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藏高原走向东南
地史记载的最早人类落脚地
自古都说《山海经》是一部奇书。《山海经》中的奇异动植物及异域风情，或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少见多怪解释之。
读《山海经》传说中的华夏古史，有一个古今不解之谜：凡是传说中三皇时代的史迹，基本记录在《西山经》西次三经，也有个别记录或重复记录在与“西”“北”地望有关的各经。至于尧、舜、禹、夏史迹，基本记录在与“东”“南”“中”地望有关的各经。从《山海经》的记载看出，三皇时代的史迹，基本发生在华夏西北地区，尧、舜、禹、夏时代的史迹，基本发生在华夏中原及东南地区。于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古老神话使人挥之不去：《淮南子·天文训》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与颛顼，史载实有其人，他们变为神是后世的传说。地不满东南，水潦尘埃归焉，即说东南地区都是汪洋大海。既然如此，共工与颛顼及其先民居住在哪里？他们又在哪里争帝？神话中的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是否是尘世间自然地理变迁及人类生存环境变化的折光？这就不能不读点地史专家的科普知识。
自然环境是早期人类起源与发展的根基所在。不管是陆地动物，还是灵长类的猴子、类人猿、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首先要有一块落脚之地。亿万年至千百万年前，在中华这片大地上，哪里是最早人类的最早落脚地呢？
为寻找中华大地上最早人类的最早落脚地，地质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踏遍千山万水，挖掘着各种埋藏，奉献着他们的精神财富。读着他们的大作，从中做些简要摘录，就可以看出原始人类最早落脚青藏高原，走出青藏高原的简明路线。
青藏高原的剧烈隆升是陆地动植物、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最早的落脚地，也是华夏文明的最早起源地。
根据板块运动理论，青藏高原的隆升是印度板块向北漂移，同欧亚板块碰撞并俯冲于后者之下的结果。同时可能还受北方刚性的塔里木地块向南楔入青藏地块的动力作用的影响。4、5 亿年前的奥陶纪前后，青藏地区各部分曾有过不同次数的地壳升降，或为海水淹没， 或为陆地。到 2 亿 8 千万年前的早二叠纪，除阿尔金山地以外，青藏绝大部分地区是波涛汹涌的辽阔海洋，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 称为“特提斯海”，或者叫“古地中海”。
从早二叠世晚期开始，青藏地区的地壳运动变得逐渐频繁而强烈，陆地范围日益扩大，特提斯海面积逐渐缩小。根据同位素测定年龄的资料，青藏地区近东西向排列的几条大山脉，即阿尔金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的轴部侵入岩体的形成时代，依次为344～554百万年、240～280百万年、107～210百万年、30～79百万年、10～20百万年。也就是说，青藏地区陆地扩大是从北面开始，逐渐向南发展的。大概从晚二叠世开始， 青藏地区已有一部分地方随着海洋的退缩而变为陆地。经过晚古生代的海西运动，高原北部的昆仑山和祁连山褶皱成山，露出海面成陆地，海侵的范围南撤到马尔盖茶卡-金沙江断裂带一线以南，揭开了青藏高原形成的序幕。直到距今约 3000万年的始新世中期以后，特提斯海最后撤出、宣告消亡，大海变成了陆地， 青藏地区全部露出海面，成为完整的陆地而开始了共同的地貌发育过程（郑度等：《中国的青藏高原》）。
上新世末（距今530万年～180万年），青藏高原原始高原面的海拔仅约千米，更新世后的喜马拉雅运动使高原地区整体大幅度急剧隆升，上升幅度累计达3000～4000米，遂成地球之巅。距今一万年前，高原抬升速度更快，以平均每年7厘米速度上升，使之成为当今地球上的“世界屋脊”。地势总趋势是西北高，东南低。
？葛利普 (1870～1946年)是美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 地质学家。曾当选为纽约科学院院士。他是“古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对青藏高原的地质史、古生物史是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的。他认为：距今几千多万年来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间歇性抬升使青藏高原和它北面的中亚气候逐渐变凉变干，森林逐渐收缩而草原不断扩大。环境急剧变化迫使原先生活在森林里的古猿改变习性，下地行走并逐步适应开阔地带生活。它们终于变成人类。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气候环境则没有发生类似变化，那里的猿类仍可在森林里生活而不必改变原有习性。他强调指出：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具有上述青藏高原那种独特的生态条件。他进而明确地说：西藏就是人类的摇篮（《我们生活的地球》（THE？WORD？WE？LIVE？IN），葛利普遗作，1961年于台湾出版）。
？中科院研究员黄慰文认为，西藏高原旧石器文化遗物的发现，它预示了西藏高原地区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目前，在西藏高原周围地区都已发现古猿化石和古人类化石。我国已知最早的古猿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均发现于西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云南，其中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属早上新世，距今约800万年。元谋县的“元谋人”化石距今约170万年，属更新世早期。同样，西藏高原西部边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根据这些迹象，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类学家推断西藏高原地区是人类始祖的发祥地，德国人类学家阿玛斗？格列布（Amadon Graban）说：“第三纪晚期喜马拉雅山脉隆起，蒙藏地区森林消灭，迫使人类的远祖—古猿从森林转入地面生活，逐渐演变成为现代的人类。”我国著名古人类学者贾兰坡说：“当上新世的时候，喜马拉雅山的高度约在一千米左右，气候屏障作用不明显，南北坡都受到印度洋暖湿季风所滋润……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正当从猿转变到人期间，青藏高原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到人的缺环也是有希望的。”考古学者童恩正指出：“中国的西南部，特别是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西藏就可能具有从上新世后期至更新世的古人类遗迹，包括化石材料和石器在内。”青藏高原考古发现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青藏高原就有了古代人类活动。考古学家在唐古拉山区的沱沱河、可可西里、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边采集到一大批人工打制的石制品，有石核、石刀、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考古学家们推测，至迟在3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令人注意的是，目前西藏发现旧石器的地点分布极广，各地点之间距离遥远。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由于地壳的剧烈运动，使中国大陆形成了梯级布局，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从西至东依次排列。在地质年代，现代黄河尚未形成，太行山以东就是大海。在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华夏大地上最早的原始人类不能生活在大海中，他们只能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青藏高原旧石器化石材料和石器的发现就是明证。随着海浸由西北向东南逐步消退，原始人类由西北向东南逐步迁徙。《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记载就是这一迁徙路线的证明。
