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过去小时候在回族孩子中经常讲述的“无头无尾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啥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
在遥远的过去，蛮荒封闭的泾源似乎是原始森林中的一处化石坑，永恒的静止和沉默，给贫困的生活覆盖了一层灰垢。泾源除了望不尽的山，流不完的水，很少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庙”是百年前已遭兵燹的破砖碎瓦，“老和尚”早已循去，“故事”是大人们无聊至极时哄孩子玩的一种语言游戏。
这样重复的、无趣的，关于“从前”的故事，讲了几代人，听了多少年。
历史上的泾源教育一片荒芜凋零。
据民国《化平县志》记载，清朝年间，泾源县唯一的学堂是提督喻胜荣捐资创建的“归儒书院”，后改称“两等小学堂”，当时开设的科目是四书五经。那时候由于贫穷、民族习惯及宗教文化等原因，回族子女大多进清真寺诵念《古兰经》，而读书人很少。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宣统六年（1909年）民国建立前，全县的贡生、附生等仅有36名。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回族儒生，时任劝学所所长的张逢泰先生撰写的《化平县劝学所学事年报》，写尽了民国时期泾源办学之艰辛：校舍“苦于无款”不能扩建完善或“年久倾塌”而致停办，“学生颇有拥挤之虞”。当时全县总人口有2.1万人，在2258名学龄儿童中，仅有282名男童入学，入学率仅为12%，以致张老先生不得不感叹“唯化平回族居多，重经而轻书”，请县公署衙门“实行强迫”就学。那时候，全县人口的文盲率高达97.3%。
斗转星移，苍桑巨变。
今日的泾源教育与旧时代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
新中国建立五十余年来，泾源教育事业发展迅猛。至2000年，全县共有各类中小学75所，教职工934人，在校学生1333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4%，15岁-45岁人口中的文盲率下降为9.3%；全县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有815名，初中、高中文化程度1.48万人，占总人口的12.3%。
过去县城和泾河源镇的集日上，有一种很荣耀风光的职业——代写、代读书信的“先生”，早已消声匿迹。小学校遍布全县的村村落落，到处可以看到背书包的学生，听到读书的声音，每一个农村家庭都拥有自家的“小先生”，再也不用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山路去求人写信、读信了。
现在，进入每一个回族村落，你会看到三个最醒目的“靓点”：党员活动室（村部）、学校和清真寺。
聪明才智和知识改变了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的命运。从小学、中学、大学学到了知识的新一代农民比起他们的父辈，少了迂腐、保守、狭隘，多了精明、开放、豁达，他们致富的欲望更强，路子更宽，对生活的追求更高、更远。随着越来越多的莘莘学子走出大山，到大都市甚至国外求学、创业，关于“泾源人”的描述里，已经增添了越来越多光彩夺目的词汇。
知识如同清濯甘甜的泾河水，洗开了泾源人惺忪的双眼。人们看到未来幸福的曙光正在从校园里升起，下一代的美好人生也将从教室里开始。
观念引发人的行为发生变化。
清真寺的一位驻学阿訇讲了一件事：有一位农村的坊民请阿訇收下他愚笨的大儿子学念经，而让聪明的小儿子上学读书。老阿訇唏嘘感叹：“教门世风日下！”其实，这是人们精神世界获得新的平衡的另一种诠释。
米岗山西风烈烈，大雪山睛雪皑皑。
贫穷在泾源的躯体上刻上了太深太痛的印痕。
20世纪80年代初，仲秋季节。泾源一中。
新学年开学之初，一位年轻的初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因为新入学的几名农村学生的困窘，而感到心情沉重。
一名13岁的男生，从泾河源镇的冶家村，沿泾华公路步行30华里来到县城中学报到，是为了节省下区区的1元钱。
另一名从惠台乡惠台村来的小姑娘，抄近道走了近20里，从走出家门到站在报到桌前的4个多小时里，小小的手心里一直紧紧攥着叠成小块的10元纸币，递给老师时，已经潮湿粘连的纸币竟然热乎乎的，一时铺展不开。她认为捏在手里，要比装在衣袋和书包里更安全。
一名姓禹的男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泾源一中，他的哥哥已是兰州大学某系一年级的在校大学生。他们的父亲中年丧妻却不能续弦再娶，为的是省出钱来供养两个儿子读书上学，家里唯一的一头黄牛卖掉做了哥哥的学费。从那年起，上大学的哥哥说假期不再回来，要打工挣钱积攒够兄弟俩人的学费，为父亲减轻负担。
——这是笔者20多年前的亲历亲闻。
90年代第四个金秋季节。天高气爽，红叶似火。泾源县的教育振兴之梦因为一种契机被激活。
1994年10月，自治区首府银川市。
在宁夏会堂隆重庄严的气氛中，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即将闭幕。作为大会最后议程——泾源县“两基”目标责任书签字仪式正在进行。
时任泾源县人民政府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童全成，代表县委、政府在责任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签名的上方位置，是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刘仲的签名。
那一时刻，这位土生土长的回族青年，年仅29岁的副县长，一刹那感到手中的签字笔异常沉重，重若大山。
童全成出生于米岗山下的刘家村一个普通农家，自幼聪慧好学，品行端正。他19岁参加工作，26岁任财政局长，28岁被提升为副县长。在贫穷闭塞的回族村落中，他是童家门户也是全村人的骄傲。
在大山脚下贫瘠的土地上长大，童年时亲历求学之艰难，工作后又历任县财政局副局长、局长的童全成，深知经济落后，带给教育事业的重重压力和羁绊。
按照《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要求：泾源县在2000年实现“两基”之一——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宏伟目标。
六年后的2000年是世纪交接的零点时刻，而对于签署了“两基”目标责任书的泾源县而言，不异于一场挑战。
