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30年的深入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正在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虽然中国改革的成功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但是在如何解释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内在的逻辑和未来的走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却众说纷纭，认识相距甚远。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有利的初始条件（如二元结构）等，并不具有普遍意义（Jeffre Sachs，Wing Thye Woo，1994）。演进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是复杂的而人类的知识和理性是有限的，因而，改革只能采用渐进方式，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它的渐进性（Mcnillan and Naughton，1992；Peter Mur-rel，1994）。强调国家干预的学者认为，强有力的政府的干预和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中国经济改革顺利推动的关键（Allce。H。Amsden，1994；Peter Nolan，1995）。林毅夫等人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是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得到了发挥，同时，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采取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林毅夫等，1997）。樊纲等把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概括为双转制和增量改革（樊纲，1993；张军，1997）。持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只有宪政制度的转轨才是衡量改革成败的最终标志（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2），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的改革是否成功还是一个问题。周振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含是由制度博弈的结构或“改革的程序”决定的，这种“改革程序”的设定可以归纳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动态化；诱致性激励的改革选择集弹性化；制度交易的合同非完全化（周振华，1999）。杨瑞龙等人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要主导型三个阶段，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杨瑞龙，2001）。英国学者乔舒亚·库珀·拉莫提出了“北京共识”这一概念，并把它当作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新的转型与发展模式（舒亚·库珀·拉莫，2004）。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和经验的上述概括各有侧重，观点各不相同，但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在改革目标相同而且确定的前提下，围绕着改革方式方法的差别而展开讨论的，而缺乏对改革过程与改革的目标之间关系的深入考察。但是，改革内容的对与错、改革方式的优与劣、改革政策的成与败，都只有在确定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加以考察才有意义，离开了改革的目标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本质和内在逻辑。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围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来具体阐明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核心、主线、特征，揭示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和改革经验的含义和意义。
二、经济改革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转型是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目标的，初看上去，在这里，不同国家改革的起点和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是确定的，起点和目标清楚了，剩下的问题只是在确定的条件和目标下寻求路径的最优化。这种做法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却包含着很大的片面性，很容易导致认识上的错误。实际上，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而存在的某种物质设备或技术性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随意搬来搬去。相反，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下的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现代的市场经济，英美模式不同于德日模式，东亚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从理论上看，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质和内涵人们的认识历来存在着分歧。比如，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的人认为，经济问题实质上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坚持演进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市场制度只能自发生长，不能人为构建，反对国家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的干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把市场化的核心归结为“产权的明晰化”；公共选择理论强调宪法和政治秩序的选择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对于市场经济的不同认识表明，重要的不仅在于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还在于弄清这一目标的具体含义。
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即使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人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比如，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没有社会属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姓“社”与姓“资”之分，因而主张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完全与西方的制度模式接轨；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而市场经济意味着高的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等等。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实际的改革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和现实。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主要的经济特征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基本特征呢？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本质的区别。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江泽民，2006），就是点明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性和特色。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包括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财政金融制度、价格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政府体制与政府职能等在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和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
第三，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某种先验的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因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照搬某种抽象的理论或其他国家的经验，而只能在有条件地吸收和借鉴国外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核心和基本内容，赋予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转型方式以鲜明的特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
三、经济改革的主线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主线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认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飞跃。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阐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和具体任务。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各不相同。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性以及不同阶段的改革战略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首先，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承认消费品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因而，改革的重点在于引入消费品市场和放开消费品价格，使企业和个人在消费品市场的供求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其次，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阶段，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但不承认生产要素是商品，改革的重点在于引入生产资料市场和放开生产资料价格，使企业和个人在生产资料市场的供求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第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承认了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是商品，改革的重点是培育和发展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使企业和个人在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第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除了要继续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外，提出了经济改革要为促进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强调了要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领域和民生领域的改革开始成为改革的关键环节。
对于什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问题，我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深入的讨论，在讨论中，形成了价格改革主线论（吴敬琏、周小川等，1988）、企业改革主线论（厉以宁，1989），以及企业和市场双向协调论（刘国光等，1988）等不同的观点。纵观改革的历史，真正能够贯穿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的历史进程主线，显然只能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根本目标，脱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
四、经济改革的核心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一系统是依照一定的规律并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的，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呢？回答这一问题仍然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比如，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没有社会属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没有姓“社”与姓“资”之分；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而市场经济意味着高的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性质和核心问题的认识。中国现实的改革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的就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因此，如何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就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将消除，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首先必须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推进就是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为核心展开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十四大以来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献对这一问题有更明确的论述。中共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江泽民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取得成功，必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努力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等优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通过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等弱点和消极方面，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江泽民，2002）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共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把“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当作了重要的经验之一。
考察中国经济改革实际进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改革中所有的重点和难点、所有的经验和特色，都来源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要求：即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现代的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既相互制约相互矛盾，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既坚持国有企业的公司化，又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实现公平；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上，既要促进国有资本在市场的自由流动，又要保障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发展与壮大，既要促进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又要保障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强调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又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强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强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在政府作用的改革上，既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又强调加强和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既坚持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威性，又坚持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等等。
能否处理好上述关系，解决好上述矛盾，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中国的经济转型模式或改革道路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一难题的实践中形成的，就是解决这些难题的制度、体制、政策和方法的总称，把握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这一核心和关键，才能理解中国经济改革这一复杂系统的奥秘和内在逻辑。
五、经济体制的特征
如前所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和核心，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就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和核心展开的，改革以来形成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一主线和核心的展开和具体化，它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其主要特征包括：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有利于发挥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众多的独立的所有权主体，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调动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中国逐步确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这一思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通过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比重过大的问题，把国有经济的重点放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小企业放开放活，大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从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既要充分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充分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二）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基础作用相结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体制中，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宏观调节的主体，也是公有制的主体、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主体，国家是推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国家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为：