《山海经》记载的人类迁徙路线
《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的崇吾之山以西至玉门关的10座大山（包括沙山）、10条水道与今河西走廊的山川地貌极其相似，尤其是西次三经记载的丹水、觀水、桃水与今河西走廊的山丹河、观山河、讨赖河在水系发源、分布、流向上一致，在地理名称上有渊源关系。由此可证，《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的古代山河应是今河西走廊的山川地貌（以下所及《西次三经》各山地望均见“丝路河山”栏目相关考证）。
藏学大家任乃强先生说：《西次三经》有崇吾之山至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全在河西徼外。其路线与周穆王西巡至西王母国路线相当。
《山海经·西次三经》共记载了崇吾之山以西的二十三座大山，其中因炎黄古族的先世、炎黄古帝及其后裔在这一带的活动而名扬后世的神山圣地很多，如：
第一座是崇吾之山（今宁夏中卫香山）。该山是“帝之搏獸之丘”，这里的“帝”通指炎帝、黄帝，“搏獸”指狩猎。崇吾山是炎帝、黄帝采集和狩猎的神山。炎帝、黄帝并称为中华始祖，距今6000年～5500年。
第三座是不周之山（今甘肃天祝乌鞘岭）。该山因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之名扬后世。《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赤水为昆仑所出诸水之一，这里是炎帝族系的原居地，共工是炎帝后裔。《淮南子·天文训》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颛顼均属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列。不周之山在河西走廊东端，是共工与颛顼争帝的战场，也是共工与颛顼族系的故乡。
第四座是峚山（今甘肃张掖市祁连山冷龙岭）。该山盛产珍品奇物，是供应黄帝饮食的宝山，黄帝祭祀天地鬼神的供品也采自此山。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 丹水即今流经张掖市的山丹河。 稷澤，郭璞注说：后稷神所憑，因名云。《海内西经》载：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国语·鲁语》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夏朝之前原始农业的鼻祖名叫“柱”，因其最早掌握了种植糜子（稷）等农作物的技术，被选拔为管理农业的“稷”官。“柱”死后，他被尊为农神“稷”享受祭祀。夏朝之前，祭祀的农神“稷”是烈山氏族系的“柱”。其后，周人先祖“弃”也被选拔为管理农业的“稷”官。“弃”死后，也被尊为农神“稷”享受祭祀。商朝以后，祭祀的农神“稷”是周氏族的先祖“弃”。 烈山氏族系的农神“稷”（ “柱”）葬于山丹河尾流注入的湖泊之滨，故此湖泊因人得名叫做“稷澤”，“ 稷澤”即今张掖市西北的古代湖泊。 烈山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是刀耕火种时期的古族，开创了早期的原始农业。炎帝亦称赤帝、烈山氏、神农氏。峚山西距昆仑之丘一千六百二十里，依简牍换算，约664公里。昆仑之丘为赤水所出，这应与炎帝又称赤帝有关；烈山氏族系的农神“稷”（“柱”）葬于今张掖市西北的古代湖泊，这与炎帝称烈山氏有关；炎帝又称神农氏，这与烈山氏首創的早期原始农业有关。由此可知，河西走廊是夏朝之前的原始农业发祥地，也是烈山氏、炎帝族系的早期发祥地。
第五座是钟山（今甘肃肃南县祁连山）。钟山是烛龙之子鼓居住的地方。鼓与欽“杀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杀鼓与欽于鍾山之東。袁珂注说，这里的“帝”指黄帝。由此可知，黄帝族群活动、争战于河西走廊。
第七座是槐江之山（嘉峪关祁连山西部）。该山“實惟帝之平圃”，亦即“黄帝之花园”，这里是黄帝族系的乐园。
第八座是昆仑之丘（敦煌南面的祁连山）。昆仑之丘“實惟帝之下都”， 袁珂说此处的“帝”即黃帝。《穆天子传》载：“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这就是说，昆仑之丘是黃帝都城的所在地。
第十座是蠃母之山（新疆罗布泊南阿尔金山）。该山“神長乘司之”。 郝懿行说：“《水經注》云：‘禹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疑即此神。”袁珂说：“黑玉”下當有“書”字。大禹活动于洮水之上，说明洮水流域五帝时代就是大禹族群的活动范围。
第十二座是玉山（若羌县东阿尔金山段）。玉山为西王母所居。《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关于赤水所出，《山海经？西山经》说：“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四流于大杅。”这就是说，赤水与河水、洋水、黑水同出于昆仑之丘。西周之国在赤水之东，也即在昆仑之丘的毗邻地区。这就是说，西王母之国与西周之国同在昆仑之丘地区。《今本竹书记年疏证》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來朝。”“西王母之來朝，獻白環、玉玦。”《史记·周本纪》载：“穆王十七年，西巡狩，见西王母”。以上记载说明，西王母国、西周之国从五帝至夏商周时代一直活动在昆仑之丘所在的青藏高原地区。
第十三座是轩辕之丘（新疆若羌县东阿尔金山段）。轩辕之丘是轩辕黄帝的居地。郭璞注说：“黃帝居此丘，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丘。”
第十五座是長留之山（若羌县阿尔金山段）。長留之山是“神白帝少昊居之”。少昊是黄帝长子。《帝王世纪》载：“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嚣。”少昊已被尊为“神白帝”享受祭祀，此时活动于青藏高原阿尔金山段的已是黄帝之子少昊族系的后裔了。
第二十座是騩山（新疆民丰县南面的阿尔金山）。騩山“神耆童居之”。《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天樞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史记·五帝本纪》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郭璞注说：“耆童，老童，顓頊之子。”耆童即老童，颛顼之子。耆童已作为神灵被供奉祭祀，此时此地的供奉者必是黄帝、昌意、顓頊、老童族系的后裔。
第二十一座是天山（新疆和田县昆仑山段）。天山“有神焉……，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畢沅注说：江讀如鴻，春秋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此云帝江，猶言帝江氏子也。袁珂注说：《左傳·文公十八年》杜預注：帝鴻，黃帝。《莊子·應帝王》载：“中央之帝為渾沌。”这正與黃帝在“五方帝”中為中央天帝符，以知此經帝江即帝鴻亦即黃帝也。这里将黃帝作为“神”供奉，可知此时活动于此地的必为黄帝族系后裔。
