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生活》月刊上登载了一篇美文——《不要疾驶而去》，讲述足球明星卡洛斯的一次人生奇遇：
卡洛斯驾驶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开足马力，飞驰而去。
他的汽车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之一。突然，一块石子打在后车门上！卡洛斯紧急刹车，把车倒回挨了石子的地点。
他下了车，在人行道上看到了一个小男孩。卡洛斯抓住他，摇晃着他并极其愤怒地喊道：“小坏蛋，你在干什么？你砸了我的汽车，你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你为什么要扔石头？”
那个男孩哭着回答他说：“对不起，先生，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哥哥从轮椅上摔下来，爬不起来了。我一个人不能把他扶起来，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帮助我！”
卡洛斯感到喉咙哽住了。他走过去把那年轻人扶了起来，把他放到轮椅上坐下。然后，卡洛斯也没有去修他的车，而是让它保持原样，以便提醒他，人生之路不能疾驶而过，也许有人不得不向他投来一块石子以引起他的注意。
那么你呢，最近也曾碰到一块这样的石头吗？
这个故事真实生动，而且令人深思。当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处心积虑、四处奔波，向着各自宏大的目标疾驶而去时，却忽略了身边有一些遭遇困难、处境窘迫的人更加需要我们的帮助。你的举手之劳，投足之力看似微不足道，却可能改变你所帮助的那个人一生的命运。你的一句问候，一声鼓励，一张笑脸，也将会使困境中的人得到慰籍，充满向往，建立自信，从而能够鼓起勇气，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挫折。
闽宁对口帮扶的友好使者——来自福建的党政干部、挂职干部、企业家和新闻工作者等等，他们一旦踏入六盘山群山深处的泾源，也会因为贫困山区的教育而留下了许多深情的目光和注意。
1997年8月中旬，厦门市电视台年轻的女记者米加和她的同事三人随团来宁夏考察。
在海原县拍摄缺水干旱地区的贫困状况时，27岁的漂亮姑娘米加索性脱掉鞋子，赤脚跳进湿冷泥泞的水窑帮助摄像师打灯光。在长期生活、工作于江南水乡的米加看来，荒山沙原、土地瘠薄的西海固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缺水，有了水，有了绿色，生活就一定会富裕。
然而，这位聪慧伶俐的“才女”这一次的判断却是错的。
在泾源县的采访让她和同事们充满新奇感。
泾河源头风光秀丽，绿色重重；回族生活神秘多姿，风情独特。看着满眼的青山绿水，米加以为这里群众的生活肯定要富裕些。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进行，米加看到许多农村群众生活的贫穷落后不亚于其它地区。
在泾源县泾河源镇河北村，由厦门市委领导带队的考察分团一行17人走访了村小学和部分贫困户。他们看到：村小学的讲台用土坯砌成，两排砖土房教室墙皮脱落，屋棚顶油黑，光线阴暗，桌凳残损。学生衣着破旧，有的赤脚穿鞋，一两个脚趾头露在鞋外。孩子们认认真真地朗诵着课文，看见有客人进了教室，他们齐刷刷地站起身来，齐声大喊：“叔叔、阿姨好！”望着孩子们纯真无邪、求知若渴的目光，考察团几位成员一下子潸然泪下。
走访村中贫困户时，他们了解到一些村民由于家庭成员智力低下，缺少强劳动力，一家几口人一日两餐的主食都是自产的土豆，几个月都吃不到肉食和其他蔬菜。此情此景，感动了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掏出身上的钱，当场捐送给贫困户。
当天下午返回县城后，考察团临时召集会议，商议确定每一位成员帮扶一个农村家庭或一个学生。
“我要帮扶1名！”女记者米加反应灵敏，第一个举手表态。河北小学提供了12名贫困生作为推荐帮扶对象，而考察团共有17人。面对“指标”不足，17名考察团成员争先恐后，唯恐自己落空。厦门市贸发委外贸处干部黄寒青因为太年轻，最后研究的结果是他与其他四人没能分到“名额”。到了晚饭时间，大家都纳闷：餐桌上不见了小黄。
第二天，大家到宾馆附近的堡子山上观景，看山护林的城关村贫困户于万海听说来的这拨人是“福建人”，一下子兴奋起来：“你们福建人太好了！有个黄同志认养了我家两个孩子，给了第一笔钱，抄了地址，说以后还会继续帮助。”大家听了这才恍然大悟。
扶贫助教送真情，不计虚名见真心。
