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场噩梦来临了。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喝过茶以后，外祖父和我坐下来念诗，外祖母正在洗盘子和碗，雅科夫舅舅闯了进来。
他一头的乱发和平常倒是没什么两样儿，可是脸色不大对头。他既不问安，也不看谁一眼，而是把帽子一扔，挥着两手嚷起来：“爸爸，米哈伊尔疯了！”
“他在我那儿吃的饭，可能是多喝了两盅儿，又拍桌子又砸碗，玻璃也给砸碎了，他没完没了地挑衅我和格里高里！现在他已经往这儿来了，说是要杀了您！您可要小心啊！”
听罢他的话，外祖父用手把身子慢慢地支起来，眼睛几乎瞪了出来：
“听见了没有，老太婆？”他吼着，“好啊，杀他爹来了，亲生儿子呀！”
他耸着肩膀在屋子里来回走着，突然，他一伸手把门关上了，带上了沉重的门钩，转身冲着雅科夫，说：
“你是不是要把瓦里娅的嫁妆拿到手才甘心？是不是？拿去吧！”
他在食指和中指间露出大拇指，伸到雅科夫的鼻子尖儿底下——这是轻蔑的表示！
雅科夫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来：
“爸爸，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关不关你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什么东西！”
外祖母什么也不说，她在忙着把茶杯往柜子里收。
“我，我是来保护你的……”
“好啊，保护我！好极了，谢谢你，好儿子！”
“老太婆，快给这只狐狸一件武器，雅科夫·华西里耶维奇，你哥哥一冲进来，你对准他的脑袋打他！”
舅舅躲到角落里去了。
“既然不相信我，我就……”
“相信你？”
外祖父跺着脚狂吼：
“告诉你，不管什么鸡、猫狗我都相信，可是你，我还要等等看！”
“我知道，是你灌醉了他，是你让他这么干的！”
“很好，你可以动手，打他或打我都行！”
外祖母悄悄对我说：
“快，跑到上面的小窗户那儿去，你舅舅米哈伊尔一露面，就赶快下来告诉我们！”
受此重任，我感到十分骄傲。
我马上跑上楼去，一丝不苟地注视着街道。
街道上，鹅卵石像一个个肿瘤，近处的“肿瘤”大一些，越远越小，一直延伸到了山谷那一边的奥斯特罗日那雅广场，广场旁边有一座监狱。
那儿还有一个叫久可夫的臭水坑。那就是外祖母讲过的，有一年冬天舅舅们曾经把我父亲扔进去的那个水坑。
向近处瞧瞧，前面是一条小巷，巷子尽头是低矮的三圣教堂。
街上的行人不多，蟑螂般地挪动着。
是他，米哈伊尔舅舅！
他东张西望地出现在巷子口，帽子盖住了他的耳朵和大半个脸。
看他那阵势，杀气腾腾的！
我飞快地跑下楼去，猛敲外祖父的门。
“谁？”
“我！”
“干什么？”
“他进酒馆了。”
“知道了。你去吧！”
“我在那儿害怕……”
“行啦，待会儿吧！”
我只好又上楼去，趴在窗户上。
天黑了下来，各家各户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不知道谁在弹琴，传出一阵阵悠扬而又忧郁的音乐来。
酒馆里的人们在唱歌，门一开，疲倦而又沙哑的歌声就传到了大街上。
那是独眼乞丐尼吉图什加在唱，这个大胡子老头儿的右眼是红色的，左眼则永远也睁不开。
门一关，他的歌声也就像被砍断了似的，戛然而止。
外祖母很羡慕这个独眼儿乞丐，听着他唱歌，她叹息道：
“会唱歌，真幸福啊！”
有的时候，她向坐在台阶上唱歌的老乞丐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说：“我问你，在梁赞也有圣母吗？”
乞丐声音很低地回答：“哪个省都有，到处都有。”
……
昏暗的大街让我有一种沉重的疲惫感，我希望这时候有个人在我身边，最好是外祖母，外祖父也行！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我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外祖父和舅舅们都不喜欢他，而外祖母、格里高里和叶夫根尼娅谈起他来又那么怀念他呢？
我的母亲又去哪儿了呢？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母亲，甚至把她当成了外祖母所讲的童话中的主人公。
母亲离家出走了，这就更使我觉得她有传奇色彩了，我觉着她现在已经成了绿林好汉，住在路旁的森林里，杀富济贫……