从《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记载地域看，《西次三经》凡二十三山，其中有11座大山都留下了炎帝、黄帝及其先祖时代的踪迹、史事及深远影响。这11座大山分布在西起今新疆昆仑山脉西段、阿尔金山，中经青海、甘肃祁连山脉，沿河西走廊，东达黄河之滨的宁夏香山，绵延近3000公里。以上说明，《山海经》中的炎帝、黄帝及其先祖最早活动在青藏高原。
从《山海经·西次三经》的记载内容看，炎帝、黄帝及其先祖史迹，基本集中在《西次三经》，其中以黄帝史迹最多。《帝王世纪》将 “伏羲、神农、黄帝”列为三皇 。此外，还有一些内容反映在《大荒西经》及《北山经》。《大荒西经》说“女媧之腸”化为十神，处栗廣之野。《春秋世谱》说“华胥生男子为伏羲，生女子为女娲”。《北山经》记载“炎帝”少女溺而不返事，炎帝即神农氏。《春秋纬运斗枢》将“伏羲、女娲、神农”列为三皇 。以上记载亦说明，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及其先祖的早期活动集中在青藏高原。
在《北山经·北次三经》首山太行山分支发鸠之山的史迹中，记载了炎帝之少女“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的故事，这可能印证着太行山以东就是大海的那段地史地貌。随着东南地区海浸海退的结束，炎黄族系后裔中的一部分陆续走出青藏高原，沿江河谷地逐步迁徙到华夏东南大陆，这些史迹基本反映在除《西山经·西次三经》以外的其他各经中，在时间上基本属于尧、舜、禹及夏、商、周时代。
综上所述，早期人类的繁衍生息及其文化的发源，都出现在最早露出海面且适宜人类生存的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就是华夏人类先祖繁衍生息的最早落脚处，也是炎黄文化的最早发祥地。
《山海经》记载的后稷与帝尧葬所
三皇五帝时代是指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那个漫长的原始社会，不是单指后世流传的燧人、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之类互相接替的若干古帝王。三皇五帝的遗迹，即便是同一个族群的帝王，同名号的帝王遗迹各地多有。帝王名号虽同，人却非一，或是先祖遗迹，或是后裔遗迹，或是祭祀遗迹。以帝喾为例，《春秋命历序》载：“帝喾，即高辛氏，传10世，400岁。”在高辛氏400年的发展历史中，其族系活动不会固守于一地，帝喾也不会只是10个。所以，自《汉书？地理志》以来，许多文献记载的山西平阳、山东鄄城、曹州、河北唐县、湖南攸县等地都有尧都、尧冢、尧迹，都有踪迹可寻，这是正常的，不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三皇五帝族系的最早史迹，多见于先秦文献记载，多发生在西北地区。
《山海经》时代三皇系列的后稷陵墓在河西走廊西部。后稷葬所有道里记载的见于《西山经》西次三经者有三：第一，后稷葬所在峚山所出的丹水之尾：“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 郭璞注说：“后稷神所憑，因名云”，故稷澤即后稷葬所。峚山东距崇吾之山约447公里，在今甘肃河西走廊永昌至山丹南面祁连山冷龙岭，丹水即今张掖山丹河，属黑河支流，黑河向北注入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居延海。稷澤在古山丹河尾流西注的古代湖泊。第二，在槐江之山可以西望后稷葬所：“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 大泽即后稷葬所稷泽。 槐江之山东距崇吾之山约824公里，在嘉峪关市南面肃南县祁连山西部，可以西望稷泽。第三，后稷葬所在樂游之山所出的桃水之尾：“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 樂游之山东距崇吾之山约1141公里，在敦煌南面的祁连山西段。桃水即今嘉峪关市讨赖河，讨赖河属黑河水系，与黑河合而西流注入西居延海。由上可见，后稷葬所一是在丹水尾流西入的稷澤，二是在桃水尾流西入的稷澤，以今水道对应言之，山丹河（丹水）、讨赖河（桃水）都是黑河支流，两河合入黑河后西流注入今额济纳旗西居延海，这与后稷葬所位于丹水、桃水尾流注入的稷澤完全相合。槐江之山即今嘉峪关市南祁连山西段，站在此山西望额济纳旗古居延海稷澤与“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完全相合。由此可证，《海内经》后稷葬所的都廣之野在今河西走廊额济纳旗，这里应是最早的原始农业发祥地。
《山海经》时代五帝系列的帝尧陵墓在河西走廊东端的崇山。《山海经·海外南经》载：“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畢沅注云：《墨子？節葬篇下》云：“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qiónɡ）山之陰。”則此云狄山者，狄中之山也。《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狄山即北狄所居之山区，应在自称华夏的周族北方，这与“堯北教八狄”相合。郑玄笺：北狄，今匈奴也。《水经注·卷24》载：“《帝王世纪》曰：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土阶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阴，一名崇山。”《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王充注《论衡》说：尧帝于冀州，或言葬于崇山。《山海经》《墨子》均为先秦古籍，其载高辛氏史迹应属早期，高辛氏先祖尧葬于崇山（狄山）与史载黄帝族系早期活动于河西地区相符。蛩山即崇山即崇吾之山。帝尧葬所有道里记载的见于《西山经》西次三经：“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瑤(去王)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丘，东望(虫焉)渊。有木焉，员叶而白柎，赤华而黑理，其实如枳，食之宜子孙。有兽焉，其狀如禺而文臂 ，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有鳥焉 ，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在崇山“西望帝之搏兽之丘”，即说崇吾之山是炎黄古族采集、狩猎和图腾崇拜的神山。在崇山“北望冢遂”，“冢遂”郭璞释为“山名”，郭郛注为“山间峡路”，今再查考，上两解俱与“冢遂”字词原意不合。“冢”本意为“坟墓”，“北望冢遂”应是在崇山北望三黄五帝时代的某帝王陵墓。在崇山“南望瑤(去王)之泽”作何解？郭璞注“瑤(去王)”音遥。畢沅注“瑤(去王)”即锺山瑶崖也。锺山为《西山经》西次三经首山崇吾之山以西的第五座神山，是黄帝杀鼓与欽的地方。郭郛注“瑤(去王)”可能为屈吴山南沼泽地带。屈吴山为河西走廊祁连山东延余脉，清康熙重纂《靖远卫志》载：“六盘山回顾西北，迤逦而来，界靖、海、会三县”，即今新堡子川地。所以，“瑤(去王)之泽”即今香山南麓新堡子川沼泽碱湖，古为大湖泊。《西山经》西次三经载：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郭璞注说：“后稷神所憑，因名云”，故稷澤即后稷葬所。槐江之山“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大泽即后稷葬所稷泽。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稷澤亦即后稷葬所。从以上行文格式及语句看，“瑤(去王)之泽”与稷澤行文格式及语句相同。湖南攸县高枧镇的尧山亦写作“瑶山、摇山、窑山”（刘俊男《南北尧迹疏证》），同音相通，“瑤(去王)之泽”即尧之泽，亦即帝尧之葬所。《帝王世纪》引《山海经》“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狄山即崇山，亦即崇吾之山。崇吾之山东麓即有窑山古地名，窑山即尧山。《山海经》载“稷泽”为“后稷”之葬所，与河西走廊峚山、丹水、桃水地望毗邻。“尧之泽”在崇山亦与黄帝族系早期活动于河西地区相合。先秦文献中，与黄帝族系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大禹出生地望、大禹族群始兴之地的“崇山”在族系源流、地理方位和地名上有渊源关系的唯有崇吾之山，所以，高辛氏族系的早期帝尧陵墓在崇吾之山之阳与先秦文献记载及黄帝族系自西北向东南迁徙的路线是相符的。