宁夏之行，使厦门市赴宁考察团的每个成员经受了一次生动真切的国情教育和永生难忘的人生体验。西部地区的贫困现状，牵动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心弦。之后多年，作为当年考察团成员之一的许多市党政领导、市直部门及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如许明耀、周学良、方国实、王向辉、张劲秋、饶满华、范美梅、林长荣、刘学军、郑毅夫以及女记者米加等，除了发动周围社会的力量共同帮贫济困外，他们个人身体力行，长期坚持帮扶贫困学生，精神实为可嘉。
厦门电视台记者米加、许宇清和厦门日报社记者赵立他们制作的系列报道，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震动了厦门各界。
反映宁夏西海固地区贫困面貌与回汉人民战天斗地精神的电视系列片《情系黄土地》，在厦门电视台《特区新闻广场》栏目分集播出后，引起轰动，收视率很高。
在最早设立经济特区，如今已跨入最发达地区行列并被誉为“花园城市”的厦门市，关注宁夏、关注西海固、资助西部贫困地区教育，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1998，温馨吉祥的数字组合。伴随着新年的钟声，著名歌手那英、王菲的一首重唱《相约1998》带给人们一个充满期望、等待与祝福的1998年。
被晚霞染成玛瑙色一样的泾河水，呢喃耳语，伴随着精妙绝伦的音乐节拍，把劳作奔波的山城人送入了甜美的梦乡。
蔡顺驰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的《泾源县志》旁边，抄写整理了一组数字：
北宋建县初至宣统元年（1909年）止，全县仅有武举两名（清廷赐封），文举无一人；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至1995年18年间，全县高中毕业生报考大中专院校人数为3386人，录入大专院校381人，年均录取率仅为11%。
90年代以来，受经济条件制约，泾源县形成中专热，1991年全县初中毕业生492人，竟有370人报考中专，占毕业生总数75.2%。
高中生源短缺。1992年泾源二中高中部因生源萎缩而停办，改为初级中学；1997年全县唯一的一所高中学校——泾源一中仅录取新生24人，降至90年代最低点。
蔡顺驰掩卷沉思。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所需人才的标准、要求愈来愈高，在许多地方“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普通概念。面对世纪末向贫穷宣战的战略行动，对于泾源县这样一个亟需人才的贫困县来说，高中生员锐减，报考大专院校人数骤降，这又意味着什么？
中共十四大提出“我国要在20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泾源县1992年制定了《泾源县教育改革发展规划》和《泾源县义务教育实施草案》，在1994年与自治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在2000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责任书。
大战在即，后院起火。就在1994年秋季新学期，波及全县六乡两镇78所小学和8所中学的学生大面积辍学现象，犹如“厄尔尼诺”赤潮震惊了教育界。在个别乡镇，中、小学生辍学率高达15%。
泾源县人民政府紧急发布《泾源县制止中小学生辍学的暂行办法》，采取“宣传月”、“责任书”及“改善学校办学环境”等一系列措施，力挽狂澜，救危扶难。
痛定思痛。有识之士终于发现：中小学生辍学与高中生源萎缩两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之间如同水之“源”与“流”——“流”之不畅，“源”必溢之。
对于贫困地区许多中学毕业生而言，考入大专院校是他们改变生活命运的唯一出路；而考入大专院校后，又要面临高额学费的挑战——蓬头垢面而又志存高远的寒门学子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时至1998年，距离“两基”验收仅有两年时间。县委、县人民政府1998年一年内发布有关教育工作的重要文件达9件之多。泾源县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工程箭在弦上。
令人欣慰的是，在1998年的政治舆论氛围中，充满了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温馨气息。1998年8月，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蔡顺驰殚精竭虑、四处奔波，筹措争取闽宁帮扶资金148万元，扩建、改建希望小学6所。之后针对泾源县高考升学率偏低，大多数被录取新生家庭困难，少数大学新生生活拮据，面临失学、辍学的现状，在蔡顺驰的积极建议下，县委、政府于1998年9月8日发布《关于建立泾源县大中专特困生资助基金的决定》，“教师节”前夕，全县各行政事业、企业干部群众捐资助学活动热潮涌动。
