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和要点
美国学者威廉·福格特（William Vogt）的《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1949年问世至今已60余年；今天的广大读者来看这本书，一定会为其内容和观点的超前而印象深刻，因为该书提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正好是今天世界范围内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他所作的分析以及给出的答案，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时光倒退若干年，该书在苏联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遭遇，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那时候该书被苏联学者斥之为“仇视人类的小书”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代表作，福格特本人则被冠以“美国反动人口学家”和“新马尔萨斯主义分子”的恶名，遭到所谓“毁灭性批判”，我国学者那时候也持完全相同的看法，跟着对该书予以“彻底否定和批判”。当时学者们指责该书（以及其他抱有类似观点的书）宣扬这样一种悲观论调：认为世界大部分土地的负载能力在下降，而世界人口却在急剧增加，这种倾向若不加以有效遏止，势必使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批判者们坚信：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问题，其实质是雇佣劳动者的人数相对于资本对他们的需求来说是过多了，而不是绝对的过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人口问题只是一个阶级和社会制度的问题，不是一个超越社会制度的一般意义的问题，因此，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出现人口过剩，即使存在也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暂时问题，不用多久就会完全解决。那时的中国学者在人口问题上尤其相信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60年过后，当我们重读《生存之路》这本书时，相信任何一个持冷静客观态度的读者，都会觉得当初对该书的批判是强词夺理，缺乏说服力的。尽管这种批判（中外亦然）将人口问题这样一个原本严肃和复杂的社会科学命题，蓄意说成是毋庸置疑的政治议题，认定此类著作必定怀有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甚至反人类的邪恶意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我们眼见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格局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看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更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才逐渐懂得了所谓人口问题究竟和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坚持当初那些充斥极“左”言辞和思想倾向的观点，至少是极不明智的。
这当然不是说要把《生存之路》捧上天，当然，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可能。该书问世于60年前，其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何况在同类题材著作中值得一读的著作比比皆是，它绝对说不上“唯一”。然而，我们还是要说，当初在苏联和中国遭到痛斥的这本书，竟能打破当时各种认识和客观条件的局限，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现今仍值得重视的看法，现在读来还能给我们以相当的震撼和深刻的感悟。该书所要揭示的是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所要论证的主题是：在整个生态需要保持平衡这个大原则下，人口必须与供养他们的生活资料相适应，尤其同土地数量保持适当比例，否则就会使原本应该提升的生活水平趋于下降。
一
“工业人——伟大的幻想”
这是一个事实。他在分析这种状况时说，19世纪是英国的，它凭借工业革命的成果成为世界工厂，霸占了世界市场，“难怪英国这样积极地拥护自由贸易，原来它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寄生虫，吮吸着新英格兰、艾奥瓦、马里兰、南美的阿根廷、澳洲和印度的正在遭受侵蚀的山坡。”这是对英国殖民主义罪恶的揭露和谴责！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似乎用不着为人口担心，各地的生活标准都在提高，过多的人口在美洲新土地上受到欢迎，人们忘记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有超过粮食供应的趋势的警告。作者正确地指出，美洲的大扩张主要得益于乡村和国内市场，而财富主要来自土地。第三，作者明确指出，美国农村的繁荣（也就是美国的生活标准）实际上是通过破坏土壤以扩大耕种面积取得的，否则就得不到那么多的农产品。也就是说，美国农业的发展是以对土壤和环境的牺牲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在现在的许多国家都存在，中国也不例外，甚至更为严重。作者针对美国的情况继续说，在农业繁荣发展的同时，惊人的浪费接踵而至：“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浪费心理，足以使我们俭朴的祖先惊愕不已，使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视之为疯狂行为乃至犯罪行为。”而浪费的物品主要来自土地及其延伸产品，“我们很多的资源资本已经用尽”，而人们还错误地以为资源是无限的。他指出：“假使欧洲的工业发展没有像寄生虫那样把其长喙深深地插入新土地，那么世界历史就大不相同了。庞大的人口、重工业、社会经济压力就不可能发展成巨大的毒疮而最后并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第四，作者列举了英国、日本和德国的情况，说明这些地方的“土地荒”比美国更为明显，证明这些国家的“财富及人口为一方和以土地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紧张。其中，英国是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最悲惨的例证”，因为英国人口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增加了将近一倍，而土地并没有增加。“现在英国的人口是每平方英里可耕地2500人，这意味着尽管有高超的农业技术，英国还是不可能在国内生产足够的粮食来维持一个我们认为像样的生活标准。英国已经危险地接近它在1600年的处境……英国领导人直到现在才开始了解其困境。”