学者推测的人类迁徙路线
中国学者任乃强在其《羌族源流探索》中提出了早期人类迁徙路线的推测：从非洲来的先民最先到达了印支半岛。后来分成了三群，一群是喜好吃鱼类者，群聚于沿海与河湖地区，并沿海向东北方移进。这路猿人，可能在暹罗湾、北部湾及中国东南沿海居留过。进化为后来的马来族、缅族、掸族、高棉族、越族及中国的“百越”诸族。一群喜好猎食禽兽类者，群聚于山林，并沿山林向北方移进。这路猿人，移进到到横断山脉的北部，大约在距今百万年左右进入青藏高原。进化为后来的羌族。他们有的沿西倾山脉、秦岭山脉、大巴山脉横出东进的，有的缘秦岭北支进入太行山区的。大约在距今七十万年以前，便已进入西藏和西康、青海的草原了。一群喜好吃杂食者，兼鱼、猎、采集，生活习性较杂的，则主要选择丘陵地区移近。这路猿人，主要选择丘陵地区可以避风雨、储食物、禦敌害、育子孙的山洞居留。他们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川东的山洞居留过。进化为后来的武陵五溪蛮、苗、瑶、巴等族。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考古学家最近在克什米尔发现了距今２５０万至６０万年前更新世初期古人类打制的５７件石器，从而有可能把人类在南亚大陆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４０万年。如果相关年代得到确认，那么，古人类在现今印度活动的历史将推进到６０万年前，而此前考古界一致的看法是，人类在印度定居的历史不超过２０万年。此次发现的５７件片、矛、斧状石器均用玄武岩打制。新的发现证明，人类是通过克什米尔进入印度内地的（白景山：新华网新德里2001年４月２３日专电）。
著名的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丁山教授考证说：以周人先祖实行 “火葬习惯、大事纪年、与‘七日来复’”与殷人比较，殷人则实行“王在位纪年、十日为旬、与夫棺葬”，周人和殷人在这“三重重大事实迥异”。由此丁山先生得出结论：余知成王以前，周人文化，实与古代波斯印度成一系统，决非偶然之事。……孟子尝称文王为‘西夷之人’，由今考之，西夷殆及西域矣。穆王西征，与大王妻元女于赤乌氏，固皆周人来自西域之旁证。
周朝建立前后，周族与西域戎狄互通来往，持续着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血缘关系。《穆天子传？卷二》说：“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壁。封其嬖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赤乌氏，美人之地也，宝玉之所在也。”日本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小川琢治研究，周穆王西游的“西王母之邦”在大宛。舂山，在今新疆哈密西北，赤乌氏或汉乌孙之旧名，必然西域之民族。周穆王西游，周先祖大王亶父其将元女嫁给赤乌氏，这说明周族亦属戎狄族群，与西域戎狄持续着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血缘关系。
长流水重型石器追溯史前史
二十一世纪以来，周兴华在野外考察时，在长流水等旧石器遗址地表上陆续发现了许多重型石器。这些石器散布在中卫黄河北岸近河地带河湖相沉积高阶地上，以砍砸器、刮削器、手镐居多。石器毛坯绝大多数为黄河古道的天然鹅卵石。石器形态类似于非洲、欧洲、喜马拉雅印度地区和中国广西百色等东南亚地区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砍砸器、刮削器、手镐、手斧、石刀、石锤、盘状器等重型石器工具。这些重型石器工具的发现，引发了对宁夏等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的重大思考：位于黄河上游的宁夏及其毗邻地区的史前史究竟能追索多远？
长流水重型石器主要分布在以长流水旧石器遗址为中心的地表，其范围东西长约130多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这一区域到处都是新、旧石器遗址，石器遗址范围与史前岩画区全面重合。遗址地表石器工具遍布，所见过千。现仅择其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少许标本介绍如下：
A1：天然石锤。天然黄河卵石，黑色，椭圆形，两端扁平尖，保留天然石皮。两端因反复砸击使用，大小片疤密布。长11.7厘米，宽6.5厘米，厚6.4 厘米，重742克。此天然石锤说明，原始人类在制造第一件石器工具之前，就懂得了按照自己的用途功能，首先是有意识、有目标的挑选天然石头作为砸击工具使用，以实现自己的砸击意图。两端大小片疤密布，风化程度不一，表明这是一件长期保管和重复使用的天然石头工具。长期保管和重复使用同一件天然石头工具，这是人类特有的智慧表现。
A2：天然石砧。天然黄河卵石，褐色，椭圆形，保留天然石皮。长19.5厘米，宽12.5厘米，厚11.5厘米，重3776克。天然石砧巨大厚重，应是大型砸击工具。除受力凹坑外的天然石皮滑润，应是双手长期使用触摸所致。两端因反复砸击使用，端头均崩去天然石皮，呈现两大片砸击凹坑：一端凹坑位于端头偏下，方圆7厘米×8厘米；另一端凹坑位于端头略偏下，方圆11.5厘米×8厘米。此天然石砧说明，原始人类在选择天然石头作工具前，头脑中已经有了按照自己的用途功能选择石头的构思设计。唯此构思设计，选择的天然石头不但好用，而且好看。从石皮滑润、砸击凹坑无陡坎锋棱来看，这应是一件长期保管使用的重要天然石头工具。
以上两个天然黄河卵石，从其被有意识、有计划地精心挑选、重复使用、长期保管的功能作用来看，这两个天然黄河卵石就等同于原始人类手工制造出来的两件 “石器工具”。因此，这两个天然石锤、天然石砧就是人类打制石器的最初石器，亦即打制石器的工具。
标本特一：舌状刃砂岩巨形手斧。2010年11月7日魏淑霞发现于宁夏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地表。该手斧选用扁长形砂岩石块，岩性为淡红色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制作方法：从两侧的两面打制，向两侧前端聚尖；从正面、底面前端的两面打制，正面前端前倾角度小，底面前端前倾角度大，与其两侧前端聚交为舌状刃。把部的正面及两侧打去边缘棱角，把端和器身正面、底面保留砂岩石皮。中卫舌状刃砂岩巨形手斧通长25.1厘米，宽11.6厘米，厚8.3厘米，重3306克。该手斧的特点是器身巨大厚重，石片疤宽大平浅，具有阿不维利
手斧的技术特征，较之阿布维利手斧显得更为原始古朴，可视为旧石器考古中一些学者所说的传统“手斧”的真正鼻祖。阿布维利手斧是一种最原始的手斧，它开创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手斧文化的先河，影响深远。手斧是旧石器时代初期大致定型的一类重型工具，具有多种用途，对研究原始人类的智能发展水平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标本一：黑色黄河卵石砍砸器，形同广西百色砍砸器，具有非洲、欧洲、喜马拉雅印度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砍砸器特征，2008年夏季发现于宁夏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地表。中卫砍砸器毛坯为黄河古道的扁圆形黄河鹅卵石，岩性为黑色细晶质基性脉岩。器身大致呈扇贝形，把端部分凸弧形，正面坡状隆起，底部平坦，刃口为单面打制。该器系用石锤从卵石右侧和相邻的前端打片剥离，各打出一个刃口，两个刃口在远端相交为一个宽阔的斜坡式凸弧形刃口。刃面坡度陡峭，片疤宽短，深浅不一，刃缘凸凹曲折。刃口有使用痕迹，把端亦留有明显砸击痕迹。砍砸器除打制刃面以外的天然石皮皆保留。器身通长约9.6厘米，最大宽约11厘米，最大厚约5厘米，重505克（见照片1）。