1998年的“教师节”非同寻常。
在庆祝第14个教师节之际，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98年9月10日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蔡顺驰被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尊师重教先进个人”称号。
作为议程之一的“特困生资助基金集资募捐”仪式，实际上成了此次大会的关注焦点。坐在主席台上的蔡顺驰将大会奖励给他的200元奖金，郑重交给募捐台前的工作人员，作为第一笔现场捐款。
大会组织者为募捐人准备了纸笔、木牌，由资助人自主确定捐助资金数额，然后举牌示众。
受蔡顺驰委托，闽宁对口帮扶办公室主任鄢生平举起了牌子——“10万元！”主持人兴奋地喊声，在全场掀起一阵音潮声浪。
在随后的募捐活动中，各单位纷纷举牌为大中专特困生基金捐款。
教科文体局职工 1100元
泾源一中教职工 2000元
审计局及职工 1000元
宁夏华顺制钢有限公司 5000元
宁夏华辰金属镁厂及职工 1.13万元
于金荣 1万元
于春虎 1万元
李德仓 5000元
……
这是泾源县有史以来组织规格最高，参加范围最广，气氛最隆重热烈的一次教育募捐活动。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单位负责人带头捐款，全县干部职工踊跃参加，一些大、中、小型企业及个人不拘数量，慷慨解囊，捐资总额达40.26万元。
参加现场募捐活动的一位宣传部门干部动情地说：“这是用爱心搭起的一座扶困桥，这是用真情举起的一片艳阳天！”
1998年是如期相约的一年。
闽宁扶贫战略与泾源县社会助学热潮相约于1998年那个火热绚丽的金秋季节。
泾源县大中专特困生资助基金的建立，一方面帮助了许多在大中专院校门前徘徊踌躇的寒门学子学业有成，另一方面也鼓励了许多成绩优异而家境贫寒的中学生能够安心读书，等待着圆梦遂愿。1998年至今六年来，该基金先后资助大中专特困生140余人，帮助那些莘莘学子渡过了人生难关。
泾源县教育局副局长、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李白虎深有感触地说：“救助基金”是泾源大中专特困生的一缕人生曙光，它的设立，既推动了大专教育也促进了高中教育，确实是一件百年之功的好事。基金说透了是大家凑的“涅贴”（施舍钱财），使用中比国家资金更慎重。凡是申请申报的学生，我和同事李清海、姚贵忠、沙亚平、黑彦堂等都要亲自到他们家中调查核实，把钱捐助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
米岗山麓有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叫“松树台”，荒僻落后，多年来很少有学生能读完初中，更不用说有大专生。1998年秋，村民马福春的儿子考入宁夏农校后，全家人为学费之事一筹莫展。教育局干部一行数人一路寻到他家时，只见居住的房屋像一座简易牛棚，薄墙细檩，四处透风，几乎是家徒四壁。后来，救助基金安排拨付1500元，帮助这位特困生高高兴兴走进了他梦寐以求的中专校园。
1999年6月汪成旺作为福建省第二批挂职干部，被任命为中共泾源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后，全方位的对口帮扶任重而道远，其中的教育扶贫同样令他牵肠挂肚。上任30天内，汪成旺马不停蹄地驱车奔波于全县六乡两镇，走访考察了80%的中、小学校。
地处银川平原西缘的芦草洼吊庄，是泾源县人现代大迁徙画卷的重要篇幅。
汪成旺在远离泾源的芦草洼吊庄调研时看到，历经15年扶贫开发后，泾源回汉群众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龄儿童由过去的“等着人催学”变为今天的“报名排队”。
植物园区党委书记金永杰给汪成旺汇报说：“吊庄人现在很重视子女上学，根本不在乎男孩还是女孩。植物园是新设乡，没有学校，群众呼声很迫切呢！”
汪成旺当场拍板决定———“新建植物园希望小学！”
同是泾源人，隔山另有别。
在县内调查走访时，汪成旺发现，学龄女童入学率虽然稍低于男童，但是女童辍学率、失学率相比偏高，有许多女童读到小学就被迫结束了上学生涯，过早地承担起了生活和劳动的重负。这其中既有经济贫穷的原因，也有观念问题。
在社会学家眼中，女童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变化，就是社会总人口教育水平和文明进步的“睛雨表”。生活中人们也会发现，对一般家庭而言，母亲给予子女在文化、行为、品格等方面的影响常常会大于父亲。成年以后的妇女，她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与生存状态，也与她们所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在大西北贫困地区，关心重视女童教育意义深远。
