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历了从酝酿到成型、从成型到实验和从实验到推广的实践发展过程。从中共八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和挫折，但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就，如在国防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相继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和氢弹，为捍卫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尊严提供了最为有力和有效的保障。同时，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功探索和严重挫折，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非常醒目并发人深思的，因而也更加受到各界关注，引起国人的反省。经过反省，国人逐渐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到我国的具体实际当中，深入研究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探索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这种共识，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规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路径及其实践特征。
（一）以实验方式进入实践领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显著的实践特征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其从理论走向实践，经历了一个前提条件的准备、实验和全面推广的过程。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特征决定其以“实验”方式走向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形成过程渐进性、体系内容总结概括性和实践探索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共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首先在实践中进行“实验”，在成功实验的基础上才能向实践全领域进行推广。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最初的邓小平理论发展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发展主题和所面对的形势变化，适应这种变化需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次第出现并成为主导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渐进性特征。这种渐进性的发展特征，使得它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一次性地、全面地走向实践，而只能是不断地进行实验性的实践，并在实验中总结经验。当这些经验在不同的实践中不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带有高度普遍适应性时，就意味着这种指导思想可以在全领域进行推广了。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内容大多具有总结概括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它带有较多个案因素，因而在全面推广之前还有一个去除个案因素、探索实现形式的过程。而完成这一过程的最优方式就是在实践中开展“实验”。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是在总结、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形成之初并未接受实践的真正检验。因而，要将其上升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即进行探索性的实践。由于探索性的实践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它的影响，使得尝试的结果存在多种可能：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还可能出现其他意料之外的情况。这一特性要求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每一个理论成果，特别是带有全局性的指导思想。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三种内在特性，使得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既不可能、也有必要采取“实验”方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理论走向实践。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实验性实践的前期准备
（1）结束“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实践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稳定的政治局面。
“文化大革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领域各行各业的发展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境地，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同时，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也反映出新中国两代领导人之间对于世界局势和国家发展的不同思路。毛泽东对于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是战争与革命，与之相应的，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对于保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性；而邓小平对于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是和平与发展，因而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使其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正是由于邓小平有着不同于毛泽东的国家发展思路和对于世界局势的不同判断，使其能够在毛泽东逝世后果断结束“文化大革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构建起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变成实践创造了良好政治局面。
（2）通过开展真理与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实践准备了思想条件。
“两个凡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展社会变革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阻力。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下，邓小平所倡导的和平与发展思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愿望也就无从谈起。整个国家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艰难地度过了两个年头，同时要求打破这种气氛的声音也不断得到孕育和强化，最终发展成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上自中央、下至普通国民的普遍共识。这种共识犹如一记重磅炸弹，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转变为实践准备了思想条件。
（3）以代表团出国考察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方式，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实践的舆论氛围。
为借鉴国外经验，也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转变为实践，中央于1978年派出了两个赴国外考察团。一个是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另一个是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的代表团。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经济建设务虚会，两个代表团的团长谷牧和李一氓分别发言，详细介绍了考察情况，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许多发展经济和技术的成功经验并“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多种模式”。考察团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近两个月的务虚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就中国的未来发展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实践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实践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实践突破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充分准备、取得广泛共识的前提下召开的。“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爷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指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会议公报的形式，正式将改革开放确定为国家发展之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实践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实践突破口。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验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验性实践，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进行考量。
（1）农村改革的实验性实践。
农村改革的实验性实践始于安徽。1978年，安徽遭遇大旱，“以万里为首的新省委认为，与其‘抛荒爷，不如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爷给社员”。正是这一“借地”行为，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宏大篇章。社员“借地”后，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使“荒地”变成了“富地”，“令人不解”地长出了庄稼。但是，由于社员们的尝试并未获得政策许可，更由于他们所尝试的生产方式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禁止，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各级干部）的不同反响。这些不同意见很快反映到了安徽省委领导人那里，省委于是组成调查组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认为，“群众自己创造的这些办法，有效地克服了生产上的平均主义，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一调查结论实际上是以地方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借地”做法和农民的创举，为农村改革实验奠定了政策合法性基础。
这种政策合法性基础成为农村改革实验进一步扩大和实验形式进一步完善的先导。安徽的实验情况上报中央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促使中央政策有了更大的突破和调整，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进行了修改补充，有如下一条规定：“加强定额管理，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付给报酬，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按定额计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工作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条看似限制性的规定，实际上却肯定了“包产到户”作为特殊形式而合法地存在，从而也是对“借地”实验方式的完善和为进一步扩大实验范围做的铺垫。
