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会真记》到《西厢记》
《西厢记》故事出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一名《莺莺传》。《会真记》是一篇动人故事，元稹写来，文笔优美，情节曲折细腻。据后人的考证，可能是元稹自己的恋爱经验，而托之于张生的。今日尚可存疑。同时期的唐代诗人李绅有《莺莺歌》，白居易也有些诗篇，为元稹的莺莺故事而作。元稹的《会真记》是一篇爱情小说的杰作，不过这篇小说的结局，不能使人满意。一对情人，始合终离，始乱终弃，张生另有所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张生为什么要抛弃莺莺呢？他自己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意思是说他一时惑于崔氏之美而有才，此后又懊悔，认为不足为其德配，为始乱终弃作辩护。这是文过饰非的话，事实上是一个男人在得到爱情之后，不尊重女性，为了婚姻的功利企图，另娶别人而已。据陈寅恪先生的意见，唐代文人看重婚宦，讲究门第。莺莺可能是低微出身的歌妓一流人物。因为《会真记》的“真”是神仙的“仙”，唐人称妓女也为“仙”。说莺莺是妓女是不对的，照《莺莺传》所写，莺莺出身富有家庭，门第未必高，是小家碧玉。莺莺之母，起初对崔张来往，并不加以阻止，后来对于婚姻之事，亦不热心，可能对于张生也有失望之处，而张生到京后文战不利，两人阻隔了，遂也无意于求婚。问题的关键在于，崔张这一段的结合是“私情”，唐代尽管比较自由，但私情也是不被礼教所容的。张生前后人格不一致，偷情时是才子作风，而此后又有迂腐的道德观念。当时士流对于张生的“忍情”是惋惜的，但却不加以严厉的责备。这故事除了诗文点缀之外，还是现实的，这种事情在唐代社会中可能发生的很多。唐代文人认为私情是不好的，他们虽惑于才色，但不是以此论嫁娶。这类的事，虽然是传奇艳遇，但并非空想。《聊斋志异》虽然写在清代，但那些人和事在唐代社会是可以实际发生的，这是人性、人情所不能已。礼教是束缚人性的，礼教也是重男轻女的，张生薄情而人不以为非，便是明证。张生认为女子有才色，是尤物，必妖于人，那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那时代的金科玉律。而对于莺莺来说，是一个悲剧。在封建时代，女子地位低，她有才色而谦抑，自我牺牲，没有强烈的反抗性。以《会真记》和同时期的《霍小玉传》相比，《霍小玉传》故事是悲剧，大责备李十郎负情，此因十郎考试胜利，另选高门，与张生文场失意不娶莺莺大不相同。《霍小玉传》将爱情突出来写，表现女性的美德，赞赏女性人格之美，《霍小玉传》思想性比《莺莺传》高。
《会真记》起初在士大夫阶级里流传，以后走向民间通俗说唱。北宋时期文人赵德麟，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以咏其事，赵氏说：“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因之，他用十二支〔蝶恋花〕曲调，比附《莺莺传》以歌诵其事。作为通俗说唱文学，于故事并未改动，且甚简略。
在北宋南宋之间，有杂剧《莺莺六幺》，用大曲歌舞故事，想来也是简短的一折，故事未改动。而《醉翁谈录》中的传奇小说话本《莺莺传》，其内容如何不可知，可能已有所发展了。
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一大创作，把始合终离一个不完整的爱情故事改造成为爱情胜利的团圆结局，已经体现了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它把士大夫阶级的文艺作品变成了完全能够代表市民阶级思想意识的文艺作品。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因袭董西厢而产生的，但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是抄袭。诚然，没有董西厢的基础，王西厢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但王西厢毕竟比董西厢跨进了一步，有它的创造性。
董、王西厢的故事差不多一律。把决绝变为团圆，肯定张生、莺莺、红娘为正面人物，郑氏、郑恒、孙飞虎为反面人物。王实甫《西厢记》与《会真记》相比，人物情节发生很大变化：张生是尚书之子，莺莺为相国之女，门当户对；彼此一见倾心，十分顾盼。真的爱情，定于初见，很像小说里写的浪漫派；孙飞虎包围普救寺，要抢莺莺为妻，郑氏说明谁能救莺莺，许配他，因此张生、莺莺的结合属于正义的一边；张生救了他们一家，郑氏以崔相国在时曾将莺莺许配郑恒为由悔婚；张生气愤而病，莺莺托红娘问病，张生寄柬，红娘传简，莺莺酬持约见，责以礼义，这是受《会真记》的影响，莺莺顾忌礼教，表现女性心理矛盾，礼教与爱情的矛盾完全体现出来，以后酬简私奔，是强烈反抗礼教的，这是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红娘反责备郑氏失信一段，为剧中主眼，词严义正，大快人心，她是不受礼教压迫的健康的女性，一个不识字的丫环通透女性心理；张生进京考试，反映科举时代看重功名，而莺莺惜别表示女性重爱情；后来虽有小波折，但终以团圆结局。
