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的名词的意义随着时代的推移和文学的演化或发展而改变。现代中国文学正在欧化的过程中，新旧共同的名词，老的意义渐渐被人遗忘，而新的定义将成为定论。所谓新的定义实际上是从西洋文学里采取得来的，一般人既习惯于这种观念，于是对于原有的文学反而有隔膜不明了的地方，回头一看，好像古人都是头脑糊涂观念不清似的，而不自觉察自己在一个过渡时代里。假如你问小说是什么，人会告诉你许多个西洋学者的定义，例如“虚构的人物故事”、“散文文学之一种”等等，而且举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几种不同的体制和名目。但这些都是新名词，或旧名词的新用法。“小说”是个古老的名称，差不多有二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文学本身里也有蜕变和演化，而不尽符合于西洋的或现代的意义。所以小说史的作者到此不无惶惑，一边要想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一边又不能不顾到中国原来的意义和范围，否则又不能观其会通，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这过渡的时代里，不免依违于中西、新旧几个不同的标准，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和看法。
中国和西洋的文学上的名词不尽能符合，例如“诗”是中国的意义狭而西洋的意义广，如用西洋的标准，将概括词曲和弹词。“小说”相反，是中国的意义广而西洋的意义狭，如用中国的标准几乎可包括欧洲文学的全部。而中国也有狭义的小说，只在一个短时期里，又不同于西洋小说的全体。为明白观念的演变起见，我们必须从头看起。
《汉书·艺文志》，那部可珍贵的中国古书书目，是根据比《汉书》撰述的时代再早的一个书目，约当于西历纪元前后所编定的一期，它里面已经列有“小说家”一个门类，而列举了十几种书。可惜那些书如今都已不存，所以内容如何，我们已不能明白。据史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这“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两句话，很容易使现在人误会以为在那时的农村社会里有人在讲述故事。事实上，中国的有职业的讲述故事者的显著的记载是在第十世纪以后。当然，讲故事的习惯即在初民社会里早应该有，但中国古代有没有以此为职业的人，是一个问题，而古代人讲故事的情形也不大清楚。总之，这里所说，并不是指那回事。至于那些书何以称为小说家，《汉书》的撰述者班固有几句按语云：“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又说：“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他特地注重这一个“小”字，也就借此说明了所以称为小说家的原因。但与其说这是解释，毋宁说是评赞。这不见得能解释那些书所以称为小说书的真的原因，而只是批评那些书的内容得称为小说的允当，以及所以收录入书目的用意。所谓小道者是对大道而言，小知者是对大知而言的。那么大道和大知又是什么？我想古人所谓大道或大知，指的是帝王之道和政教得失。古代的学者的精力大部分都用在政治上，而古代的文学也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只因为那些书不讲大道理所以被称为小说是允当的，而它们虽然不讲大道理，却也讲出些小道理来，对于闾里小民是有用的，所以收录到一个帝室书目之内。