1.国家调节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宏观的平衡，为市场机制创造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和调节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2.国家调节的内容不仅仅是总供求的平衡，更重要的在于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统筹协调等。
3.国家调节的手段不仅包括间接的需求管理，即财政货币政策，还包括了许多直接调节的因素，如改革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国有资本的管理、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等。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政府还要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力量，从各个方面来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现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以总需求政策为核心有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应当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的有机统一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
（三）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相结合
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起来的人带后富起来的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也开始凸显，十六大以来，针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了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方针，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十七大报告“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同时指出：“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包括了以下基本原则：
1.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建设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3.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4.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贯穿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全过程。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四）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开放与改革、开放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但是，在积极和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我们应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全球性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的频繁暴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加深，等等。因此，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坚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另一方面，要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引进与开放创新、利用外资与自己积累结合起来，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同时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五）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国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坚持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代表着国家的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经济政府秩序，同时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主导性力量。地方政府则一方面要服从中央的领导，努力实现国家的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在改革中获得了有效的经济自主权和明确的经济利益，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为中国成功实现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现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不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永久模式，但它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工业化与现代化相联系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和后进国家现代化的特殊的历史要求，它将在比较长一个时间内存在于中国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并随着实际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六、经济改革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成了两条明显不同的道路，即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还在于它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或改革方式，概括讲，这种改革方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坚持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层单位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双轨过渡，增量先行，在保留计划协调的前提下，通过在新增资源中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比重的办法来稳步向市场经济过渡。
第三，整体协调，重点突破，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分部门、分企业、分地区各个突破，由点到面，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
第四，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第五，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先试验后推广，并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目标与思路。
目标决定方法，方法内生于目标，不能脱离开改革的性质和目标来抽象讨论改革的方式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特殊性质决定的，这是因为：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赋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的活力，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其改革的方式和过程必然具有温和渐进的特点。在这里，新旧体制之间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而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它们之间的转换要经历许多不同阶段，经过许多中间环节，采取许多中间形式。
2.中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而且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分工粗疏、结构简单、信息不畅、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差距大、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市场化与工业化、体制模式的转型与发展模式的转型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形式，它的具体含义和实现形式并不是先验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把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的探索过程，直到1992年以后，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才被明确定义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使如此，它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改革目标的所有的问题，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需逐步加以完善。
显然，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方式和方法的差别，而是改革的目标和性质的差别。正如科尔内所概括的那样，渐进与激进的差别不在于转型的方式和速度，也不在于它们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而在于是改革还是“革命”（Kornai，1995）。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而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则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彻底否定，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两种不同改革道路的根本原因。
七、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意义：普遍性与特殊性
中国的改革模式和改革经验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和经验，那么，这种改革模式和改革经验对于人们认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有的人持肯定态度，有的人持否定态度。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因而，中国的改革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他们强调，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化路线所导致的（Jeffrey Sachs and Wing Woo，1993）。持肯定态度观点的人则认为，中国的改革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的道路，既然改革中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及其弊端都是相同的，改革的道路也应该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普遍的而不是独特的（林毅夫等，1993）。
应当说，中国的改革道路首先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它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此外，特殊的初始条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乃至于领导集团的特殊的风格，都是塑造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的重要因素。中国改革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对中国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并不一定对其他国家也适用，反过来说，对于其他国家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并不一定对中国也适用。或许有人会说，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国家与地区之分，更没有姓“社”与姓“资”之分，因此，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制度模式和改革经验。但是，客观现实和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而存在的物质设备或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随意搬来搬去。相反，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下的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现代的市场经济，英美模式不同于德日模式，东亚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所谓的中国模式不仅包括了改革的模式还包括了发展的模式和开放的模式，中国模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所不能回避的三个最重要和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议题、趋向或规律，但是，就这三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经验都有其独到或创新之处。因为，这三个普遍的议题或规律都面临着如下一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或国情：（1）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2）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3）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之中。（4）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5）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6）地域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正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殊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模式和经验只是一种特例或偶然，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实际上，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个性中体现着共性。中国经济模式中所有重要议题，如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是每个国家特别是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有效的解决，是有一定共同规律的，因此，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现在更不应当仅仅是文明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思路，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一般规律的认识，中国的模式向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即那些看似相互对立的因素如何相互补充、融合、渗透、促进和发展的，包括：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的结合。
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的基础作用的结合。
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合。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结合。
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结合。
传统与现代、新体制与旧体制的结合。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局部推进与整体协调的结合。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结合。
这种结合是辩证法的胜利，它同时也印证了费正清的这样一个论断：工业化国家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常被转化为加强其自身的一种特殊力量（费正清，1992）。可以相信的是，随着中国模式的日益发展和影响的日益扩大，人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探索也会不断加强和深化。
科学认识中国模式的意义需要破除这样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或蒙昧主义，这种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这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化和规范化，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按照这种逻辑，经济学是普适性的科学，因此，所谓的中国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问题。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首先，西方经济学并不只有一种，而是存在众多的理论和流派，而且这些理论和流派的地位与影响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被许多人尊崇的现代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其实也只是众多经济学流派中的一支，它绝不是什么普遍和永恒的真理。其次，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都是不同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根据他们自身特殊的环境、经验和知识背景提出的不同思想理论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经济学的发展绝不是某些人和某些国家的专利。再次，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模式是十分丰富和独特的，绝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和经验。最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的，都是有条件的，都不可避免地会反映理论的生产者特殊的利益和价值取向，都体现了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因此，仅仅满足于照抄照搬和全盘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国的模式，决定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者绝不应当只是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而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总而言之，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这样说：“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现在，当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大步迈进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新的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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