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海
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在教育界进行的种种“改革”。“教育革命”的发端是学生的劳动教育。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校中出现了忽视生产劳动的倾向，学生中产生了轻视劳动，尤其是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为此，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先后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半工半读、勤工助学作为实现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措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勤工助学的活动走偏了方向，走向了极端，各级各类学校的劳动越搞越多，掀起了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开始普遍停课，“只劳动，不读书”。有的学校竟提出了“生产在哪里，学习到哪里”、“工地是学校，炉旁是课堂”、“学习跟着生产走，学习生产两相长”的口号。教学安排“以钢为纲”，另行订出所谓结合生产实际的教学计划，并拟定教学大纲，按此大纲编写讲义。甚至有人提出要取消学校。
1958年“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所谓“一反几千年传统”，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到最后发展到只要生产劳动、不要教育的地步。
“教育革命”的又一个现象是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发动群众办学。历史经验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度里，国家不可能把教育全部包下来，必须依靠群众办学来满足人们的教育需要。1958年初，教育部曾经把提倡群众办学和提倡勤工俭学作为教育工作的主要努力方向提了出来，后来形成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由于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对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未加制止，对群众办学未能给以正确的引导，加上中央提出了一些诸如在短时期内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不切合实际的要求，使得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灵活性变成了盲目性，使得教育事业陷入一片混乱状态。
“教育革命”的另一个现象是把工农业生产大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引入了学校。这完全违背了教育规律，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浪费了学生和教师的时间，造成了人为的紧张。
在“教育革命”中，也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教学改革高潮。尽管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所偏向，但从整体上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在高等教育方面，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等学校脱离社会实际的缺点。如清华大学承担了密云水库和北京历史博物馆工程的设计工作，南京工学院承担了北京火车站工程的设计工作等，既促进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对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设备等都进行了研究和改革。尽管有些改革不彻底，但毕竟是我国教育工作者突破苏联教育模式，试图建立自己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的尝试。
从整体上看，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教育改革。带有严重的盲目性，虽然也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对新中国教育的破坏却甚于“成绩”。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1961年对全国高等学校及中小学校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