至于所讲的小道理是什么，幸而有那个早期的书目的编纂者的同时人的话来给我们指示。桓谭《新论》的佚文见于《文选注》的一条正说着关于小说家的事，他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原来那些书是有关于治身理家的，所以无怪《青史子》（《汉书·艺文志》列入小说家的一部书）的佚文里有胎教以及八岁就外舍束发入大学的话。小说的得名，合桓谭、班固的话看来，既是些残丛小语，篇幅短小，所讲的又是小道理，是形式和内容两见其小。本来古代的大书是为执政者和从政者所用所读的，乡里小儿、民间父老们看也看不懂，而且也不见得有兴味看，也难得有看到的机会。适应于他们的阅读的另外有一类书，那便是那些小说家者流所造而托名于黄帝、伊尹、师旷诸大名人的小说书了。稗官，如果有这样的官，无非是乡长里长之类，在他们那边保存着有这些书，或者即是他们的老辈所编造而传下来的。作者一知半解地从高明的大书里摘取些议论和常识，再从民间取来些议论、风俗、道德观念等等以成书，内容必定很杂，怕是天文、地理无所不谈的。假如其中有治身理家之言，那么像后来的《颜氏家训》，有名物风俗，那么像《风俗通义》、《博物志》，有农桑草木，那么像《齐民要术》，不过没有那样的高明而纯粹罢了。这些书合于居家人所读所用而为高瞻远瞩的从政者所鄙弃，所以只是“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帝室书目居然也收采到这些浅陋的书，但恐怕只挑选了几部比较高明的吧。再不然，是因为假托了诸大名人而被注意的吧。
这些书即使保存到现在，也无一合于西洋标准的所谓小说的。其中即使有譬喻、寓言、故事，也是短得非凡。至如《虞初周说》，据说是周代的野史，其中必定有许多神话传说，但要知道神话传说书像《山海经》、《穆天子传》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虚无缥缈的，在古代史地学问未曾正式发展时，便算是史地的典籍，同时也作了道家方士的经典，在作者和读者，都认为真实不过的。所以终不是小说。但如果用中国标准，那么我们所谓“小说”原先是指这些小书。《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并非与后世小说家绝无关系，而确是中国小说之祖，因为从魏晋到唐宋所发展的内容至为庞杂的笔记小说，正与之一脉相承。所以在纪元前后的中国人的对于小说的观念，并未斩断，反之，仍为后人所因袭，不过书籍愈来愈多，作者益复高明，内容增添，范围更扩大而已。
从魏晋到唐宋（三世纪到十三世纪）大约一千年中，发展的笔记小说，内容非常庞杂，包括神仙、鬼怪、传奇、异闻、冥报、野史、掌故、名物、风俗、名人逸闻、山川地理、异域珍闻、考订、训诂、诗话、文谈等等乃至饮食起居、治身理家之言。有些书籍内容较为单纯，有些是无所不谈的，而用着“随笔”、“丛谈”、“笔谈”、“笔记”、“志林”、“随录”等等的书名，都是些残丛小语。在作者本人认为是随笔所写，不作正经文字看，无关于帝王大道、政教得失的。在读者是拿它们来消遣，但也是广见闻，长知识，开卷得益的。作者不少是很有学问的人，所谈的也绝不止于闾里的小知了。但是他们托体于小说，采取漫谈的笔墨，而不打起高古的文章调子，也不避俗言俚语，在他们看来已经在用白话作文了。而在我们看来，则是浅近的文言，或者用近人新创的名词称为“语录体”。以现代人的文学观念来看，其中只有少数是属于纯文艺的，更少数是可称为小说的。但是唐宋人一概称为小说，连宋人诗话当时人也称为小说。这是小说的传统的意义。我们可以看明这一大类庞杂的笔记文学正是《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的繁荣的后裔。
不但唐宋人如此看，直到明清近代还是如此看法。中国的小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言的，一类是白话的。后一类的发展在宋元以后，在底下讨论。前一类指的即是这些内容庞杂的小书的全体而不是一部分。向来称为《说荟》、《稗海》、《说郛》等等几部有名的丛书所囊括的也是这些小书的全体。胡应麟的分类可以代表一个十六世纪的中国学者对于小说的看法。他把小说分为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这六类并不能把笔记小说的门类尽为囊括，不过举其荦荦大端而已。我们觉得尤其可佩的是他把《颜氏家训》等书也列入小说而成为一类，竟与一千六百年以前桓谭的话呼应。至于《世说》、《语林》之类正是残丛小语的代表作，那更不用说。
