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直接保送到天津第四女子中学。这里师资雄厚、教学楼宽敞明亮。学校地处繁华闹市区，是绿牌电车终点，与滨江道、西开教堂比邻，是地道的高消费景点。因为保送上中学爸爸高兴，给我买了一辆黑色飞鸽牌坤车和一块“小英格”手表以资鼓励，真使我受宠若惊。你看看，自行车的把和瓦圈全是电镀的，用布一擦锃亮。上学时中午没带饭校门口就是小饭馆儿。上课进高楼大厦下课回家一路上花花绿绿车水马龙。谁想到1958年爸爸被打成“右派”，一下子风云突变。不管你学习成绩多好、不管你为学校为班集体做了多少好事、不管你对老师对同学像火一样热心……还是被学校视为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像对待传染病的“疫点”一样被隔离孤立。
1959年夏天我初中毕业，爸爸利用还在东郊幺六桥乡劳动间隙。与我谈及升学问题。他说：“我的情况很难定，未来到底怎么样一时说不清楚。我认为你应该先把专业技术学到手，没有一技之长不行。等工作稳定住了再深造也还不迟。一个女孩子要是能当个大夫、当个老师我看不错，你这性格进工厂我还是不太放心。”根据爸爸的嘱咐和建议，升学考试后我填志愿第一是护士学校，第二是师范学校。结果如愿考中天津市护士学校。
三年护校的学习，凭我医学理论和临床操作的成绩应该说很吸引招聘单位，毕业前正赶上解放军医院来校录取应届毕业生。在了解学生成绩后挑了很少学员面试，其中有我。而且从谈话中主考部队的领导表情上似乎对我很满意。我心里高兴极了，盼望着参军美梦能变成现实。我羡慕部队指战员的威武雄壮和报国精神，更由于我曾试穿过女军官的军服都夸我十分潇洒英俊，就更渴望参军了。后来才知道未被录取的原因还是和“右派”子女有关。生性幼稚的我思想上就是搞不通，爸爸1961年不是摘掉“右派”帽子了吗？到什么时候我才不受影响呢？
1962年秋天，我被分配到市里的一所医院，不久就快到国庆节了。全医院都知道我父亲是谁，出节目肯定少不了我。在日常的文娱活动中熟识本院的一位大夫，他叫张宝明，1962年医学院毕业比我早分配来一个月。接触中知道他酷爱文艺我们有了共同语言，而且越走越近。两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很容易相互了解。1963年夏天，我第一次带他到我家，爸爸看看他说了一句：“是个胖子。”从此就给留下这个“美称”。
老人们常说“婚姻大事是前世命中注定”真就这么巧，两个人从天南地北同分到一个单位又都爱文艺一拍即合。他1938年出生，在家行老，父母年纪大了，经过双方家长同意我们于1964年春节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