日本的情形与英国类似，人口密度甚至更高（每平方英里3000人），但生活标准较低，加之资源比英国丰富等原因，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好像比较缓和，“但随着现代工业方法和现代卫生设备的引进，日本人口在大约75年的时间里增加了两倍，很显然，日本是无法为如此众多的人口维持像样的生活标准的。”作者指出，英国、日本和德国这些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没有一个能不依靠足够面积的肥沃土地，而只依靠工业化来维持高生活标准的；这些工业国家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本国土地的负担能力。另一方面，据统计，生活标准最高的前10个国家，其人口增长率均较低，反过来，人口增长率最高的10国（包括中国、墨西哥等），全是生活标准较低的国家。作者列举的数字未必准确，但其论断与这些国家的基本情况是吻合的，对此不应等闲视之。第五，作者称萨尔瓦多、波多黎各等南美国家是美国精心帮助建立的贫民窟，那里人口猛增，人均可耕地在不断减少，而美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只顾自身的利益，输出商品，进口原料，实际上鼓励了人口增长，而它们真正的财富并没有增加。作者强调说，少数国家靠工业化致富只能是权宜之计，等到其他国家也都工业化时，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便会尖锐起来。作者这样强调土地与人口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来说，购买力要归根于自然资源，特别要归根于土地，不论变弄多少‘资本’符号的戏法也无法帮助我们逃避这一严酷的事实。目前人口太多了，世界上有限的资源不足以为其提供较高的生活标准。通过采用机器，通过在纯粹榨取的基础上开发世界资源，我们推迟了在生态法庭上被审判的日子，但……最后审判的日子就要来临了。”这话听起来很刺耳，依照过去的思维逻辑，肯定要被归为典型的“反人类”之类，然而，谁又能说这不是忠言逆耳呢？第六，作者惊呼，“目前整个世界已没有足够的可以利用的未耕地来填饱每天净增的5万张肚皮……展望未来，世界大部分土地的负载能力都将下降，世界人口将急剧增加，因而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将显著下降……生活水平的下降，尽管使人感到不快，但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话在过去最易被视为对人类前途悲观失望而加以痛斥，然而如果接着读下去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观了。他说：“闭目塞听，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必然招致灾祸。大大咧咧，对可能遇到的危险和困难估计不足，也不能免于灾难，虽然可能推迟灾难。我们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求我们冷静地思考，绝不能感情用事，绝不能受传统观念的束缚。需要有摒除一切门户之见，心胸开阔的领导者。所幸的是，我们现在掌握了前人从来没有掌握的知识；如果我们明事达理，有足够的勇气运用这些知识，我们的文明还是可以幸免于难的。”他甚至进一步说：“但这不是单靠‘政治’和‘经济’方法所能做到的。我们必须看到全人类，看到人类的整个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吃掉的每一粒米，每一片马铃薯，每一块肉和每一颗玉米，都必须从某一块土地上重新生产出来。我们必须认识到，不但每一块土地的负载能力是有限的，而且这负载能力正在下降，需求正在增加。如果我们不深刻了解这一点，不在制定国内外政策时充分考虑这一点，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很显然，认为福格特的这些论述统统是反人类、反社会主义、反科学的谬论，显然是无稽之谈。没有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关怀，没有对土地和人口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要写出这些真知灼见和铿锵之言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还是在60年前。
二
关注生态平衡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而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平衡只是这种大范围平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者从该书一开始就进入对生态平衡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他论述了土地承载能力的形成规律和自然条件；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的同时，又如何破坏了土地的承载力；他在后来的章节中还详细描绘了世界范围内以及地球的某些地球水资源的枯竭状况，说明了土壤与雨水之间的平衡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在所有这些论述中所发表的真知灼见，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科学价值。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作者指出，政治家认为我们在政治意义上生活在一个世界里，然而，“我们在生态——即环境的意义上也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的。”也就是说，各国各地区的生态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第二，他提出了一个物质世界生物方程式：
C=B：E，式中C代表任何土地面积的承载力，指土地向动物提供饮食和住所的能力以及为人类复杂的文明生活服务的能力；
B指生物潜力，即土地上的植物提供粮食等物品的能力；E指环境阻力，任何环境（其中包括被人类破坏的环境）对生物潜力所施加的限制。该方式表明土地承载力是生物潜力和环境阻力相比的结果。第三，他强调土地数量有限，承载力更是有限的，后者要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包括气候这样的“物理限制”，土壤成分、昆虫和啮齿动物这样的生物限制，而最重要的还是人对自然规律的破坏，“火、斧头、犁和火器是我们现代文化的四种基本工具，但在地球上的，某些最肥沃、生产能力最高的地区，它们却提高了环境阻力，竟使这些地区的负载能力几乎降到了戈壁沙漠和西伯利亚冻原的水平。”他指的是森林遭到破坏，土壤遭受侵蚀，野生动物灭绝，放牧过度和地下水位下降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说：“最富毁灭性的限制因素之一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土地来说，自由竞争和牟利动机是最大灾难。”这些灾难包括环境污染，地表水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对人的身心健康带来的危害，等等。他呼吁人类要改变观念，重视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一个关系极其错综复杂的世界里。关系改变，价值也随之改变。它们是相对的，并且（在数学意义上）是有函数关系的。静止的价值，任何种类的静止思想，已和古罗马战车一样失去了时效。”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作者在60年前提出的这些观点至今看来还是有说服力的，其观点哪有一点“仇视人类”的影子呢！？