但是胡应麟虽没有将箴规一类遗忘，却放在最后，与桓谭的特别看重，态度不同。他把志怪传奇卓然前列，与现代的看法相近。也许他原想把传奇放在第一，因为比较晚起而抑在第二的。这是说，在这一千六百年之中，虽然小说的定义大体上还没有变动，但是因为范围扩大，新的东西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从前人所着重的东西退为附庸了。这里面就包含有观念的演化。明朝人的特别看重传奇是受了宋元以后白话小说的影响，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渐渐地把虚构的人物故事作为小说的正宗。胡应麟是喜爱读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以及元人戏曲的，在他学者式的著作里也常常提到。
但这是明朝人的看法如此。若问在唐宋时代是不是把传奇文学特别重视，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虽然唐人传奇给予宋元说话人以及戏曲家以最好的题材，使这些故事普遍到一般民众，但在士大夫和文人中间似乎不曾得到特别的推崇。这么多的唐宋笔记很少提到它们，加以赞美或批评。像洪迈的推崇它们的叙事优美，说过“唐人小说不可不熟”的话，是少见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人以“传奇体”三字讥笑它。以古文观点而论，传奇体的作风失之于柔靡繁缛，正如诗里面的宫体与元和长庆体。而中国人的性格是核实的，从前的文人对于历史和掌故的兴味超出于虚幻故事的嗜好。所以据宋人的看法，小说的最高标准也许是《梦溪笔谈》和《容斋随笔》。至于古代的神话书以及后来的谈列仙，志鬼怪，或出于史地知识的荒唐，或出于道家方士的秘录，或出于冥报冤魂的迷信，或出于闾阎喧传的异闻，在作者并非一无根据，在读者也抱将信将疑的态度，不必全认为子虚乌有的。而唐人传奇以偶然的姿态出现，确是有意创设的虚幻的理想的故事。它的兴起是因为唐代的举子们好游狭斜，体会出男女爱悦的情绪，以写宫体诗的本领来写小说，而同时这些举子们干谒名公巨卿借虚造的故事来练习史传笔墨，作为“行卷”文学的一种。唐人所最重视的文学是诗，唐代的文人无不能诗者，以诗人的冶游的风度来摹写史传的文章，于是产生了唐人传奇。这是一派新兴的文学，从残丛小语中脱颖而出，超然独秀，但是篇幅那样的长，离汉人所谓小说最远。我们用现代的或西洋的意识要冠以短篇小说的名称，在当时人看来这样一种东西怕要算长篇小说吧！以至于使第十世纪里那部中国小说的总汇称为《太平广记》的编者感觉到体例的特殊，几乎没有地方安放而放在最后。
唐人传奇是高度的诗的创造，值得赞美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当时读者的反应，怕是毁誉各半吧。因为原先所谓小说是要记载名物风俗、治身理家之言，含有道德日用的意义，而唐人传奇如珠玉宝货、珍玩之品，却不是布帛菽粟，堪资温饱。而且那些虚幻的故事甚至到了荒淫和诬陷人的地步，轻薄到使人不能容忍。现代人说唐人开始有真正的小说，其实是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所以我们与其说它们是小说的正宗，毋宁说是别派，与其说是小说的本干，毋宁说是独秀的旁枝吧。
元明以后，笔记小说虽依旧盛行，出来了不少著作，但体制和门类再不能超出宋以前所有。依据现代的观点，唐人传奇已到了文言小说的最高峰，九七八年《太平广记》的结集，可以作为小说史上的分水岭，此后是白话小说浸灌而成长江大河的局面。若照老的标准，认为小说不单指虚幻文学，那么宋人的笔记还是在向上进展的道路上，笔记小书到了宋代方始体制完备，盛极一时，例如胡应麟的第四五两类即是宋代学者的贡献。这两个说法都通。总之在十三世纪以后，由于白话小说的兴起，一般人对于小说的观念渐渐改变，以虚构的人物故事作为小说的正宗。小说的古义只有少数学者明白，如胡应麟即为其中之一人，而他以志怪和传奇两类卓然前列，即已受通俗文学的影响。