元稹《会真记》面世以后，从士大夫走向民间，经过历代人民大众和文人的创造，到董、王西厢的出现，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度，而且做到了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董西厢过去不受重视，不太流行。王西厢被人看作出于董西厢，文词也有抄袭，而影响却超过董西厢。实则应该看到，从董解元的说唱文学到王实甫的戏剧文学，改变了一个文学类型。有些地方，可以抄袭，大部分要自己创造。此所以董西厢反被湮没之故。
二、《西厢记》的主题
《西厢记》是元曲中最通俗流行的一个剧本，从王实甫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西厢记》故事为中国人民所普遍爱好的。不过向来一般人爱读《西厢记》，因为它是写才子佳人的文学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王实甫的词章华美而已。贾仲明吊王实甫云：“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金圣叹推王实甫《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而切去它的团圆结局，至草桥惊梦为止。对前四本也不少改窜。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第六才子书是通俗流行的，他的批改本是宣传他的唯心论世界观的，归结成人生如梦，无可奈何的消遣。他把《西厢记》不曾当作淫书，是他的进步，而是把它当作闲书，当作非现实的东西，是文人才子梦境的书！
向来古典文学不少优秀的作品，伟大的创作，是被封建时代的正统派批评家所歪曲了的。例如《诗经》国风里面充满了健康的爱情诗，或者被看作“后妃之德”，或者被看作淫奔之诗。
《西厢记》在旧社会，或被看作淫书，或被看作闲书。《西厢记》不是一部淫书，因为《西厢记》里面的爱情是真挚的，不是玩弄性的，男女平等的，一对一的，爱情与婚姻统一的。《西厢记》不是一部闲书，因为并不单是提供勾栏里面演出娱乐消遣的东西，这里面有血有泪，展示了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一对青年男女，如何地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斗争，终于达到完全胜利的、符合人民大众愿望的喜剧效果。《西厢记》是古典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结合的文艺创作。《西厢记》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因为莺莺的美貌多才，张生的才学和热情追求，红娘这一个丫头角色，以及孙飞虎的包围普救寺，郑恒的触阶自杀等，都是不太寻常的。说它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人物性格都是真实典型，而情节布局都是入情入理，没有巧合和离奇古怪的部分。
《西厢记》以才子佳人为主角，这是采取了前代相传的传奇故事。但是爱情并非只是才子佳人的特权，这部作品有反封建的普遍性。作者发下一个宏愿：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张生、莺莺的故事不过树立了一个斗争的典范而已。
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制度，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自由美好的婚姻是《西厢记》的主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在旧礼教的统治下，青年男女没有公开社交的机会。爱情成为一种禁忌，婚姻不自由，必须服从礼教。或者是买卖式的，或者是掠夺式的婚姻，给女性以压迫和迫害。《西厢记》反对这些。老夫人是代表封建礼教的典型人物。把一个女儿“行监坐守”，提防拘系的紧，只怕她辱没了相府门第。莺莺处在精神牢狱里面。《西厢记》描写了在旧礼教压抑下的女性，如何的想挣扎这精神牢狱的枷锁。孙飞虎是想用暴力欺压女性，企图实行掠夺婚姻的反面人物。豪强掠夺，尤其在金元时代异族统治下，这种现象是普遍的。《西厢记》里的莺莺、张生、惠明是向掠夺、残暴的统治势力斗争的。老夫人在普救寺被围时，无可奈何，说明把莺莺许配给能退贼兵的人，但是孙飞虎退了，她又反悔起来，“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如何？”这是她的自私自利，不遵守信义，而把婚姻当作一件买卖的事。事实上是她看不起张生，只看见他是一个穷秀才。张生和莺莺有了私情以后，经过红娘的说服，她才无可奈何地把婚姻许了，但是要张生上京去赴考，表现了庸俗的功名思想。