三
作者在60年前对各国各地区人口状况的估计和论述，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对美国和北美大陆人口状况的分析。在历数了这块土地原先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认为那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后，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描绘和分析了自从欧洲人到美洲殖民以来，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破坏，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恶果：空气污染，土壤退化，水质污染，疾病流行，等等，究其原因，人口猛增首当其冲。他认为，相对于自然资源条件、土地供养能力和每个人的经济福利来说，美国最佳人口数字是1亿，可见“美国现在可能就已经人口过剩了”。他大声疾呼“觉醒吧，美国！”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滥用自然资源了。第二，对欧洲各国人口状况的论述，他在这里基于历史的教训特别把人口的过度增长同战争联系起来：“欧洲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其土地的负载能力，而且人们已经制造出了增加其恐惧和仇恨的破坏性工具。在欧洲，贫困曾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导致战争的直接原因。”作者说，适当的生活标准每人需要2.5英亩可耕地，但欧洲大陆每人只有0.88英亩，如果他们不能取之予世界其他地区的土地，欧洲每年就会有千百万人冻饿而死。他引用数据说明，欧洲各国人口增加一倍所需要的年数，最长的是比利时（579年），依次是英格兰和威尔士（314年），瑞典（224年），最短的是希腊（59年），依次是荷兰（61年），波兰（62年），罗马尼亚（69年）。他还依据若干国家的生活标准和出生率数据对比，指出两者之间有密切联系：出生率越高，生活标准越低，罗马尼亚就是一个典型。他指出，尽管有战争、德国的屠杀等原因，欧洲的人口从1936—1946年还是增加了1100万人，预计到1955年，将达到4.04亿人。也就是说，在大约20年时间内人口增加10%！人口增加了，土地却没有增加，而剩下来的土地所承受的环境阻力正随着人口压力的上升而增加。作者随后描述了欧洲环境和其他自然条件的恶化及其对人们生活状况的不利影响。令作者耿耿于怀的是，美国不得不为欧洲避免因为人口增长而形成的新战争危险而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美援）。作者告诫说：“欧洲的人口保持稳定并最终有所减少，乃是争取世界和平与幸福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欧洲合众国的人口如果只拥有现在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那它也许将能有一个相当于或高于美国的生活标准。”为此，他认为向欧洲提供援助时应当附加要求对方国家稳定人口的条件。总的看来，作者对人口的影响也许有些过分，但无论如何不像苏联某些批判家所说的那样是为鼓动战争制造舆论；相反，那是反对战争的。第三，在对亚洲各国人口和社会发展的论述中，专有题为“贫瘠的土地”的一节论述中国，总的调子当然是说中国人口太多，而土地面积和承载能力过低。他说的是1949年以前的情形，应当说这些论述有一定的根据，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情况大体一致。所不同者，他的调子比较悲观，与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30年间占支配地位的政府的乐观态度大相径庭。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乐观的观点和态度遭到了事实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反观福格特的悲观论述，反倒觉得应当予以认真考虑，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拒绝任何有参考价值的观点则是不明智的。
四
福格特的结论是，世界五大洲的情况表明，“由于长期而严重地违反了某些自然规律，人类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但人类要摆脱这种处境，只需使自己的行为接受自然界的限制就行了。自然界的种种限制，人类大都已有所了解……但光是保护自然资源并不能挽救世界，光是控制人口也不能挽救世界。经济、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措施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如果不控制人口，不保护自然资源，其他方法肯定是要失败的。”
他还提出了达到此目的的若干建议：调查研究，弄清人口和资源情况；开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课题的研究；宣传教育，“要让人民知道”；加强土地管理，科学使用土地资源；“战胜欲念”，实行节育；等等。然而，在作者看来，“最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想”：放弃只为自己而生活的思想，树立世界各国相互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观点；放弃只顾今天的思想，既然我们已经为昨天付出了代价，那就应当为明天做好准备；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多么依赖大地和大地上的财富，不能再相信人类能够独立生存的假设了；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必须学会用人类生存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必须改革教育，教育人们了解自然规律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应该重写我们的哲学，使之脱离论争和“观念”的领域，而在大地上牢牢生根。福格特总结说：“一是控制人口，一是恢复资源。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些步骤，不立即坚决果断地加以贯彻执行，简单说来，如果人类不根据有限的资源数量来全面重新调整生活方式，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过文明生活的一切希望，准备着以不可遏制的速度陷入战争的深渊，回复到野蛮时代。”作者说得对吗？
只需看看当前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如何重视环保，如何重视防止气候变暖，如何重视实现生态平衡以及我们如何重视和实施计划生育和节育政策，答案便一目了然。这也是我们需要重评福格特《生存之路》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