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重新改订小说的意义时，他们认为小说只是记琐事、琐语、异闻的小书，把胡应麟的后面三类多半送到杂家类里面去了。他们对于白话小说不愿著录，因为要用古雅的标准。其实他们如明白《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本是收集闾里浅俗的小书的，那么白话小说又何以不可采录呢？假如他们明白汉人所谓小说家本是无所不谈的，而杂家是综合学问的著作，那么那些小书都应该放在小说类，不必派到杂家类里去。而且他们所用的标准也不够清楚，照现代的观点，他们放在小说类里的书多数仍是内容不纯的小书。所以四库书目的编者实立于尴尬的地位，于古于今，两失其依据，代表了几位十八世纪的学者对于小说的观念。
小说的内容本不曾规定，可以无所不谈的，但后来那些无所不谈的书被人认为不是小说而派入杂家，是小说的意义由广而趋狭。小说本来是残丛小语，像《山海经》那样的有系统的著作，古人不认为小说，唐人传奇的兴起，当时人目为小说中的变体，称之为“传奇”，为“杂传记”，到了后来却成为小说的正宗；是小说的篇幅由小而化大。只有一个意义是不变的，即小说者乃是无关于政教得失的一种不正经的文学。
现代的小说史家对于这些庞杂的笔记小说甚愿有所甄别，他们参酌中西的标准，只愿承认胡应麟的前边两类和第三类的一半。即如《世说新语》之类，其实离开西洋意义的小说也很远，不过因为历来认为是小说，且是残丛小语的正宗，所以不被摒弃。其去取之间，实际上已用了两种不同的标准。至于被摒弃的部分，也并不是一无文艺性的。即如宋人笔记，多数是可爱的小书，唯其作者漫不经意，随笔闲谈，即使不成立为小说，也往往有小品散文的意味，实在比他们文集里面的制诰、书奏、策论、碑志等类的大文章更富于文艺性。我们觉得假如小说史里不能容纳，总的文学史里应列有专章讨论，以弥补这缺憾。如有人把笔记文学撰为专史，而观其会通，那么倒是一部中国本位的小说史，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以上说明在文言文学里所谓小说书的性质。下面继续说在白话文学里所谓小说的几种意义虽然和西洋文学里所谓小说接近一点，但也是不能完全符合的。
白话小说或称章回小说，出于说书人所用的底本称为“话本”的一种东西。在中世纪的中国，开始发展，它的历史和上面所说的文言小说并不衔接，而是另外开了一个头。以前对于它的历史不很清楚，相传说是起于宋仁宗时，现在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已增加了不少。宋人笔记记载着汴京和杭州说书界的情形。再早一点，第九世纪的诗人元稹和李商隐已经提到或暗示当时社会上有说书的人。更早的材料我们找不到。现代的学者都相信唐宋人的说书是受了佛教徒说佛经故事的影响的，此事已成为定论。敦煌石室所发现的通俗讲经文和变文是小说史上最可珍贵的材料。在宋代说书人中，仍有“说佛”一家是单立成派的，虽在当时已不占最重要的位置，但这是一把最老的交椅。
宋代的说书者称为“说话人”，“话”字包含有“故事”的意义，他们所说的题材称为“古话”，即是古书或故事的意思。说话人分四个家数，其中“小说”和“讲史”两家最为重要。据宋人笔记的记载是：（一）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二）讲史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
可惜那些小书的记载文章条理不清，因此学者之间发生了疑问。有人认为小说只包括烟粉、灵怪、传奇三类，而说公案与说铁骑儿可以合并，另单立为一家；有人主张小说家实包括上面五类。总之，当时的小说只是其中的一家，和讲史对立，各有门庭，有严格的分别。讲史依据史书而饰以虚词，讲说三国志、五代史等话本是长篇，要费一年半载方能讲完一部书。小说讲单篇故事，取材于前人的小说或民间异闻，讲离合悲欢佳话或神仙灵怪的小品，每天说一回书，一回书即是一个单立的故事。这两家所说的题材不同，而说书的派头也不一样。小说的得名还是因为是短篇，而且比之讲史一家说历代兴亡的大题目，小说家所说不过是些儿女私情和社会琐闻，寄寓些喻世、警世、醒世的小道理而已。