福建挂职干部汪成旺深情关怀一位伤残女童的故事，也许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吧。
2000年春季，汪成旺在闽宁对口帮扶办公室主任鄢生平和教育局工作人员陪同下，到泾华公路沿线新建的闽宁石嘴希望小学检查调研。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一个困难残疾儿童项目调查落实救助对象。
校长禹金奎将一份残疾生名单交给汪成旺并特别提到了一年级学生兰雪莲。
兰雪莲本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在家中排行老大，另有一个妹妹、弟弟。6岁那年，小雪莲与小伙伴在路边玩耍时，被一辆驶过的摩托车撞伤额头，流血不止。父亲兰红德出外打工。母亲陈爱英是个老实善良的农村妇女，听大夫说包扎一下不要紧，也没有在意。后来孩子一直犯头疼病，到邻近的平凉市医院检查后，才知道伤情不轻：一小块颅骨破裂缺失，脑膜损伤，留下了后遗症，不但影响智力发育，而且容易伤及脑膜，造成生命危险。
兰雪莲的家就在学校附近，全家五口人。因为母亲陈爱英是外省人，婚后迁入石嘴村，五口之家靠4亩瘠薄的耕地维系，家境穷寒。“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父亲兰红德，既无心亦无力去为女儿治病。可怜的小雪莲因为那场从天而降的灾难，未及醒世便被笼罩在疾患的阴影之中。
小雪莲8岁才读一年级，比正常学龄大了一岁，但是身体瘦弱，反应迟钝。任课老师马瑞说：“这个女娃娃品行端正，好学上进，学习塌实，就是脑子反应慢，记忆力差，影响了学习成绩，在班里算中游。”
班主任老师拜宝经常告诫全班同学，要求大家都要关心保护兰雪莲同学，避免她头部再受伤。
校长禹金奎赞叹说：“这个女娃娃很可爱，学习虽然一般，但是团结同学，助人为乐。”
了解到兰雪莲的遭遇和家庭情况后，汪成旺非常同情。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想到了许许多多与小雪莲同龄的女孩子，她们可以设想各自美好的未来，然而对因伤致残的小雪莲而言，幸福的憧憬却显得那么遥不可及。
从此以后，8岁的小姑娘兰雪莲的命运，时刻牵挂在汪成旺的心里。
仲春三月，高寒的六盘山区，簇簇野桃花绽放着粉红色的花朵。
厦门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刘成业率领厦门市党政代表团来固原考察，汪成旺与其他县的挂职干部也随团参加。在一次座谈中，汪成旺谈到了农民因病致贫问题，激动地讲述了8岁女童兰雪莲因伤致残的遭遇。与会的考察团成员深深同情，刘成业副市长带头，大家踊跃响应，每人捐献了300元，总共10个人，凑齐了3000元整。汪成旺双手纂着厚厚的一沓捐款，很动情地给大家行感谢礼：“我代表兰雪莲同学一家人，在这里给大家道一声——谢谢！”
3月份的一天，汪成旺特意约请卫生局的拜发俊副局长，一大早驱车来到了兰雪莲家。按照事先安排，拜副局长在固原市联系好了脑外伤专家医师，今天他们专程接兰雪莲去固原市医院检查病情。兰雪莲的父母千恩万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女儿会坐着“县长”的小轿车去看病。近两个小时的路途，成了汪成旺给兰雪莲的父亲兰红德做思想工作的机会。汪成旺和蔼地说：“红德呵，男孩、女孩都是自己的亲骨肉，都要一样地关心。按照传统观念，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养老送终，难道女儿就不可以吗？现代文明社会不仅仅靠体力去创造财富，重要的还是智力、知识能力……”
固原市医院检查的结果是：额骨的骨洞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扩大，补全手术需等待兰雪莲18岁发育基本停止后再做。按照专家的建议，他们商定待兰雪莲长大后，到西安的专科医院为她做额骨补缺手术。
2001年春，汪成旺即将挂职期满。兰雪莲的伤病依然搁在他的心里，于是汪成旺为此事又一次来到石嘴小学，在校长的陪同下，亲自找到兰雪莲家。同行的还有新民乡乡长王臻和村委会的干部。兰雪莲家只有三间土坯房，墙角架着5袋小麦，家中清清冷冷。30岁出头的兰红德夫妻俩，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显得苍老。汪成旺将3000元的存折郑重地交到兰红德手中，语重心长地说：“给孩子的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这关系到她一生的幸福啊！”
大家再三商议后，最后签下了一份特殊的协议书：
为帮助闽宁石嘴希望小学二年级学生兰雪莲医疗头部创伤，经县委汪成旺副书记协调捐助3000元整作为部分手术费。现将3000元暂存于新民乡农村信用社，将来手术时将此款用于医疗费。
协议人：汪成旺 王臻 禹广平 鄢生华 禹金奎 兰红德
2001年3月19日
