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在政治上获得了民主平等的权利，并于1950年9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本民族当家做主的愿望。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还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经济的繁荣，因而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已势在必行。
土地改革是我国各民族农业区共同经历的社会改革步骤。不进行这场深刻的改革，就不能解放社会生产力，就不能使民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东乡自治区从1951年冬季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自治区工委在临夏地委的正确指导下，从当地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和政策，采取稳妥的步骤和方法，推进土地改革。在土改前和土改中，自治区工委大力进行了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组织和发展区、乡、村各级农民协会。当时自治区农民协会会员达1．4万人，其中东乡族8540多人。自治区还开办土改训练班，培养了土改干部和积极分子1880多人，其中东乡族1530人。在广大农民中深入而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对党的土改政策、民族宗教政策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认识。在此基础上，按照规定的经济标准划分阶级成分，开展诉苦斗争，分配土地及其他胜利果实，组织领导生产。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发动群众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协商相结合，以发动群众为主，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坚持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区别对待；坚持开展面对面的诉苦斗争与适当的背靠背的斗争；在没收分配土地时，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开明地主适当照顾，妥善安置。从而使土改得到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拥护，减少了阻力，增加了助力，巩固和加强了反封建统一战线，不仅达到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生产力的目的，而且进一步加强了民族之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
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分批分期培训干部，历时半年，至1952年春季，东乡自治区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在土地改革中，东乡共划分出贫农6045户，雇农1292户，中农9537户，分别占总农户17599户的34．3％、7．3％、54．2％；地主256户，占总农户的1．3％，富农189户，占总农户的1．1％，其他成分299户，占总农户的1．8％。共征收、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26141亩，房屋6478间，牲畜1006头（匹），粮食28万余公斤，农具10040件，其他生产和生活资料25400余件，分配给8000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废除封建地租粮食约68万公斤。
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乡族经济社会面貌，使广大东乡族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彻底的解放，经济上得到了翻身，生活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东乡自治区粮食播种面积达到39．7万亩，比1949年的25．28万亩增加了57％，过去大量荒芜的土地被重新开发整修；粮食总产达到2482万公斤，比1949年的1159万公斤增长114％，平均亩产62．5公斤，比1949年的45．8公斤增加了36．5％。
（第三节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1953年，党中央制定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东乡族自治县经济结构中，农业占有绝对的优势，私营工商业很不发达，当时全县虽有130余家个体工商户，但都是零售商和摊贩，且大都既经商又务农；手工业亦相当薄弱，工匠甚少，也大都是农忙务农、农闲从工的兼业户。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于1956年通过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的形式，很快顺利完成。实际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代替个体劳动者的私人占有制。这是一场深刻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共经历了组织互助组、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四个发展阶段。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激发了东乡农民“劳动致富”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土地改革仍然建立在农民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小农经济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刚刚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在发展生产中，有的缺乏资金，有的缺乏农具，有的缺乏劳力，有的缺乏牲畜。为了帮助广大农民解决这些问题，自治区工委按照党中央于1951年底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精神，在“慎重稳进”方针指导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有计划地提倡开展互助合作，组建临时、季节、常年性的互助组，也叫变工队。1952年，东乡自治区共建立起临时性和常年性互助组1417个，参加的农民有5075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32％。次年，互助组发展为1625个，参加农户增至6267户。劳动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
1953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自治区工委根据决议精神，在劳动互助合作组织发展的基础上，采取试办、示范、推广相结合的方法，坚持自愿原则，于1954年在风山乡池滩村建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有11户农民参加。经过一年的示范，至1955年全县共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1个，参加的农户达516户，平均每社16．6户。原建的池滩初级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户增至28户。
1955年下半年，东乡族自治县根据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全县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共建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93个，参加农户达15994户，占农户总数的82％，平均每社32．5户；建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3个，参加农户189户，占农户总数的0．9％，平均每社63户。到1957年，全县所有农户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但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同全国一样，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存在着要求过急、转变过快、慎重不够、稳步不足等问题，使农业合作化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1958年，东乡族自治县一举实现人民公社化。开始，公社规模很大，全县将35个乡的29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7个大公社，并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实行政社合一。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下，把人民公社看作是“一步登天”的共产主义。因此，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建立公共食堂1194个，实行“吃饭不要钱”，以平均主义代替按劳分配。这样一来，不但农业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反而刮起一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割“私有制尾巴”，取消了自留羊、自留畜、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实践证明，当农业还处在传统生产方式的阶段，要想匆匆忙忙、一蹴而就进入社会主义，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合作化消灭了私营经济，消灭了剥削制度，解放了劳动力，实现了社会公平，这在形式上看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制度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这种公平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效益不好反过来影响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而人口急剧增加，消费不断扩大，已实现的公平只能是一种贫困的公平。由于“左”的错误思想严重泛滥，再加
1959年以来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造成人们生产、生活上的极大困难，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东乡族自治县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调整公社体制规模，基本上按原有的乡设公社，一乡一社，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1年，取消公共食堂，恢复自留畜、自留地，开放了农村集贸市场。1962年，全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249．2万公斤，平均亩产达到80公斤，创历史最好水平，群众生活也随之有了明显改善。恰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开始好转的经济势头，一下子又被遏制住了，全县经济迅速滑入低谷。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作物产量高低不稳，群众生活日趋困难；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刚刚起步，但步履维艰；50年代兴办的农机厂、面粉加工厂等工业企业，虽有生产，但基础薄弱，发展潜力明显不足。这种停滞不前的经济建设状态，持续了10年之久，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根本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