话本原是为说话人口说所用，后来印了出来，便成为民众所爱看的读物，通俗的文人模拟话本的体裁创制阅读文学，于是产生了大量的白话小说。原来的话本是集体的创作，经过许多人的润色，不是一人所作，也不知作者的姓名，讲史的话本尤其改动得多，是没有定本的。这两家的话本，名称上也有区别。讲史的话本称为“平话”或“演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为《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等，最古的是元刊本，已是十三世纪末期或十四世纪初期的本子。小说家的话本称为“词话”或“小说”，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之类的几部总集里，其中有宋元古本，也有明朝人所作的拟话本。宋人的话本不能早于南宋，但因为是短篇，原文倒不见得被人改动，还保存了十三世纪初期的面目。到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里通俗作家起来编造白话小说，这时候起了两个变化。一是小说一体演而为中篇及长篇，题材虽是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或社会琐闻，但篇幅已不是短篇，如《玉娇梨》、《好逑传》之类是中篇，《金瓶梅词话》是长篇。二是“平话”、“演义”、“小说”等类名词被人混用，那时候小说已成为一广泛的名词，可以概括一切。
所以在白话文学里，小说一名词乃是由狭义而变为广义，与文言文学里的情形恰恰相反。那狭义的特殊的称谓，大约在宋代说话人的家派融合改变的时候，即被废除，所以只有一个短期的历史。照宋人的严格的区分，如《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五代史平话》等只能称为“平话”或“演义”而不能称为“小说”。《水浒传》能不能称为小说，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水浒传》的内容是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的英雄故事，本来不是演史，而是属于说公案的一门。据我的意见，说公案恐是属于小说一家的，当时小说的得名是因为说烟粉、灵怪、传奇的单篇故事，以此为正宗，其说公案和铁骑儿的两门话本怕要长些，不是一两天内可以说完，稍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宋人的记载，又把它们单提出来，成为分划得不清楚的情形。但是这两门仍用的是小说家的派头，和讲史一家派头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宋元旧本的《水浒传》，也不知道宋人曾否说《水浒传》，总之《水浒传》的故事是逐渐集合而成为一个大本的，据明朝的记载，旧本《水浒传》每回前面有妖异语引端，即是原本每回前面有一个“入话”或“开篇”，这是小说话本的体制。从此可见《水浒传》是小说的体制而连为长本的。
讲史一家既要敷衍史事，即不能发挥虚幻文学的最大功能。而中国文人的性格是核实的，见了那些平话本子太荒唐了的时候，不免依据史书而修改，把有些话本竟做成历史的通俗读本模样，严格说来已不合于西洋意义的小说，更不是现代意义的历史小说。小说家的题材自由，尽可凭空结构，我们看宋人话本虽是短篇，那描绘社会人情的艺术手腕远在平话话本之上。所以十八世纪的中国最伟大小说《红楼梦》不是无因而起的，它承着宋人小说家的艺术而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已有六七百年进展的历史。宋人还缺乏把小说做成长篇的魄力，演史家所有的话本虽是长本，但既是依傍史事而发展故事，实无结构之可言，他们对于社会人情的题材，只能做到短篇的局面。后来的小说家从短篇演成长篇，在结构上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水浒传》式的连串法，即是以一个人物故事引起另一人物故事而连为长本，以后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海上花列传》都如此，在中国小说里是极普通的结构。另一种是《红楼梦》式的以许多个人物汇聚在一起，使各个故事同时进展，而以一个主要的故事为中心。后者的艺术更高，是毫无问题的。在这一点上《红楼梦》最近于长篇小说的理想，非《水浒传》可比。
