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指出了自然社会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综合在一起，便构成了它的整体面貌。当然，自然社会的这一整体面貌是很难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以自我为中心、具有凝聚力、等级制度、长官的绝对权威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较强的组织纪律性。这当然也是杀敌制胜必不可少的战斗精神。那么，自然会驱使人类爆发战争吗？我们再次强调，如果“驱使”指的是做出某一特有决定的能力的话，那么自然不会驱使任何事情发生。
但是，如果自然不能对产生于动物的肢体结构、并使这一结构得到扩展的态度趋向和运动轨迹的大致轮廓进行规划的话，它就无法创设一种动物物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也会驱使人们爆发战争。自然还赋予人类制造工具的理智。自然不是像对待大量的动物物种那样，直接为人类提供各种生活工具，而是希望人类自己具备制造工具的能力。这样，不论人类什么时候使用工具，他都是工具的主人。由于工具是脱离人类而单独存在的，它们就可以被拿走。相比较而言，直接获取现成的工具比自己制造工具要容易得多。最重要的是，工具要用于某种特定职业的生产活动，如用于猎取动物或捕捉鱼类。人类所属的某一社会群体可以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选择固定于森林、湖泊、河流；另一社会群体可能会认为，在某一固定地点居住和生活比四处漂泊流浪更加方便。
既然群体之间对生活的选择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他们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争执了。我们已经讨论过到森林里狩猎和到湖泊里捕鱼等问题。也可能会出现因田地的耕种、对妇女的抢夺、对奴隶的掠取等引发的矛盾和争执。但是不论他们掠取到什么东西，也不论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战争的根源只能在于对生活物质的个人或集体占有。由于人类的结构注定了他的占有本性，战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实际上，人类的战争本能如此强烈，以至于当我们绞尽脑汁地透过文明的表层而深入探寻自然的奥秘时，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人类的战争本能。我们都知道，小男孩都喜欢玩打仗游戏。他们的头部可能整天被打得到处是伤疤，但是他们因为自己也能把别人的头打得到处是伤疤而感到满足。所以，人们这样说是恰当的：儿童时代的打仗游戏是自然有意为人类安排的准备性训练。这样，他们长大成人后就可以应对随时到来的战争了。但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一些的研究，我们可以共同看一下历史记载中，作为这种准备性训练或游戏的大多数战争。
当我们考虑到引发大量这类训练或游戏的动机都毫无实际意义时，我们想起了马丽恩·德洛姆（Marion Delorme）所描述的场面：两位决斗者拼死用剑刺穿对方身体，而且一直拼杀几个回合，“不为任何目的，只是好玩而已”；我们同样想起了布赖斯法官（Lord Bryce）所描述的那位爱尔兰人：每当在街道上看到两个人在互相打斗时，他都会情不自禁地问：“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吗？需要有人参与进来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导致整个种族灭绝的决定性战争与一些偶然性摩擦或争斗相提并论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导致种族灭绝的战争可以对后者，即偶然性的摩擦或争斗原因做出解释：人类的战争本能是必然存在的。由于战争本能的存在是为了应对突发性野蛮战争，我们也可称之为自然战争；为了防止刀叉长期入库造成锈蚀，人们便偶尔人为引发一些战争，通过不断的交火，确保宝刀不老。那么，我们想象一下，一旦战争爆发，人们的参与热情将会是多么高涨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无疑是人类对于战争恐惧的一种防御性反应，也是人们作战勇气的一种本能激发。但是也有一种情绪认为，人生来就要不断地冒险，不断面临生死考验。在这些人看来，和平只不过是两场战争之间的间歇。
不过，战争的狂热很快就会消失，因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太令人难以忍受了。但如果暂时不考虑上一次战争，不考虑它给人类造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人们会感到非常奇怪：在和平时期，人们竟然很快会把战争曾经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忘记得一干二净。有人断言，女子被赋予了一种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很快会促使她忘却分娩时候的痛苦。当然，对这种痛苦的完整记忆也可能阻止她再一次怀胎生育。实际上，在应对战争的恐惧方面，也存在一种与女子忘却阵痛一样的机制。
尤其是在新建立的国家中，这种机制的作用更加突出。在这方面，自然采取了更进一步的防范措施。她在外国人和我们本国人之间巧妙地编织了一层无知、偏见和歧视的面纱。难怪我们对于自己从未到过的国家一无所知。但是，既然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就要对这样一个事实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还要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国家进行批评，而且几乎总是对它进行敌视性的抨击。任何在国外生活和居住过，并试图鼓励自己的同胞也产生我们所说的国外“心态”的人，都会遭到一种本能的抵抗。
