问：“要不要抽他一顿？”
“要！”外祖父斜着眼看了我一下。
米哈伊尔舅舅却火了，向我母亲吼道：
“瓦里娅，小心点你的狗崽子，别让我把他的脑袋揪下来！”
母亲毫不示弱：“你敢！”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母亲说话经常是这么简短有力，一下子就能把别人推到千里之外。
我知道，别人都有点怕我母亲，外祖父跟她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
我对这一点感到特别自豪，曾对表哥们说：“我妈妈的力气最大！”
谁也没有表示异议。
可是星期六的事儿却动摇了我对母亲的这个信念。
星期六之前，我也犯了错误。
我对大人们巧妙地给布料染色的技术非常感兴趣。
我很想自己动手试一试。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科夫家的萨沙。
萨沙是个乖孩子，他总是围着大人转，跟谁都挺好的，谁叫他干点什么，他都会乖乖地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