好像是一场梦！
下面的吼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把我惊醒了。
我赶紧往窗下看，外祖父、雅科夫和酒馆的伙计麦瑞员正把米哈伊尔往外拉。
米哈伊尔抓住门框，硬是不走。人们打他、踢他、砸他，最后把他扔到了街道上。
酒馆的门“哗啦”一声锁上了，压皱了的帽子被隔着墙扔了出来。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米哈伊尔舅舅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慢慢地爬了起来。
他抓起一个鹅卵石，猛地向酒馆的大门砸去，一声沉闷的响声以后，街道又恢复了沉静。
外祖母坐在门槛上，弯着腰，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抚摸着她的脸。
她好像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嘟哝着：
“上帝啊，给我的孩子们一点智慧吧！”
“上帝啊，饶恕我们吧……”
外祖父在这所宅子里住了总共也就是一年时间，不过，我们却名声大噪，每周都会有一群孩子跑到门口来，欢呼着：“华西里家又打架了！”
天一黑，米哈伊尔舅舅就会来到宅子附近，等待时机下手，大家无不提心吊胆。
他有时候会找几个帮凶，不是醉鬼就是小流氓。
他们拔掉了花园里的花草，捣毁了浴室，把蒸汽浴的架子、长凳子、水锅全都砸了，连门窗也没放过，都砸烂了。
外祖父站在窗子前，脸色阴沉地看着人家破坏他的财产。
外祖母则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不停地叫着：
“米希加，米希加，干什么啊？”
可回答她的却是不堪入耳的俄罗斯式的咒骂。
在这种时候，我很难追得上外祖母，可离开她我又感到不安，只好来到楼下外祖父的房间。
他却嘶哑着嗓子，冲着我大喊：“滚开，混蛋！”
我飞也似的逃回顶楼，从窗口向外盯着外祖母。
我很怕她让人给杀了！
我喊她，让她回来，她不肯。
这一次，米哈伊尔拿着一根大木棒子来打我们的门。
门里面，外祖父、两个房客和酒馆的老板娘，各执武器，等着他冲进来。
外祖母在后面哀求着：“让我出去见见他，跟他谈谈……”
外祖父前腿屈，后腿绷，像个猎人似的守在门口，当外祖母去哀求他时，他无声地用胳膊肘向后推她。
舅舅马上就要攻进门里来了。
外祖父突然说：“别打脑袋，打胳膊和腿……”
门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小窗户，舅舅已经把窗户上的玻璃打碎了。
外祖母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伸出一只胳膊，向外面摆着手，大叫：
“米希加，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走吧！他们要把你打残啊，快跑！”
舅舅在外面，照着她的胳膊就是一棍子，外祖母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嘴里还念叨着：“米希加，快跑……”
“老太婆，怎么啦？”外祖父大叫一声。
门“哗”地一下开了，舅舅冲进来，几个人一齐动手，他一下子就又被扔了出去。
酒馆主人的妻子把外祖母搀回到外祖父的屋子里，外祖父在后面跟着。
“伤到骨头没有？”
“肯定是折了！”
“唉，你说，拿他怎么办啊？”外祖母闭着眼睛说。
“好啦！已经把他捆起来了！”
外祖母开始痛苦地呻吟着。
“忍一忍吧，我已经叫人去找正骨婆了！老太婆，他们这是要我们现在就死啊！”
“把财产都给他们吧！”
“那瓦里娅呢？”
他们谈了很久。
外祖母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无力，而外祖父却始终在大吵大闹。
不一会儿，来了个小老太婆。她的大嘴巴像鱼似的张着，好像没有眼睛，她用拐杖探着路，一步一挪地往前挪着。
我以为她来了就说明外祖母的死期已到，“刷”地一下跳到那个老太婆跟前大吼：“滚出去！”
外祖父粗暴地把我拎起来，上了顶楼。
“好事情”·
童年·
“好事情”
外祖父突然把房子卖给了酒馆老板，在缆索街上另买了一幢新房子。这条街上没有铺路面，长满了青草，十分清静，它一直通到田野，街道两旁是两排色彩斑斓的小屋。