这是一份用道义与真情谱写的协议书，是一首无字之诗，无乐之词——来自县、乡、村三级组织的领导干部，把对生命的关怀、关注寄托其中。对孤弱病残的小姑娘兰雪莲来说，这份协议书，这笔捐助款，就是她人生中的一缕阳光，一股暖流，她脆弱无助的生命历程，从此有了希望和温暖。
大雪山，高耸入云天。
松涛如浪，风如潮，
群峰远望无狼烟。
大雪山是泾源县境内最南端的一座山脉，群峰巍峨，连绵不绝，一年中有多半时间积雪不化，少有人烟。
大雪山下，远远近近散布着14个行政村、14座小学和两个教学点。2002年9月新学年开始后，新民乡又有218名学龄儿童辍学、失学。每年秋季开学后，辍学现象犹如一股早冬的寒流，无情冲击着全县72所农村基层学校。“动员入学”、“救助失学儿童”成为县、乡（镇）、村及学校每学年之初的重要工作内容。
泾源县政府副县长、福建挂职干部陈春夏心急如焚，东奔西走。他从远在故乡的厦门市有关厅局和企事业单位争取到6万元捐助款，先后救助了全县各中、小学共600名贫困学生。
9月初秋收正忙，大雪山下的村舍农庄到处是麦垛草摞。陈春夏与秘书秦建军沿着颠簸的村道，驱车前往新民乡马家新庄教学点了解情况。乘车同行的还有《宁夏日报》资深女记者武立真——她从一位业余通讯员口中听说，一位22岁的农村女青年不计报酬，为偏僻乡村孩子上课的事迹很感人，专程来做采访的。
马家新庄是新民村最偏远的自然村，隶属于西贤村。周围只有20余户农户分散居住，距离最近的正规小学也有10余里山路。如果不是近处的大雪山林场，这里几乎没有外出的通道。马家新庄教学点，是村里32名低学龄儿童的“学校”，也是他们的“天堂乐园”。教学点的存在，使30余名农家子女避免了失学。
“教学点”是一所没有围墙的非正规学校。教室是一间破旧低矮的平房，同时也是校务办公室。所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学生济济一堂，同室听讲，能区别他们年级和学历的是老师手中的点名册和他们手中的课本。
22岁的禹伍香一人身兼三职，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三个年级各科的任课老师，同时又是后勤管理员。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组织课外活动、挑水、劈柴、生火烧开水……她每天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忙碌、辛苦。
由于学校没有住宿或办公的房间，她又是单身未嫁，于是她每天清晨步行20里山路，从家中赶到教学点，忙碌一整天后，傍晚再步行回家。有时候遇到下雨、风雪等恶劣天气，她就到关系熟一点的学生家里借宿。
当雇用教师两年来，这条崎岖坎坷的山路，她太熟悉了，甚至路途上的每一处坑坑洼洼，她闭着眼也能知道。
陈春夏一行走进教室，见到了刚刚下课的禹伍香。
眼前的这位农村姑娘肤色虽然黝黑粗糙却洋溢着青春的光彩。站在孩子们中间，禹伍香纯真的笑容里含着天真。
“每天往返40里山路到这里教书，累吗？”老记者同情地问她。
禹伍香乐观地笑着回答：“说不累是虚话，可我年轻。农村孩子上学确实不容易，能为他们尽一点力我觉得值。”
活泼热情、好学上进的禹伍香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贫困而中断了学业。两年前她到马家新庄教学点当雇用教师，每天工作辛苦，路途劳累，工资只有50元，只是正式教师的一个零头。期间，她也曾想到过放弃。可是时间长了，她与孩子们有了深厚的感情，对教学点有了一份责任感，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是一推再推。
一个正值芳龄年华的姑娘，衣不择装，食不择味，风里来雨里去，常年奔波于乡村山野，为了一拨乡村的孩子，她用脆弱的肩膀肩负着一份责任和一个愿望！
讲台一角摆放着几双新旧不一的胶鞋，其中破旧的一双沾满了泥污——这些“全天候装备”是用来应付各种天气的。“听说你订婚了？以后你还会在这里教书吗？”
禹伍香灿烂的笑容蓦然隐去，她心情沉重地转过头去。尔后，她泪花闪烁：“我走了，这些娃们谁来管呢？我不忍心呵！”
陈春夏与在场的秘书小秦、记者武立真为之动容，热泪不禁盈满了每个人的眼眶。艰苦的条件和困难的处境固然使人生旅途充满磨难与坎坷，但它同时锤炼了人的斗志和精神。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不畏艰难、坚韧执着的品质，你人生的大厦即使历经风雨侵蚀，也会稳若泰山，绝不坍塌。
离开马家新庄教学点时，陈春夏掏出随身仅有的300元钱递给禹伍香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结婚时添置一件嫁妆吧！”老记者武立真也塞给禹伍香50元钱，真诚地说：“这算是一个月的奖励工资吧！”
回望大雪山，松林茂密，绿色浓郁。这成片的绿色不正是来自于植树人积年累月的辛勤劳作吗？
这次偶然陪行的采访，成为陈春夏挂职工作生活期间的一次重大精神收获。他多次对朋友、同事讲：一个女教师，每天翻山越岭来回走40多里山路为38名农村孩子上课，她一个月的工资仅仅是50元钱，而我们的收入是她的三四十倍啊！
