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农村，有个奇怪的习俗，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最初，这个风俗还有些迷信色彩，说五月初五生的儿子不祥，不吉利，所以“不举子”，这个“子”指的是男孩子。可是后来这个“子”竟演变成了包括男孩、女孩都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而且也不单指五月初五了。这个“生子不举”现象存在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令人吃惊。在福建、两浙、荆湖、江南等地广泛分布，尤其以建州、处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建宁府、衢州、严州、鄂州、岳州、信州、饶州等地最为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人口的繁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因大量溺婴、弃婴，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致使无妇可娶，拐卖妇女、女子早婚等现象越演越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子不举”现象，完全出于农民的自发行为，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限制。
其实，南宋政府是大力鼓励生育的，并采取了很多奖惩措施，严禁“生子不举”之风。高宗绍兴八年规定，贫乏之人妊娠，支给米4斗。十五年又改为支给一石。二十三年为弥补常平救济不足，创办“举子仓”，以救助贫困之家生子而无力养赡者。南宋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发展人口，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税收，解决兵源，从而增强国力，抵御北方的女真族、蒙古国的南下。保住内外交困的政权。
二是南宋的儒、佛、道融合一起的“理学”已形成了体系，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都把“不杀”放在第一位，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生子不举”，不但是“无道”，更不利于治国利民。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惩罚措施往往不能执行，“生子不举”之风并未消灭。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多生多育”的自我报复。
“多子多福”是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妇女不孕和堕胎被视为不祥之举，因此，在既无办法不孕，又无办法不生的情况下，只有采取“生下来再处理”的下策。当时，在农村的情况是，很多妇女的生育都在 8、9胎，甚至 10 胎以上。这些妇女往往是年年怀孕，年年生产，而生下的孩子又养不起只得溺死或遗弃了之。
原因之二是农民贫困难以聊生。
南宋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官户、富豪之手，很多农民沦为佃仆，更难以养育儿女。如遇旱涝灾害或盗贼侵扰，农民就更加难以为计。
“身丁钱”的征收也造成“生子不举”。宋朝建立以后，规定男子20成丁，60 为老，人户每岁按丁输纳钱米和绢，总称“身丁钱”。贫苦农民不堪重负，往往采取隐瞒丁口的办法来逃避“身丁钱”的征收，影响了人口的增长。
政府救济措施不力，地方官吏从中贪污舞弊，使“生子不举”现象长期存在。如政府虽有常平救济政策，但因常平积欠严重，遇灾荒之年都难放粮施救，何况平时对妊娠之人救济了。因此，这一政策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原因之三是财产继承关系的制约，使农村中富有的阶层也“生子不举”。
这些人家兄弟越多家产便越分散，这就越易为人所兼并，因此，为了保住家产，使家道不致中落，只有生子不举。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农村“生子不举”的做法，是以最野蛮最残酷最原始的办法来控制人口增长，对社会的经济、思想、道德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后世之人应该深思并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