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孟志
贾平凹曾写过一篇《辞宴书》的千字文章。大意是说：某某朋友，某时某地的宴会我就不去了。接下来列举了原因种种。其中一条是说宴会上必定会来很多领导，我是不是得挨个儿敬酒？若领导借酒兴顺带指导起文学来怎么办？贾氏是公认的大家，尚且有人动不动给他指点文学，看来好为人师勇为人师者大有人在！
我也是一个爱摆弄文字的人，而且我也有过许许多多的领导。基于这两个前提，我便荣幸地拥有了一种和大作家类似的经历：时常领教领导的指点。
曾遇到过这么几位老领导，他们是职业的领导家，这辈子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善于给人当领导。这样的领导辅导起我的文学来，往往只是宏观地把握一下，引导一下，哪说哪了，说过去就完。譬如说弘扬什么啦，突出什么啦，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啦，等等。这样的领导其实是好领导，他从来不具体干涉你什么，给你留有一定的空间。这样，我写文章的时候只要自己认可了就行，其他基本成了耳边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不起领导，但领导并不深究，所以他们是好领导。
后来我遇见过一位局长，这位局长算是喝过一些墨水的。更加要命的是他也曾耍过笔杆子。当年干秘书的时候，还号称是局里的“一支笔”——当然是指写材料。现在他荣升局长了，不用再摇笔写材料了，但他却喜欢对我这个仍在舞文弄墨的下属点拨一二。
譬如说，某一天局长忽然屈尊光临办公室，一屁股坐下就不走了。局长来了总得先倒杯水吧，局长抬手示意不用。说：把你新发的东西找几篇我看——按说局长这么关心我的业余爱好我应该高兴是吧？不，我知道他压根儿就不会好好看的。他所谓的“看”，好像只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是否真的发表了文章，看一眼就弃置一旁。他来的目的主要是“讲”。“看”是“讲”的前奏，仅此而已。
局长讲的内容非常宽泛，从文学生发出去，最终并不回到文学上来。涉猎面之广令人吃惊。从文学到哲学到修身养性到佛学道学甚至自然科学甚至美伊战争甚至明星丑闻甚至单位里可能出现的性骚扰同性恋……领导只顾自己说，他从不需要我的回应。只要知道我和同室的人都在洗耳恭听，这对他就足够了。有时局长还亲自给我改稿子呢。他当然没有兴趣把一篇万把字的小说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他只是随便翻翻，看到哪改到哪。说得高兴了还掏出笔来直接润色。
“席间若领导指导起文学来怎么办？”下面一句贾平凹是这么写的，“我是不是该和他辩论？”
——这一句让人看出贾氏的风骨来了。我说过，他是大家，大家的深意我不敢妄评。在我来说，辩论的勇气是谈不上的。我知道，谈话是一种权利的体现，即话语权。谁指导谁，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该不该辩论这仍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下级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上级手里。现在想想，其实人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所付出的努力，其本质意义其实就是为自己争取一个永远不嫌其大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