但是所到国家距离自己祖国越是遥远，他遭遇到的抵抗程度反而越不会强烈。恰恰相反，他遭受的阻力大小与两个国家之间距离的远近成反比。越是我们最有机会见到的人，我们反而最不想见他们。
自然不可能让每一个外国人都成为我们的虚拟敌人。因为虽然我们与外国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不一定促使我们之间产生同情心，但这至少会阻止我们之间产生怨恨和敌意。在法德战争期间，也发生过这类的典型事例。有一位德国教授和所有其他法国人一样热爱法国，一样随时准备为我们的国家献出生命，一样奋勇反抗德国。但这位德国教授的爱国心和我们法国人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他内心某个角落肯定还会有所保留，有所与众不同。任何一个人，如果他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学充分了解，他就不可能完全成为这个民族的敌人。当我们要求教育为国际间的了解铺平道路时，必须牢记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尽可能通过吸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知识和文明传统来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而掌握这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他就可以立刻摆脱自己内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一般性偏见。这些偏见是由自然为他预设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些潜在偏见的外在后果或影响进行详细阐释。我们只是想说，这两句意思相反的拉丁文格言实际上是很容易调和的：“人与人之间互为上帝”与“人与人之间互为豺狼”。当我们引述第一句时，一般会想到自己的同胞，而第二句则通常用来指外国人。
我们曾经说过，除了一些偶发性的战争以外，人类中间还存在一些必然性战争。人类的战争本能显然就是针对这些必然性战争的，这些战争包括我们所处时代发生的众多大规模冲突。
战争的目标，距“为征服而征服”已经渐行渐远了。人们不再因为自尊心、威望、荣耀等受到伤害而发动战争了。现在人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摆脱饥饿。因此，有人宣称，战争的实际目的是为了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准。低于这一生活水准，人的生命就失去了价值。授权有一定限量的、经过选拔的士兵代表国家参战的观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类似于角斗的小规模冲突也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战争一旦爆发，就是全民参战，举国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有些类似于早期游牧部落之间的交战，只是战争所使用的武器都是现代文明所铸造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的杀戮给人造成的恐慌是古人无法想象的。
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交战双方中的一方通过自己掌握的秘密反击策略可以对敌方实行种族灭绝；被灭绝的国家或民族将永远在地球上消失。
既然如此，事物是否会完全依照这种自然规律发展呢？幸运的是，一些非凡人物介入到世界事务中来，我们毫不犹豫地称他们为人类的救星。像所有伟大的乐观主义者一样，他们当初把人类有待解决的问题全部视为是可以解决的。他们成立了国际联盟。现在看来，国际联盟已经取得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望，因为消除人类战争的困难甚至远远大于多数坚持战争不可消除这一观点的人的预想。尽管坚持战争不可消除观点的人属于悲观主义者，但是有一点他们和乐观主义者持有相同的意见，即双方都认为，处于战争边缘的两个民族所遭遇的情形和即将发生争执的两个人所遇到的情形是非常类似的。按照他们的观点，这两种情形的不同之处只是表现在，人们绝不可能迫使前者也像后者一样，把双方之间的争议提交到法庭解决，并服从法庭的裁定。
但是，两者之间实际上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使有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武装力量供国际联盟来支配（即使这样，桀骜不驯的国家在充分利用其原初冲动方面仍然可以超过国际联盟；即使这样，科学发现的不可预见性将使国际联盟所组织的抵抗力量的性质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它照样会遭遇到文明这层外衣下面所掩盖的人类根深蒂固的战争本能。而提请法官解决争议的两个个体之所以这样做，似乎是因为他们隐隐约约地受到了封闭式社会固有的本能原则的鼓动和支持。两者之间的争吵可能暂时扰乱和影响了双方的正常地位。他们的这种地位已经被完整地融入社会之中了。但是，就像钟摆迟早要回归到下垂状态一样，他们还能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因此，消除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困难远远大于解决两个人之间的争执。然而，我们为克服这些困难而进行一些尝试和努力是不是都会白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