在唐人传奇里有著名的爱情故事，如《李娃传》、《霍小玉传》、《任氏传》等，托之于妓女和妖狐。名门闺秀，礼教森严，不能有爱情的举动，一般文人也是不敢写的。才子与妓女的爱情是不平等的，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西厢记》却不同。莺莺不是妓女，不是妖狐，而是相国的女儿。作者更为大胆，更能达到反封建的效果。它揭穿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指出其软弱性，是可以动摇的。
《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俗名“拷红”。红娘对老夫人一段话，义正词严，又晓之以利害：“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闰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这是威胁而带恳求的话。
红娘的机智、勇敢，救了张生、莺莺二人。红娘说服老夫人的话，是代表作者和观众对于这个社会现实的批评，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西厢记》的反礼教、反宗法社会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宋元社会，作为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的是虚伪的儒家思想，即程朱理学思想，还有佛教的宗教势力。《西厢记》蔑视圣经贤传，看轻功名富贵，向儒家思想斗争。同时这个浪漫的男女偷情的行动，在一个佛寺里发生，把一座梵王宫，化作了武陵源，给佛教的统治势力以无情的讽刺。
三、《西厢记》的结构
《西厢记》采用五本杂剧相连而构成一个长篇巨型的剧本，在元人杂剧中是独一无二的。《西厢记》虽然是长篇剧本，但是与南戏或后来的传奇有别。《西厢记》整本二十折（或二十一折）皆用北曲，这二十折可以分划开来，是四折一楔子，合乎杂剧体例的五本。其中遵守着元杂剧的体例，而稍稍加以变化，有末本与旦本，及旦末合本。
第一本 楔子（老旦唱）、一、二、三、四折皆张生唱。——末本戏。
第二本 第一折（旦唱）、楔子（惠明唱）、二折（红唱）、三、四折旦唱。此本是莺、红分唱——旦本戏。
第三本 楔子（红唱）、一、二、三、四折皆红娘唱——旦本戏。
第四本 楔子（红唱）、一折（末）、二折（红）、三折（旦）、四折（末），此本变化较多，莺、红、张生各有主唱之折——旦末合本戏。
第五本 楔子（末）、一折（旦）、二折（末）、三折（红）、四折（末、红、末、旦、红），此本亦是旦末合本，而更有变化，第四折以张生主唱，而插入旦、红分唱几支曲子。
《西厢记》整个剧本主要角色是张生、莺莺、红娘三人，其中张生主唱八折，莺莺主唱五折，红娘主唱七折。
元曲中有不少以爱情为主题的剧本，例如《曲江池》、《倩女离魂》、《青衫泪》、《张生煮海》等等，均以女性为主角，是旦本戏。主要因为受元剧体例的限制，只限于一人主唱，而此类爱情剧本，选择女主角主唱，来得细腻，可以有许多优美动听的歌曲，可以充分表现恋爱的情绪，动人心弦。这种安排是适宜的，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作为爱情的对方的男人，陷于配角的地位，没有主唱的部分，显得被动而无力。《西厢记》不是这样的，以爱情为主题，而使张生和莺莺都作为主角，都有歌曲可唱，都有戏可演，使观众充分看到张生热烈的追求的一方面，也看到莺莺对于张生的热情的反应，以及复杂的心理变化，面面俱到。《西厢记》所再现的生活面是完整的，没有遗漏。《西厢记》的结构是立体式的。
以情节而论，《西厢记》故事并不比《曲江池》等特别曲折复杂，假如要以一本杂剧四折一楔子来写，也是可能的。不过由于董西厢的创造，已经把这个故事发展为一个巨型的演唱本了，描写得特别细致了，所以必须采取五本的长剧，方始能够达到艺术创造上的完整性。我们可以说是内容决定形式。采取了这样一个长本戏的形式，使张生、莺莺、红娘三个角色来分别主唱，展开剧情，又丰富了剧本的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把《西厢记》的结构作为文艺理论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一个定律的证明。
这是王实甫《西厢记》的独创性之一。
（据讲稿综合整理并加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