这所新房比原来的那一所更漂亮，更令人喜爱。它的正面墙上涂着深红色的颜料，三扇带有护栏板的浅蓝色百叶窗和顶楼上那扇单开的百叶窗都十分明亮，左边的房顶被榆树和菩提树的浓荫遮掩着，显得非常美观。院子里和花园里有许多隐秘的角落，好像是有意为孩子们捉迷藏安排的。花园尤其令人喜欢，它虽然不大，但林木茂盛，错落有致，令人颇有心旷神怡之感。花园的左边是奥夫相尼科夫上校家马厩的围墙，右边是贝特林家的住宅，花园深处与卖牛奶的女商贩彼得罗芙娜的菜园相连。她是一个身体肥胖、面色红润的女人，说话时声音很大，像铃铛似的整天吵嚷个不停。她的那座小屋坐落在地平线以下，又阴暗又破旧，屋顶上长满青苔，倒显得特别漂亮，两个窗口正对着田野，田野上整天都有士兵在操练、奔跑，士兵们的刺刀在秋阳的斜辉下闪耀着一道道白光。
整个宅院里住满了我所不熟悉的人：前院住着一个鞑靼军人，他的老婆个子矮小，身体又圆又胖，常常弹奏一把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吉他，用又高又亮的尖嗓音唱着一支热情奔放的歌。
那个鞑靼军人也浑身圆得如同皮球一般，他坐在窗口，鼓着发青的腮帮子，笑嘻嘻地瞪着一双棕红色的眼睛，不停地抽着烟斗，咳嗽时声音有点奇怪，就像狗叫一样。
地窖和马厩上面，有一间舒适的小屋，里面住着两个运货的马车夫——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彼得大伯和他的哑巴侄子斯捷帕。斯捷帕是个胖胖乎乎、体格强壮的小伙子，他的面孔又红又圆，看上去就像一个红铜托盘。那里还住着一个闷闷不乐、身材细高的鞑靼人，名叫瓦列伊，是个勤务兵。这都是一些新人，他们身上有着许多我不了解的东西。
不过，最使我感兴趣的，还是那个绰号叫“好事情”的包伙食的房客。他在后院，紧靠着厨房租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很长，有两个窗口，一个对着花园，另一个对着院子。这个人身体消瘦，背有点驼，面色白净，留着两撇黑胡子，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友好的眼睛。他沉默寡言，向来不被人注意，每逢叫他吃饭或喝茶的时候，他总是回答：
“好事情。”
外祖母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这样称呼他：
“阿廖沙，去叫‘好事情’来喝茶！‘好事情’怎么吃得这么少？”
他那间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小箱子和一些我看不懂的书，到处都是盛着各种颜色的液体的小瓶子，还有一些铜片、铁块和铅条。他从早到晚穿着一件棕红色的皮上衣，下身穿着一条浅灰色的方格裤子，身上沾满各种颜料，脏乎乎的，散发着一种刺鼻的气味。他头发蓬乱，动作笨拙，老是在屋里熔化铅条，焊接铜器，有时烧伤了手指就急急忙忙地往手上吹气。有时，他跌跌撞撞地走到挂在墙上的图纸前面，擦擦眼镜，在图纸上看来看去，他那个又细又直、白得出奇的鼻子几乎碰到了图纸，像是在那里闻它似的。有时候，他突然在屋子中间或窗口旁停下来，闭上眼睛，仰着头，一声不响，呆若木鸡地站上老半天。
我爬到板棚顶上，隔着院子观察他，从那个敞开的窗口，我能看见他在一个破烂不堪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戴的那副眼镜犹如两片薄冰，闪着寒冷的青光。这个人的魔术般的工作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使得我在板棚顶上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
我想，他如果是一个富人，身上穿的衣服漂亮些，我准会怕他的，但是他很穷：皮上衣领口上面露着皱皱巴巴、脏兮兮的衬领子，污迹斑斑的裤子上打满了补丁，光脚穿着一双旧拖鞋。
宅院里的人都不大喜欢这位“好事情”，大家谈到他时都流露出嘲笑的神色。那位性格开朗的军人妻子管他叫做“白鼻子”，彼得大伯管他叫“药剂师、魔术师”，外祖父管他叫“共济会员”。
“他在干什么？”我问外祖母。她声色俱厉地应了一声：
“这与你无关。少管闲事，听见了吗？”
有一天，我鼓足勇气，走到他的窗口前问他：
“你在干什么？”
他哆嗦了一下，从眼镜上方观察了我好半天，然后向我伸出一只满是烫伤和烧伤的手，说：
“爬进来吧。”