标本二：黑色黄河卵石单面两端刃砍砸器，其型制在国内外旧石器早期遗址中少见报道，2008年夏季发现于宁夏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地表。中卫两端刃砍砸器毛坯为黄河古道的扁圆体长条形黄河鹅卵石，一面隆起，一面平坦，岩性为黑色细晶基性脉岩。器身轮廓呈上小下大的堤形长方块，刃口为单面打制，横截面大致为梯形。该器系用石锤从同一单面的两端各打制出一个斜坡形刃口，刃面凸凹，刃缘曲折锋利，两端刃口皆可砍伐，留有使用痕迹。该器打制刃面的片疤宽而短，较平浅，刃面宽阔，坡度较陡，除两端刃面以外的天然石皮皆保留，两端刃中间的天然石面可握手。器身通长约10厘米，宽约12厘米，厚约5.3厘米，两端刃缘各长14厘米和11.5厘米，重735克（见照片2）。
标本三：淡绿色黄河卵石手镐，形同广西百色手镐，具有非洲、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手镐特征，2008年夏季发现于宁夏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地表。中卫手镐毛坯为黄河古道的脊凸形扁圆体黄河鹅卵石，上部脊凸，底部平坦，岩性为隐晶细晶质中基性脉岩、玢岩。器身从刃缘至把端呈扁桃形，把端正面为两面坡形脊凸，器底平坦，刃口为单面打制。该器系用石锤从把端上部的两侧打制剥离出两个刃口，两个刃口在器身中轴前缘相交为斜坡式凸弧形刃口。刃面片疤不一，左侧片疤宽而长，疤痕浅远；右侧片疤短而宽，疤痕深凹。打制刃面长短二三个片疤到刃缘，刃缘曲折锋利，有使用痕迹。手镐除打制刃面以外的天然石皮皆保留。手镐通长约14.5厘米，最大宽约13.5厘米，最大厚约6.5厘米，重1210克（见照片3）。
标本四：灰绿色黄河卵石长石刀，其型制在国内外旧石器早期遗址中未见报道，2009年3月20日发现于宁夏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地表。中卫长石刀毛坯为黄河古道的扁长条形黄河鹅卵石，岩性为隐晶细晶质中基性脉岩、玢岩。器身呈扁平长条形。该石刀近端保留天然石皮约2.5厘米为把端，未加任何修理。然后用石锤从单面沿把端前下侧边缘至另一端端头边缘都打制出刃口，刃面狭长，片疤宽度远大于长度，深浅不一，加之疤尾折断，刃面陡坎凸凹，二至三个片疤到刃缘，但刃缘基本平齐，留有明显使用痕迹。石刀除刃面以外的天然石皮皆保留。石刀通长22厘米，体宽7厘米～5.7厘米，背厚2.5厘米～1.5厘米，重550克。其中刃缘总长24厘米，侧刃面宽约2.5厘米，端刃面宽约3厘米（见照片4）。
标本五：黑色黄河卵石手斧，其型制在国内外旧石器早期遗址中未见报道，2009年夏季发现于宁夏中卫黄河北岸大麦地岩画区地表。中卫卵石手斧毛坯为黄河古道的长扁圆体黄河鹅卵石，岩性为黑色细晶基性脉岩。手斧整体粗大厚重，下半截以天然扁圆体鹅卵石为把端，非常圆滑，适宜手握；上半截从鹅卵石两侧打制为楔形双面斧刃，坚实耐用。其制作方法是将长扁圆体鹅卵石的下半截天然原石予以保留，作为把端（斧脑）用于握手或倒过来作为天然石锤砸击使用；将其上半截用石锤直接打去鹅卵石两侧，保留其中间的楔形厚石片及石片两侧的天然石皮，再剥去石片前端的石皮，以此楔形厚石片作为斧刃。手斧打制刃面的片疤宽大，除刃面以外的天然石皮皆保留。把端（斧脑）及斧刃均留有明显的砍砸使用痕迹。中卫卵石手斧具有阿不维利手斧的技术特征，但较之阿布维利手斧显得更为原始古朴，可视为旧石器考古中一些学者所说的传统“手斧”的真正鼻祖。中卫卵石手斧通长16.5厘米，最大宽约9.5厘米，最大厚约7.5厘米，重1510克（见照片5）。
标本六：暗紫红色砂岩手斧，形似早期阿舍利手斧，2009年12月6日发现于宁夏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地表。中卫砂岩手斧毛坯为黄河岸边的暗紫红色砂岩山石石块，岩性为暗紫红色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该手斧整体呈大三棱尖状形，通体打制加工，向一端聚尖，中间剖面大致为菱形。该手斧制作方法系用尖状石锤沿纵脊从两面向两侧边缘及远端倾斜砸击敲打，器身遍布不规则楔形凹坑。手斧把端宽大厚重，非常适宜手握，应为有目地的修整所致。两面纵脊凸起，两侧基本对称，边刃钝厚，前端聚尖。中卫砂岩手斧较之欧洲阿舍利手斧显得粗大厚重，其打制技术应早于欧洲阿舍利手斧。中卫砂岩手斧通长18厘米，把端（斧脑）宽约10.5厘米，厚约6.5厘米，斧重1280克（见照片6a、6b、6c）。
标本七：黑色黄河卵石长条形石锤，状类广西百色和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产地出土的石锤，2009年夏季发现于宁夏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地表。中卫石锤毛坯为黄河古道的长条形黄河鹅卵石，岩性为黑色块状隐晶质基性岩。该器在整体上呈长条形，从远端四周向中心垂直剥离，片疤大小、深浅不一，中心留一丘形突起，突起上遗留有砸击痕迹。中间横截面略呈正方形。长条形石锤除横截面以外的天然石皮皆保留。中卫长条形石锤长约8厘米，横截面边长4厘米～5.5厘米，重400克（见照片7）。
标本八：灰绿色黄河卵石盘状器，状类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产地出土的盘状器（又名大平圆状器），2009年夏季发现于宁夏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地表。中卫盘状器毛坯为黄河古道的圆饼形黄河鹅卵石，岩性为灰绿色中基性玢岩。该器在整体上略呈圆饼形，从周边剥离，片疤宽短、窄长都有，深浅不一。上下两面皆保留天然石皮，石皮上遗留有砸击凹坑。中国猿人化石产地的早期文化出现在距今60多万年至40多万年前。中卫盘状器直径约8厘米，厚约5厘米，重500克（见照片8）。
D1：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黄禄色，石质细腻。长形。一端为把手，把端弧形。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刃面前倾，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锋利。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6厘米，宽10.6厘米，厚5.2厘米，重1325克。
D2：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紫色砂岩，石质粗糙。方形。一端为把手，把端平直。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刃面前倾，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锋利，有砍砸痕。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3.8厘米，宽13厘米，厚5厘米，重1187.4克。
D3：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黑色，石质细腻。长形。一端为把手，把端窄弧形。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片疤宽短。刃面前倾，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锋利。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5.6厘米，宽6.3厘米，厚3.6厘米，重701.4克。
