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李剑萍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逐步提出到20世纪末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普九”，并与“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合称“两基”。
“普九”是20世纪最后15年以及21世纪初期，中国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与此前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三个面向”题词的发表，以及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印发，共同标志着新中国教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探索、经过了“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教育现代化开始起航。
《义务教育法》从起草到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不到一年时间，全文仅18条，核心内容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学生免收学费，不免杂费；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充分调动县乡村及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到2000年，70%以上的县实现全县“普九”，全国“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2001年的人均8.1年。
“普九”提出的意义，不仅在于义务教育本身，更在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全程与全局。
义务教育的根本特征是普及性、免费性、国民性、强迫性、法制性和民主性，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和组成，是现代教育的重要属性，是现代国家塑造的重要途径，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标志。中国现代教育是从洋务学堂等新式教育开始的，起初走的是一条“军事中心、专业优先”的高重心发展之路，这既是当时应对列强入侵的教育反应，也体现了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精英主义惯性。直到19世纪末维新运动、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教育的目的由“人才观”向“国民观”演进，具有义务教育色彩的普及教育才开始提出，其后经历了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普及教育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义务教育思潮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教育运动。从革命根据地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教育普及，特别是普及小学教育，成效显著。这些可以说是中国义务教育的早期形式和准备，直到《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才开始了真正的全国性、普惠型、九年制义务教育。正是从中国现代教育的全程来看，“普九”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教育现代化开始起航。
《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标志着新中国义务教育法律地位的确立，更标志着党和国家领导教育事业的方式开始由运动动员式、行政指令型向法制型转变，标志着新中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实际迈步。新中国的第一部教育法律是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比较而言，作为新中国第二部教育法律的《义务教育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规范也不仅针对教育某一部类的内部关系，而是涉及教育与政府、社会等多方面，惠及亿万学生和千家万户，影响面、关注度都要大得多。教育的法制化和法制建设正是现代教育的根本特征和主要内容之一。
“普九”从两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教育提出新的深层要求：
一是教育的民主性，首先表现为入学机会均等和区域间教育均衡发展的诉求。民主性既是义务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义务教育实施中伴生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基础教育始终存在着普及与提高、公平与效益、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对立统一。一方面，要大力普及教育，而且较长时期是一种低水平的普及；另一方面，又要为上一级教育输送生源，层层选拔，培养专业化、精英化人才。“文革”后，相继恢复和确定了一批重点大中小学，甚至同一学校内部又设重点班，这对于尽快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保证了培养尖子学生及快出、出好人才，但亦有损害教育公平之嫌。同时，实施义务教育要求就近划区入学，但不同地区、学区，甚至同一学区的不同学校之间差距颇大，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一定时期又强化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义务教育学校的差距，再加之中国在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剧烈，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些，都在“普九”中凸显出来。
二是素质教育问题。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既是现代国家塑造的基础，也是现代国民培养的基础，还是学生个体发展的基础。在较长时间里，我们较多地从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强调基础教育的社会功能，一定程度上淡漠了其个体发展功能；在实践中，又有重视其向上衔接的升学功能，轻视促进全体学生现实发展的倾向。“普九”提出之后，在强调普及性的同时必然随之要求普遍性、普通性，面向全体学生，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从提高“国民素质”到实施“素质教育”，表面看是对“应试教育”的不满和纠正，实际反映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扩展为8章63条，特别凸显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向、实施素质教育的使命、回归免费教育的本质，强化省级政府的统筹和责任，保障接受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利，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禁止将学校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学校、学校分设重点和非重点班、以任何名义改变或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这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普及性、法制性、民主性的最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