随着“包产到户”实验的推进，国家对“包产到户”的政策不断放宽，直至1982年将对“包产到户”政策的限制完全取消。至此，全国已经有7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在实验中不断发展，终于催生了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终极形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随着中央于1984年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1984年中央1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中国农村改革实验阶段也就宣告结束。《通知》提出“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五项措施，表明“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国家发展农业的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不仅取得了其社会政治地位，而且作为一项成熟的政策已经向全国推广了。
（2）城市改革的实验性实践。
城市改革实验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开展：一是设立特事特办的经济特区；二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微观经营体制革新。两者互相关联。
设立特事特办的经济特区。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开启了中国兴办经济特区之路。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提出“经济特区”概念。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11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在实质上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城市实验性实践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随着两省规划的出台和落实，经济特区从概念变成现实。
经济特区作为城市改革实验性实践，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1982年，中国开始出现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也得到不断增长。“这些变化都标志着中国经济正朝国际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标志着改革开放前的内向型经济结构得到了初步的矫正。”
经济特区的发展成就很快就受到中央的高度关注和认可。1984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后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中共中央在《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以下政策和措施……”这实际上是对城市改革实验的肯定和扩大。
“14个沿海城市开放后，外商蜂拥而至，整个沿海地区涌动着对外开放的热潮。利用这种有利的对外开放形势，从进一步发挥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优势出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又相继作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两个重大决策。”至此，兴办经济特区的城市改革实验阶段宣告结束，对外开放开始向内陆腹地和全国推广。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微观经营体制革新首先在工业内部进行，即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扩大轻工业比重。随后，在经营模式上开始试点经济责任制，这种试点为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做准备。1981年1月，国家开始启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工作，以江苏的沙市和常州作为试点，重庆市于1983年加入到试点中来，使试点工作逐步扩大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为城市的综合改革做了最后的准备。1984年，城市微观经营体制革新实验开始向宏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迈进，直至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方谈话后确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宣告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验阶段的结束和全面推广的开始。
（3）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性实践。
政治体制改革实验性实践始于中央高层，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取得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却带有典型示范性的成果。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解决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以此为契机，中央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人事改革和体制改革试点，直至1988年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建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实验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受到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而有所延缓，但改革的方向并没有发生变化和逆转，以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在风波过后开始在全国各级政府进行推广，宣告了政治体制改革实验性阶段的结束和开始全面实施。
（二）从“实验”到纵深推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成果，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整体模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也必然会相应地呈现出由外围到核心、由局部到整体、从“实验”到纵深推广的发展趋势。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决定其实践方式必然要从“实验”向纵深推广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的产物，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理论对实践的认识需要经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过程，伴随着理论的逐步成熟，理论对实践的指引功能不断增强。相应地，在理论指导下，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也必然会进一步强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明显的“实验”特征，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者们有意而为之，目的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积累各方面的经验。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其间迎来了经济领域的凯歌前行、政治领域的安定团结、思想领域的空前解放和活跃的良好局面，也经受过经济通胀的巨大风险、政治领域的动荡风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等巨大挑战。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正反两方面进行系统总结和反思，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发展，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框架、政策措施等重大问题的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发展，必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实验”逐步向纵深推广发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从“实验”向纵深推广的具体表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实验”性实践之后，逐步总结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科学理论成果。在这些科学理论成果的系统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都逐步呈现出向纵深推广的整体态势。
（1）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建立起来并逐步完善。
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该《决定》明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整体改革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的改革战略，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1994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在财政、金融、外汇管理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进改革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在破除旧的所有制结构障碍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求全面认识公有制的含义，“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成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报告还充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1998年，中共十五大的上述决定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此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所有制经济的调整和完善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所有制结构明显优化，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重大进展，以股份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为主的产权结构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也搭建起来了。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强调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关键是要做好“五个统筹”，这项《决定》对于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2）在政治领域，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着重于国家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二是积极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三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其一，着重于制度创新和国家制度建设。党的十四大以来，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现有国家基本制度，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监督、审议、质询等方面的职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日益科学合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共商国是”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与此同时，实现制度的创新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其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创设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范畴，明确指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其二，积极推动行政体制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展开。