何以十六、十七世纪里的人可以把“小说”一名词来概括一切话本文学呢？是不是因为小说的演为中篇或长篇在形式上与讲史家的话本没有分别，而遂混称呢？恐不尽然。因为“小说”另有一个意义，老早形成，即小说是一种不正经的文学的总称，对于正经的著作而言的，是民间父老、乡里小儿的浅陋的读物。凡是属于那一类的东西皆可称为小说，所概括者也不止讲史家的话本，几乎包括了俗文学的全体。
唐代和尚们的俗讲，影响到三种民间艺术的起来，一是“说话”，二是弹词，三是戏曲，以后就形成了小说、弹词、戏曲这三大类俗文学。“说话”中间，“小说”的话本一名“词话”，因为原先夹杂有诗词弹唱的部分，不过夹得很少，往往只用在开篇里。至于弹词是以韵文弹唱为主的故事本子，散文的部分少。弹词在宋代有称为“弹唱因缘”的，还有一个“陶真”的名称，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如何解释。据我的猜想，“陶”字有娱乐的意思，“真”即是仙。宋人记载弹唱因缘的人有“张道”、“李道”等名，我疑心它的起源是在道观里，道士们说唱神仙故事和金童玉女姻缘之类，与寺庙里的和尚说唱变文两面对垒。弹词以韵文为主，和变文的体例最近，所以还比小说来得古。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说：“杭州盲女，唱古今小说平话，谓之陶真。”在这里，他把说唱的举动称为陶真，而所唱的材料则称之为小说平话。所以我们向来的习惯，也称《天雨花》、《再生缘》之类为小说，盖就其付诸弹唱的一层说，这种本子是弹词，作为阅读文学时，又是小说的一种。
至于戏曲，南戏和北剧共同出于称为“诸宫调”的一种东西。当初也是在宋代说话人所会聚的那种书会或书场里酝酿出来的。北宋汴京有名孔三传者，他第一个把传奇灵怪小说编到曲调里弹唱，创造出诸宫调的体例来。诸宫调并不用来扮演，只是弹唱故事，和弹词的分别，只在一是诗体的韵文，一是词曲的韵文而已。就其曲调方面说，称为诸宫调，就其故事内容说也称为传奇，所以后来的南北戏曲都有传奇这个称呼。从前人也泛称《西厢》、《琵琶》为小说，因为那些书籍，就其可以扮演一层说是剧本，作为阅读文学时又是小说的一种。
近人如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收了戏曲和弹词的材料，我们不能说他不通，因为他用的是小说的广义。也有人把中国小说分类，中间立出一个“诗歌体”的名目，他的观念里面仍旧认弹词和戏曲是小说中的一体。小说史家对此又感困难，那两个大类包括了不少书籍，难以兼顾，所以不得不借用西洋的定义，限于散文学，以去除韵文的部分。但是论它们的来源本来是通连的，所以又有人创出俗文学史的名目，作贯通的研究，这也是很好的提议。
综合上面所说，“小说”这一个名词，在过去的中国文学里，它的意义非常广泛，而且也有几种。在文言文学里，小说指零碎的杂记的或杂志的小书，其大部分的意旨是核实的，虽然不一定是正确性的文学，内中有特意造饰的娱乐的人物故事，但只占一小部分。用现代的名词来说明，小说即是笔记文学或随笔文学。在白话文学里，小说有广狭两义，都可以虚构的人物故事来作为定义。狭义的小说单指单篇故事或社会人情小说，不包括历史通俗演义，这种意义只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流行。广义的小说包括一切说话体的虚构的人物故事书，以及含有人物故事的说唱的本子，甚至于戏曲文学都包括在内，所以不限于散文文学。有一个观念，从纪元前后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差不多两千年来不曾改变的是：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的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读物。虽以一生精力还不能写完一部书的曹雪芹，在开场即很客气地说：“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世消愁之际，把此一玩。”直要到我们的时代，看到从平民文学间开始的全部好像是小说而是正经文学的欧洲文学时，我们方始认明了小说的价值，而开始用认真的态度来写小说。
（《当代评论》四卷八，九期，一九四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