当年的县委书记海军在全县“两基”攻坚动员大会上慷慨陈辞，激昂冷峻：
我县属国家级贫困县，回族人口占98%以上，自然条件恶劣，山大沟深，靠天吃饭，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者素质整体不高，群众思想观念陈旧，生活艰苦，形成“老文盲扫不掉，新文盲不断产生”的恶性循环。“两基”目标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本世纪末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确定的历史性任务，也是向国际社会和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现在实施的“两基”攻坚，是全县人民向贫穷和落后的宣战，是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的根本保证，是一项提高民族素质，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迎难而上，举全县之力，打好“两基”攻坚战！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实施办法》及《宁南山区基本普及初等教育评估验收标准》规定，以县为单位的小学教育要在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普及教育程度等主要方面达到一定指标。
1995年的泾源县初等义务教育现状并不乐观：
全县财政总收入当年依然仅有20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457元。全县农村按照人均纯收入630元，人均有粮300公斤的脱贫标准，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还有5.98万人，占总人口的70.5%。
财政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虽然连年增加，当年已达154.9万元，但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仅有21元，与“最低40元”的底线相距甚远。
《泾源县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发展规划》（1995年-2000年）客观地叙述了验收前的困难处境：
虽然办学条件较前有明显改善，生均占有校舍面积达到3.5平方米，大部分学校基本达到“人人有课桌凳，班班有教室”，但是普及率由于辍学家庭贫困等原因低而不稳，学生平均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教学设备缺少，仍有大量危房存在。
20世纪最后五年，泾源县的舆论、文件中有两组词汇最热门——“‘两基’攻坚”、“普初验收”。
“两基”：我国要在20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普初”：2000年泾源县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攻坚”：全县各级党政组织、团体、机关、企业、学校及各界人士从“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思想出发，关心支持义务教育，响应县委、政府“举全县之力，攻‘两基’之坚”的号召，历时五年，殚精竭虑，克服困难，采取“十二项措施”，力争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育水平、普及程度等主要指标达到国家和自治区的验收要求。
“验收”一词则具有更加丰富的色彩。
2000年，世纪末的践约，如期而至的许诺。
秋色斑斓，层林尽染。泾源县的初等义务教育硕果累累，成绩喜人。
在“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和“闽宁对口帮扶”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援助下，全县各类学校在校舍条件、图书、仪器、器材水平及校园的绿化、美化、硬化建设等方面得到很大改观，各项任务指标基本达到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验收标准。
2000年9月5日早晨。阳光灿烂，风清气爽。
泾源县委会堂内与会人员精神振奋，主席台前一盆盆秋菊清香沁人。泾源县人民政府县长邓向贵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刘仲手中接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合格证书”，心潮澎湃，笑容灿烂：“两基验收，不仅仅是为了过关，更重要的是通过验收，从而建立一种教育保障机制，推动全社会、全县人民都来关心教育、办好教育。”
刘仲副主席在大会讲话中热情称赞：泾源县义务教育是宁南山区盛开的一朵民族教育之花。
在园子小学检查参观时，刘副主席一行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勤工俭学·学农基地”和师生自制的教学模具，和蔼可亲地细心指导少先队广播站的播音员小姑娘，与着装整齐的教师们合影留念。在乡教委负责人和校长、教师们的热情请求下，刘仲副主席和教育厅厅长当场挥毫泼墨，题词鼓励为普初工作奋斗在教育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教育要面向未来。
铸民族教育丰碑，建千秋万代伟业。
“两基”目标的实施是一项巨大工程，多少部门、单位和个人为之倾情付出，可歌可颂。
1997年-2000年是泾源县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关键阶段，也是闽宁对口帮扶工作的开始阶段。来自福建省厦门市及其开元区、市建委的大量的政府助学资金和社会捐助物资、资金，有力、有效地推动了泾源普初验收，成为泾源县义务教育“两基”攻坚战役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队伍。在此过程中，厦门市投入帮扶资金220万元，修建希望小学10所，新建翻建校舍8370平方米，围墙625米；另外用于“一帮一”捐资助学活动、救助贫困大中专学生基金及购置教学仪器等社会捐资达92.1万元。
教育局局长拜志明评价说：“‘两基’工作能够通过验收，离不开厦门各界的大力支持。13所希望小学的新建、扩建，价值300多万元的微机、电教设备、衣物、图书等，在‘两基’验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