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十四大以来，我国在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先后进行了四轮全国性的政府机构改革。其中，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全国省、自治区机关人员编制总数精简20%，直辖市机关人员编制总数精简15%。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全国省级政府机关人员编制精简一半左右。市、县和乡政府行政编制的精简比例平均为20%。经过四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部门设置也大为精简，其中部委数量从1992年的41个减少至2008年的27个，机构总数（含部委管理国家局）从1992年的86个减少至2008年的65个。这一阶段的政府机构改革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政府机构的设置更加理性化，有利于构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
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8年年底，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央和省、地（市）、县、乡（镇）五级政府机关基本建立。2005年《国家公务员法》的颁布和2006年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其三，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治国方略的明确提出是这一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党的十五大报告深刻地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含义，深刻揭示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把这一治国方略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由传统的“人治”向现代“法治”的重大转变，也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保证。2010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在全方位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3）在文化领域，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文化建设日益繁荣。
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十四届六中全会将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为全会的主要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坚定决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逐步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江泽民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力提倡科教兴国战略，将其视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要工程来抓。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提出，全社会的群众尤其是青少年都要认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之后，又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全面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着力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
（4）在社会领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全面推进。
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体制作为相对独立的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相比较，提出的时间较晚。但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体制，是近年来民众热议的话题，并已经列入党中央、国务院重要议事日程，解决好民生问题日益成为党和政府施政的最重要关切点。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2005年，胡锦涛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胡锦涛的讲话，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以及确保完成这些任务的重大举措和工作部署。该《决定》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突出加强社会事业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等七个方面的政策举措，为全面加强社会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社会事业建设速度明显加快。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的政策举措。近几年来，社会建设在党和政府的高度关切和密集政策的影响下，实现了快速的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验到推广到全方位实践格局的形成
1.多层次、分阶段逐渐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转变，经历了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分层次、分阶段的过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克服过去经济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提倡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科学种田，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经过近6年的改革，农村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快速的提高。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另一方面，新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工资、价格、财政、金融、流通体制改革也同步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指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已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不仅仅局限在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也同时展开，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相继取得重大突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崭新的阶段，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进一步打破，利率市场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等多项金融改革试点取得突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有了新的进展，等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2.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领导下，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党政分开、改革权力过分集中为首要任务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以实行党政分开职能为突破口，多管齐下，整体推进，在选举制度、人大制度、领导职务终身制、基层自治和基层民主、地方分权等方面取得了制度性成果，初步改变了党内高度集权的状况，取消了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和党组织参与公检法联合办案的方式，支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改善了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为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当时实际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稳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对前一阶段政治体制作了一定的调整，在内容上由原来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强调党政分开、下放权力等调整为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建设，等等，另外，在改革的步伐上也有所放慢，强调改革要稳妥、有序进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前两次改革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民主执政，进一步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为切入点，通过优化党委内部结构、完善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健全巡视制度、改革纪委书记提名权等途径，提出了以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为重点内容，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总体思路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理念，解决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通过分步骤、有秩序的进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
3.全方位、多层次平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十六大以来，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平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理念已初步形成。
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是全方位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密切相关的，全方位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方位构建和谐社会，从内容上看，既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有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谐，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将逐渐失去家园，将会没有立足的空间；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构建社会和谐的核心，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必须建立在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上。通过全方位和谐社会的建设，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域，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扩大为包括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深化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是多层次的。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首先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突破口，要求我们崇尚自然规律、爱护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最大限度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和谐发展，最后是公共治理（包括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者之间；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的和谐发展。
全方位、多层次平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