D4：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黄禄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钝尖。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及右侧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连为一体的端刃、侧刃，片疤深浅不一。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曲折，锋利，有砍砸痕。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4厘米，宽10厘米，厚4.2厘米，重711.8克。
D5：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黑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钝圆。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刃面扇形，左刃面片疤平浅，右刃面片疤深凹，折断。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齿状，锋利。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8厘米，宽11.4厘米，厚4.6厘米，重517.6克。
D6：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黄绿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钝尖。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刃面扇形，上刃面片疤宽浅，下刃面片疤宽深，折断。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曲折，锋利，有砍砸痕。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0.3厘米，宽10.1厘米，厚4.5厘米，重579.4克。
D7：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黑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弧形，有砍砸痕。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刃面扇形，左刃面片疤折断，右刃面片疤平浅。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曲折，锋利。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8.8厘米，宽8.8厘米，厚4.2厘米，重403.6克。
D8：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土黄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钝圆。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刃面片疤宽浅。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曲折，钝厚，有砍砸痕。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6.5厘米，宽9.6厘米，厚4.2厘米，重421克。
D9：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黑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弧形。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刃面片疤宽浅。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曲折，锋利，有碎屑崩落痕。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0.7厘米，宽8.9厘米，厚4厘米，重433克。
D10：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黑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圆钝。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刃面片疤宽浅。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有砍砸痕，碎屑崩落。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0.8厘米，宽9.3厘米，厚4.8厘米，重540克。
D11：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浅黑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圆钝。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加工，打出端刃，右刃面片疤宽浅，左下刃面片疤折断。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形，锋利。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9.7厘米，宽9.5厘米，厚5厘米，重482克。
D29：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黄绿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钝尖。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打片，打出端刃，刃面扇形，片疤宽浅，右下侧刃面片疤多折断。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凸形，锋利。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4.2厘米，宽12.1厘米，厚5.9厘米，重1353.6克。
D30：多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黄绿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钝尖，因砸击形成凹坑、碎屑。由把手开始向两侧及与把手相对的一端从一面全部打片，打出连为一体的左、右侧刃与端刃；整个刃面呈扇形，上刃面片疤浅平，右侧刃面片疤折断，有陡坎；中下刃面有凸棱；下刃面片疤平齐。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凸形，锋利。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1.2厘米，宽14.7厘米，厚4.6厘米，重742.4克。
D31：多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黄绿色，石质细腻。扁圆形。一端为把手，把端弧形。从把手两侧及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打片，打出连为一体的左、右两侧刃与端刃，整个刃面呈扇形。左刃面片疤宽浅，右刃面片疤折断，高陡坎。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凸形，锯齿状，有砍砸痕。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7.9厘米，宽11.1厘米，厚5.2厘米，重527.2克。