“泾源干部群众那种吃苦耐劳、战天斗地的精神，永远都会激励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陈春夏的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
风雨人生多磨砺，不畏寒霜自风流。
陈春夏出身于厦门市同安农村，兄弟姊妹六人，只有他读完大学，有了公职工作。他还记得年幼时家里没有识字人，加之有“海外关系”的政治嫌疑，连写封家信都要到处求人。善良的母亲从小告诫他：“好好读书，将来不做奸商、不做贪官，为老百姓多做事，做好事！”
在泾源县挂职工作期间，陈春夏只要遇到贫困学生他都要想方设法去帮助，身上装的工资钱有许多都捐送给了农村贫困生。个人力量有限，财力不济，他就利用回厦机会找朋友、熟人宣传，动员社会捐助。
2003年大湾乡苏堡村的魏华强、魏华英兄妹俩人双双题名金榜，分别考入华北理工大学和宁夏医学院。他们的父母世代务农，清贫度日。家中现在一下子考中两个“状元”，魏家上下欣喜之后，又为高额的学费而愁眉不展。陈春夏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带领有关工作人员亲自到苏堡村调查核实，登门慰问。后来，他想方设法为兄妹俩筹集了6000元学费解决了魏氏兄妹的燃眉之急。
2002至2003年度，陈春夏积极争取厦门市一些企业家的善款资助2.5万元，先后帮助10名贫困大学新生跨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
2004年7月兴盛乡兴明村的于慧霞同学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获得总分630分、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面对玲琅满目、可供报考的全国重点院校，聪明秀气的于慧霞特意报考了厦门大学。
挂职期满准备返闽的陈春夏在泾源旅游宾馆参加公务宴请时，正巧认识了在宾馆餐厅当临时服务员的于慧霞同学。陈春夏亲切地问她：“听说你特意报考了厦门大学，为什么呢？”于慧霞微笑着说：“我听说厦门是一个很美丽的海上城市，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何况厦门近几年有许多人都在帮助泾源呢！”她腼腆地补充一句：“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被录取？”
陈春夏热情鼓励她：“你会如愿以偿的。”
回到办公室，陈春夏立即通过朋友介绍，拨通了厦门大学教务处的电话，他动情地推荐说：“在大西北的泾源县，能考得630分的成绩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我们与泾源县是对口帮扶关系，是亲戚，希望贵校能够保证录取这名同学！”
2004年金秋时节，六盘山区又呈现出迷人的绚丽景色，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于慧霞顺利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兴奋地拿着通知书，一气跑到村庄后的山梁上，对着南边的莽莽群山大喊：“谢谢叔叔们的关心，我被录取了！”
海天一色八闽地，虎踞龙盘六盘峰。
海，是厦门的灵魂；山，是泾源的精髓。闽宁对口帮扶把两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福建省及厦门市党、政、军、学、商等社会各界领导干部和群众以一代爱国华侨、捐资兴学伟人陈嘉庚先生为榜样，情系大西北贫困山区教育，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有力地推动了泾源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先后在泾源县挂职工作过的蔡顺驰、汪成旺、陈春夏同志，用主动热情的工作行为，用坦诚无私的工作精神，用自己高尚的人格力量，打动了许多人，感染了许多人，为教育的对口帮扶工作赢得了更多的机遇和支持。
沧海无涯爱作舟。
一种由义务、责任而触发的美好情感，跨越时空而弥真，经历时日而弥厚。
§§第7章 梦里青山谁添绿
六盘山，群山连缀；泾河水，众水交接。
远望无边的绿色，昼夜流淌的清流，一曲醉人的“花儿”调共同孕育了泾源一个无比美好的文化旅游梦。
滔滔不息的泾河水，冲去了污垢尘埃，展露出泾源风光的天生丽质。
泾源风光如同一位简妆素服、不施粉黛的妙龄少女，浑身透溢出迷人的魅力。1992年11月21日《宁夏日报》“塞上风景线”栏目以大篇幅登载了李涌泽、张强撰写的报道——《泾源，撩开你神秘的面纱》。这篇整版通栏文章洋洋3500字，饱含热情，浓墨重彩，勾勒了一幅“泾源旅游风光写意图”：
