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虽然有了立足点，但陕北地瘠民贫，又经国民党军三次“围剿”，民力疲惫，物资匮乏，红军的兵源补充和军需供应均受到限制。盘踞山西的阎锡山与日军实行“共同防共”政策，将山西沿黄河一线20余县划为防共区，并在东岸构筑明碉暗堡，以孙楚指挥的晋军四个旅布防于黄河西岸吴堡一带，妄图阻挡红军抗日去路。西北中央局、西北军委为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诚意和决心，打破国民党封锁，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筹集资金，扩大红军，根据瓦窑堡会议方针决定渡河东征。
东征部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中旬在瓦窑堡组建，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部队有：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红28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参战部队逐步移至永坪、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集结待命。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赴前线指挥东征。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延长主持召开军委工作会议，对东征进行具体部署。二月二十日晚，东征部队突破黄河天险，从北起绥德县沟口，南到清涧县河口的百余里地段用简陋木船、羊皮筏同时渡河。
东征期间，后方瓦窑堡开展了广泛的支前活动。一月二十八日，西北中央局为推动与苏区相邻的国统区抗日战争，在瓦窑堡举行示威游行，红军和地方部队举行抗日反蒋誓师典礼。一月二十九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陕北、陕甘边苏区红军、游击队代表及山西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出席，大会选出宋庆龄、鲁迅、蔡廷锴、毛泽东、朱德等五人为名誉主席，邓发、马明方、蔡乾、白国英等19人组成主席团。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工农商学兵应不分党派与信仰，大家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会，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团结一致实行抗日救国”。大会宣布成立西北抗日反蒋同盟，选举蔡乾、成仿吾、毕士第等41人为委员，并向全国发出筹募抗日基金号召。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灵柩于二十四日运抵瓦窑堡。二十四日，西北中央局及陕北省各界在瓦窑堡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周恩来、博古代表中央致悼词。会后，刘志丹遗体被安葬于瓦窑堡南门外刘家渠山。
四月底，西北军委政治部在瓦窑堡城门滩广场举行红军东征胜利庆祝大会。驻守瓦窑堡的红军指战员、红军大学学员、瓦窑堡市赤卫军、少先队、市民、机关干部万余人参加大会。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红军大学负责人袁国平先后讲话。并且把山西前线缴获的火炮、轻重机枪等新式武器与群众见面。红军各部队代表用生动的事例讲述和通报了他们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缴获武器弹药、俘虏敌人数量。这次庆功会也是声援红军西征的誓师大会。
五月五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完成东征使命撤回河西，于同日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向南京政府提出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十四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太相寺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二十一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返抵瓦窑堡，周恩来率众至城外黑山寺梁列队欢迎。
东征结束后，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严重危机，继续调集军队围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以嫡系汤恩伯第13军的第4师、第89师，晋军第72师一个旅和一个炮团西渡黄河，协同原在陕北的第84师、第86师进攻陕北苏区；以东北军第57军、第67军及西北军第38军进攻陕甘苏区；以马鸿宾第35师防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马鸿逵新编第7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等地，主力置于宁夏腹地，防堵红军西进。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和封锁，扩大和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开创抗日新局面，红军决定向西发展。西北军委命令：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和第15军团及第81师、骑兵团等1.5万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征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以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扩大陕甘宁根据地，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五月十九日至二十日，西征红军分左、右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1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右路军（红15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开赴新城堡，开始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