D32：多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深绿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钝尖，因砸击形成凹坑。由把手开始向两侧及及与把手相对的一端从一面全部打片，打出连为一体的左、右侧刃与端刃；整个刃面呈扇形，上刃面片疤深凹浅平，左、右侧刃面片疤深凹，折断，有陡坎；端刃面片疤浅平。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弧凸形，曲折，锋利。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11.4厘米，宽10.7厘米，厚5.5厘米，重591克。
D33：单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黑色，石质细腻。扇形。一端为把手，把端钝尖，有砸击痕。从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打片，打出端刃，刃面扇形，片疤宽浅。刃面与底面斜交，刃缘平直，有砍砸痕。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9.2厘米，宽8.9厘米，厚5.2厘米，重548.2克。
D34：多边砍砸器。天然黄河卵石，浅黑色，石质细腻。扁圆形。一端为把手，把端弧形。由把手开始向两侧及与把手相对的一端利用天然台面从一面打片，打出连为一体的左、右侧刃与端刃。左刃面片疤深凹，片疤折断，多陡坎；右刃面片疤宽浅，疤尾折断。刃面与底面斜交，整个刃缘呈弧凸形曲折，有砍砸痕。除刃面外保留天然石皮。长6.5厘米，宽9.5厘米，厚4.4厘米，重404克。
以上例举的石器标本，仅限于与追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踪迹有关的石器工具。除上述重型石器外，长流水旧石器遗址及其毗邻地区遗址上散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中石期时代的石器为数不少，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更多。限于篇幅，本文从略。倘天假其年，以待后述，可窥全豹。
以上长流水重型石器分布在中卫黄河北岸近河地带的河湖相沉
积高阶地上。这些高阶地均在黄河7级阶地以西的更高原始地面上。
长流水旧石器遗址位于宁夏中卫城西35公里处，丝绸之路沿长流水古沟从中穿越。长流水遗址属青藏高原东北缘，东接丝绸之路灵洲黄河古渡，西通河西走廊东大门，北靠腾格里沙漠南缘，南临黄河黑山峡出口处。黄河黑山峡出口处夜明山——长流水沟一带，黄河的河流阶地发育和保存的较好。黄河黑山峡出口段夜明山——长流水沟一带的7级阶地是伴随第四级以来青藏高原周期性强烈隆升过程中，河流周期性下切的结果，7级阶地的形成年代由早到晚分别为130万年、110万年、78万年、59万年、14～8万年、5～3万年a和1万年前后；7级阶地的基座顶面高程依此为1367米、1346.5米、1333.9米、1323米、1296米、1279米、1263米（郭进京等《青藏高原东北缘黄河黑山峡出口段阶地特征与断层活动》工程地质学报2004.12）。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余素华、郑洪汉先生对长流水沟做过相关剖面研究。该剖面座标位置38°50′E， 106°20′W，海拔1500m，出露剖面厚度约20m，其上部覆有现代沙漠沙丘，底部出露侏罗纪基岩。全剖面由14层风成沙、河流相、湖泊相沉积交叠组成。对该剖面以15～25cm间距取样分析，样品总数为62块，本文选择27块样进行稀土原素测定。该剖面发育在黄河北岸的凹陷底谷处，其高度相当于黄河三级阶地。为一套第四纪晚期（第13层底部，约3.6 m处的风成沙样，据热释光测定年龄约距今7.4万年）以来的河湖相连续沉积序层，对于研究沙漠边缘区古水文和温润环境的地球化学演化具有代表意义（《宁夏中卫长流水剖面沉积物中稀土元素及其环境意义》沉积学报，1999年01期）。
从现有资料看，中国青藏高原东北缘河西走廊东端长流水的旧石器在形态上和印度早期梭安文化的旧石器极为相似。梭安文化分布于印度河河谷及其支流梭安河河流阶地。早期梭安文化石器原料为石英砾石。石核粗大，修理台面很少，以砾面作台面或以石片疤作作台面的占绝大多数。石核多呈圆盘状或长条形，也有龟背形。石片背面多保留砾面，石片角为950 ～1000.加工的石片极少，有使用痕迹的比较普遍。石核石器占大多数， 石片石器很少。石核石器是用扁平的卵形、长条形或圆盘状的砾石打制而成，片疤大而深，刃缘多呈扇形，单向加工的多，交互打击的少，把端通常保留砾面。石器类型有砍砸器、手斧、薄刃斧、刮削器、手镐等。砍砸器数量最多，是工具组合的主体类型，手斧和手镐的数量不多。在早期索安文化中，砍砸器占主体部分，手斧和手镐是次要的（参见黄启善主编《百色旧石器》）。
考古信息与历史思考
宁夏中卫黄河北岸长流水等各石器遗址地表散布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打制石器很多，其中所见手斧少，砍砸器、手镐、刮削器、石片、石核多。中卫发现的这批石器，很多都属重型工具，在器形和技术上与非洲、欧洲、喜马拉雅印度地区及中国广西百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同类石器有相同、相似、相通之处。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奥杜韦文化，其典型器物是砾石砍砸器，最早出现于距今175万年前。接续其后的阿舍利文化，存在于距今150万年至20万年前，典型器物是阿舍利手斧。广西百色旧石器时代的这批砍砸器、手镐、手斧等，经氩/氩法测定为距今80.3万年。从地域文化而言，中卫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工具的综合因素与喜马拉雅印度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索安文化石器工具类同。早期索安文化以砍砸器为代表，存在于距今50万年前。
中卫手斧是引人瞩目的。由于学者对手斧的认识、分类标准和译名不怎么统一，手斧的定名多有歧见。如若认为“原手斧是砍砸器和手斧的中间类型”，则中卫黄河卵石手斧就是类似博尔特所说的原手斧；如若认为原手斧是“器身很短”的“两面加工的尖状砍砸器”，则中卫一些器身很短的两面加工的黄河卵石尖状器就是类似克拉克定义的原手斧；如若认为原手斧“是一种单面加工的大尖状器”，则中卫黄河卵石手镐就是类似莫维士所说的原手斧；如若认为手斧“是一种用砾石、石核、或石片两面打制的重型工具。通常有一较宽而厚的把端和以之相对的较尖而薄的刃端。或通体加工，或保留部分石皮（砾面）”，则中卫手斧就可归类为中国广西百色盆地旧石器考古中定名的手斧（參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百色旧石器》）；如若认为手斧是将某种石块“沿着兩侧边缘交互打击成为一端尖锐、一端钝厚的扁桃形的器物。这一时期的手斧都相当巨大，一般可达10～20厘米长，重500～1000克。器身多不完全修整，常常保留一部分天然石面（多半是手握部分）”，则中卫手斧就是类似贾蘭坡所描述的欧洲旧石器早期常见的阿布维利文化期的粗糙手斧或含有阿舍利技术因素的早期手斧，也就是类似中国丁村遗址所称的大三棱尖状器（见贾蘭坡著《旧石器时代文化》）。所以，无论学术界对手斧怎样分类定名，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地表发现的上述器物都属于原手斧或手斧的范畴，这里存在着原手斧或手斧是个不争的事实。