他不叫我从门口进去，而是让我从窗口跳进去，这更使我觉得他有点不一般。他坐在一只箱子上，让我站在他前面，小声问我：
“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一问真叫人生疑！要知道我一天４次在厨房里吃饭和喝茶时，都是坐在他的身旁啊！
我回答说：
“我是房东的外孙。”
“哦，那就对了。”他一边擦着自己的手指，一边说，说完又沉默不语。
这时，我觉得有必要向他解释一下：
“我不姓华西里，我姓彼什科夫……”
“别什科夫？”他发音不准确地重复了一遍，“好事情。”
他推开我，站起身来，向桌子那边走去，说道：
“好吧，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吧。”
我坐了很长时间，仔细看他如何用木锉锉一块老虎钳子夹着的铜片，锉下的铜末落在一块硬板纸上。接着，他把铜末捏成一把，撒进一个很厚的杯子里，再从小罐里倒出一些食盐似的白粉，也撒在杯子里，又从一个黑色的瓶子里往里面倒了点液体，于是，杯子里便发出“咝咝”的声音，冒起烟来。一股呛人的气味直扑我的鼻孔，我咳嗽起来，直摇头，可他这位魔术师却明知故问：
“怎么样，很难闻吧？”
“是的！”
“这就对了！小弟弟，这好极啦！”
“有什么好得意的？”我暗自思忖，然后严肃地说：
“既然难闻，那就是不好！”
“是吗？”他眨巴着眼睛高声说，“小弟弟，那可不一定！喂，你喜欢玩打拐子吗？”
“你是说打羊拐？”
”对，是打羊拐，喜欢玩吗？”
“喜欢！”
“你想让我给你做一个灌铅的羊拐吗？用它来打，一打一个准！”
“想。”
“那你就拿个羊拐来吧。”
他手里端着那个冒烟的杯子，走到我跟前，说：
“我给你做一个灌铅的羊拐，你以后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好吗？”
这句话可把我气死了！
“你就是不做，我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我满腹委屈地跑出去，走进花园。外祖父正在那里忙着把枯枝烂叶围在苹果树的根部。
“你过来，帮我把草莓的枝叶剪齐。”外祖父说着，把剪刀递给我。
我问他：
“‘好事情’在搞什么？”
“他在破坏房子。”他气冲冲地回答，“地板让他烧坏了，墙纸让他弄脏了，我过一两天就去告诉他，叫他搬走！”
“就应该这么办。”我表示同意，便拿起剪刀开始剪草莓的枯枝。
可是不久，我就改变主意了。
每逢秋雨连绵的夜晚，要是外祖父不在家，外祖母就在厨房里举办非常有趣的晚会，邀请所有的房客都过来喝茶。马车夫、勤务兵每次必到，那个泼辣大胆的卖牛奶的女商贩彼得罗芙娜也常来，有时候那个性格活泼的军人妻子也来。“好事情”来了以后，总是坐在角落里，紧靠着炕炉，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哑巴斯捷帕和勤务兵瓦列伊来了就坐在那里打纸牌。
彼得大伯来做客时，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白面包和一大瓶“种子”果酱。他把面包切成薄片，在每一片上抹上厚厚一层果酱，用手托着这些涂有草莓酱的面包片，深沉地鞠着躬，分送给大家。
“诸位，请给面子吃一片吧！”他亲切地请求说。当别人从他手里接过面包以后，他仔细瞧着他的黑手掌，要是发现上面有一滴果酱，便用舌头舔掉。
彼得罗芙娜带来一瓶樱桃甜酒，那个欢快活泼的军人妻子带来一些核桃和糖果。一场热闹的晚宴便开始了。
就在那次“好事情”贿赂我，答应给我做一个灌铅的羊拐，叫我不要再去找他以后，外祖母又举办了一次这样的晚会。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连绵的秋雨，大风呼啸，树叶“簌簌”作响，树枝碰到墙壁发出“咔嚓”的声音。厨房里又温暖又舒适，大家互相紧挨着坐在一起。外祖母很少这样高兴过，滔滔不绝地讲起童话故事来，讲得一个比一个精彩。
她坐在炕炉边上，脚踩着炉阶，俯下身去望着那些被小洋铁灯的灯光照亮了的人们。
我在她脚旁宽宽的炉阶上坐下来，差不多就在“好事情”的头上。外祖母讲了一个关于勇士万尼亚和隐士米龙的故事。那些铿锵有力、形象生动的语句有节奏地、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从前有个凶恶的督军叫戈尔京，
他灵魂肮脏，心肠像铁石一般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