“她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南端，地处六盘山东麓，境内山峦起伏，是一块陆地上的‘孤岛’。”
“泾源风光既有北国山势之雄，又有南国山色之秀。我们说：泾源处处都是景！”
近年来，随着一轮又一轮宣传攻势和一批又一批游客的到来，泾源山水的神秘面纱被一层层揭开，“泾源旅游”的知名度，从地方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步步跃升到中央电视台。近10年来，“泾源旅游”不但成为泾源县各阶层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成为固原市乃至宁夏的舆论焦点。
泾源县旅游资源的开发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视。1991年至2000年10年间，自治区财政投资145万元，泾源县人民政府及六盘山林业管理局自筹110万元，国家投放700万元国债转旅游扶贫资金，先后用于景区道路、景点设施建设。
景区的身价也与日俱增。1989年泾源县人民政府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了老龙潭、凉殿峡、二龙河、野荷谷、大雪山、堡子山、秋千架七个景点。199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确立六盘山林区为“六盘山森林旅游区”。
1996年2月1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泾源县确定为“泾河源风景名胜区”，位列于宁夏六大景区之中。
2000年4月国家林业总局确定六盘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森林公园。
1999年8月，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与国家计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六盘山旅游区调研。200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生态旅游事业”作为扶贫攻坚项目，特委托国家旅游局批准建立全国第一个旅游扶贫试验区——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2001年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的《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实施方案》划定的试验区范围，包括泾源县全境，西吉、隆德、原州区和海原县有旅游资源的部分地区，总地域面积160平方公里，覆盖21个乡镇约40万人口。试验区的中心主区有泾河源风景旅游区、白云寺旅游区和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等，其中70平方公里的核心景区几乎全部处于泾源县境内。
2004年六盘山地区被列为全区和全国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同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研究发展中心和西部12省区主流媒体联合主办的西部大开发五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中，六盘山旅游区获得“西部最具发展潜力的旅游景区”殊荣。
“2004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于2004年11月24日在上海开幕。宁夏旅游促销团的展位图片分五个单元：“古老的黄河文化”、“迷人的六盘胜景”、“美丽的塞上江南”、“雄浑的大漠风光”、“神秘的西夏王朝”。其中的“六盘胜景”以雄奇原始的北国秀色引来众多观光游客驻足欣赏。以“六盘山风光”为品牌推出的泾源县风光旅游，已经具备了进入全国重点旅游景区的冲刺能力。
随着“神秘面纱”的层层揭开，泾源县旅游风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省外游客。游客人数由1991年开发初期的不足两万人，渐渐增加至2000年的12万人。10年间的游客总量也达32万人次，其中包括多数的宁夏省内客和陕西、甘肃等邻省客以及少数的国外游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东西合作、对口帮扶战略，给泾源的文化旅游送来早春新蕾又一枝。
泾源县的文化旅游事业在福建省厦门市及其有关区、局的“文化扶贫”中得到了帮助，也获得了新的启迪。“文化扶贫”成为闽宁对口帮扶“百花园”中又一朵盛开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