手斧作为人类最早的标准化工具，是研究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认知性、目地性、计划性、思维发展水平与技能适应水平的代表性石器工具，它在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各大洲人类的智能一致性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南疆广西百色盆地右江沿岸发现了大批距今80多万年的百色手斧等石器，推翻了统治国际人类学半个多世纪的莫维士理论：即“东方早期人类智力低于欧洲、非洲早期人类”、“东亚的早期人类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的非科学理论，促使国内外考古研究不得不对亚洲人类文明的起源重新进行评估。
在研究人类起源方面，主要流行两种假说，即“非洲说”和“亚洲说”。 按照“非洲说”。关于南亚的原始人类进入中国的具体路线，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最早的人类迁徙至我国的路线可能有两条，第一条是从青藏高原南侧进入我国，第二条是从青藏高原北侧进入我国。
广西背靠云贵高原，面向东南亚，是早期人类从东南亚、中印半岛沿青藏高原南侧进入我国东南部西江流域的必经之路。百色盆地80万年前的砍砸器、手镐、手斧等材料的发现，为最早的人类从青藏高原南侧进入我国提供了实物证据，验证了古人类学家对第一条路线的推测：即最早的人类走出非洲，向东迁徙，“从青藏高原南侧进入我国”，在广西百色盆地曾经居留，创造了中国旧石器早期的广西百色文化。
宁夏是原始人类从印度半岛沿青藏高原北侧进入我国西部河套平原的必经之路，中卫地区是原始人类进入河套平原的首站落脚处。中国北境宁夏中卫黄河北岸沙坡头地区也发现了类同于广西百色的这批砍砸器、手镐、手斧等石器，这又给国际人类学、考古学提供了什么样的参考材料与旷古悬念？这些石器到底有多久远？年代问题如何确定？其型制、技术类型与非洲、欧洲、东南亚等旧石器文化有何关系？与古人类学家关于最早的人类走出非洲，向东迁徙，“从青藏高原北侧进入我国”的第二条路线有何关系？这是关系到宁夏及其毗邻地区的人类史前史究竟能追索多远的重大问题。说到底，这是否意味着：宁夏中卫黄河北岸发现的这批旧石器早期的砍砸器、手镐、手斧等石器，为最早的人类从青藏高原北侧进入我国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证据？
水洞沟外别有洞天
20世纪20年代以来，宁夏及其毗邻地区常见于史学著述的旧石器遗址有三个：宁夏灵武市水洞沟遗址、中卫市长流水遗址、内蒙古乌审旗的萨拉乌苏遗址。
以上三个遗址的地理分布是有趣味的：从西向东，长流水遗址、水洞沟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各相距约200公里；长流水遗址在宁夏黄河西岸的套外，水洞沟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在宁蒙黄河东岸的套内。
以上三个遗址的考古研究是有意思的：西学东进，比利时人肯特、法国人德日进、桑志华于1919年率先发掘研究了水洞沟遗址，桑志华于1922年率先发掘研究了萨拉乌苏遗址。其后，国内外专家对上两个遗址接续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将其时代大致定格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半个世纪以来，唯有最西边的长流水遗址外国人从未做过考古调查，中国人也从未做过考古发掘。
以上三个遗址的考古发现更是令人惊异的。位于河套内的水洞沟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发掘出土的工具，以细小石器当家；位于河套外的长流水遗址及其毗邻地带，地表散见的多是中型和重型打制石器，其中不但有类似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粗糙手斧，还有形同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打制精美的小型尖状器。
这些年来，我们在西距水洞沟遗址200多公里的中卫黄河北岸石器遗址上，除不断发现散落在地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型石器工具外，还经常见到散落在地表的形似非洲、欧洲、喜马拉雅印度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许多石器。这些石器因非考古发掘出土，目前尚得不到地层学考古资料。但从所见石器器形看，这些石器可以说在时间上形成了完整的发展序列。中卫黄河两岸遍布史前岩画。应该说，宁夏中卫黄河北岸是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没有缺环的一处富集区，这表明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古人类活动频繁，同时也说明河套地区自古就具有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所以，在探寻、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不能将西北草原地区的石器工业人为地框定在细小石器的范围内。中国北方旧石器考古并不限于周口店，宁夏旧石器考古更不能只限于水洞沟。就现今研究而言，周口店遗址距今在50多万年前，水洞沟遗址距今也只有3.7万多年。宁夏中卫黄河北岸沙坡头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重型石器工具的不断发现提示：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不能将西北草原地区的石器工业人为地框定在细小石器范围内，不能将手斧工具人为地框定在秦岭以南、淮河以南，宁夏旧石器考古在水洞沟外是否还别有更早洞天？水洞沟是否是“宁夏历史的开端（《宁夏通史》）”？中国西北地区在人类起源、迁徙及文化交流方面是否还确有更早遗踪可寻？沙坡头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重型石器工具的不断发现提供了大范围内向前追溯的更早实物证据。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说：“一部第四纪260万年的早期人类进化史，可说是一部人类在全球环境变化驱动下不断迁移、扩散、进步的历史。具有鲜明欧洲旧石器中期风格的石器出现在藏北高原，就是晚更新世期间(距今12.8万～1万年)早期人类大迁移的生动证据。正是全球早期人类这种双向、反复的迁移、交流和融合，创造了今天的人类世界。”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袁宝印等３位科学家，通过研究分析产自藏北高原色林错湖的旧石器石制品的原生地层，认定其为古湖滨阶地，成于距今４万―３万年的末次冰期间冰阶，也就是这批石器的年代。同时，通过与前人研究及其他研究手段对照，显示人类可能在该时间段已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之前，人类学家认为藏族人是世界上最早永久占据高海拔地区的现代人，大约在距今５万―２．５万年已涉足西藏，比南美安第斯人占据安第斯高原的年代要早得多。色林错旧石器可以为此推测提供实证。
考古新材料层出不穷，科学探索没有止境。宁夏中卫黄河北岸沙坡头地区新发现的大量石器材料，都是从地表拣到的，因非考古发掘出土，未有地层学证据，目前只是从类型学上做出一些推测。许多著名的石器遗址发掘，都是因地表捡拾石器引起的。国内外任何考古学家都未在中卫长流水搞过考古发掘，但许多著名历史考古学家依据20世纪40年代以前在长流水地表捡拾的石器，将该遗址判断为属于“‘河套文化’，有些比‘河套文化’年代还要早些”，说明就地表所见石器，其文化属性是清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沙坡头地区陆续新发现的这些石器材料，给人更多的是新启发、新思考、新悬念。当然，破解这些谜团，回答这些悬念，验证这些推测，还有待于相关学科的科学考古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