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承章
在“两会”期间，先由神木提出医疗改革意见，后有张全景怒斥教育乱收费、朱振中狠批官场搞形式主义，引起了社会关注。不过，倘细数，在知识界也不鲜见，一批在花甲或古稀之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无顾忌地说真话，于是我们有机会看到一批说真话的作品或历史记录，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等，还有钱学森仙逝前说中国出不了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痛”。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中国以前讲真话是要付出很大的甚至惨痛的人生代价，且不说遇罗克、顾准、林昭、张志新他们，就是在反右时，言明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结果还是有一大批人“中箭落马”，自此开始了苦难的历程。也许是前辈的基因在告诫后人，生活的路正长，为前途、为子女计，宁可不讲真话也要生存下去，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故此后很少听到有年轻人讲真话了。
花甲之年之后就不同了，在生命走向终极之时没更多的顾忌，走向了“心灵的自由”。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之将死，其言亦真”。不再用戴着面具说话，时年98岁的马寅初，在1979年中央给他平反时只说了一句话：“20多年前的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能再误事了。”马只因当年讲了一句真话，结果在中国政治舞台从此消失。人们记得当年马老为捍卫讲真话的权利说出了：“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评，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但中国能有几个马寅初，且最后是善终的？
公民能自由地发表意见是社会之福，绝不是社会之祸，真话是接近真理之必需。中国文人历来缺乏独立之人格，很多时候是“文勿如其人”。看看当今那些伪文人、伪作家，哪一天讲过真话，奉行的是犬儒主义，患的是缺钙症，只消看看那些“舔舔派”、“歌德派”，还有马屁精之类横行，就足以说明问题。如果非要到耄耋之年才讲真话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