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现时的孩子比较，我感到童年受的教育多了许多“爱憎”。
新中国是在烂摊子与敌视中诞生的，儿童首先要明白这一切。我们恨地主——不止刘文彩——谁有地主成分就恨谁，恨富农，恨国民党，恨日本鬼子，对中农可以差一些。有一次，我和友人刘齐交换小时候恨过的名单，包括托洛斯基、布哈林，勃列日涅夫自不用提。我们专挑尖端的回忆，如伯恩斯坦、考斯基，学马列的人悉知他们是第二国际的叛徒。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与前者重名。还有南越的吴庭艳、阮高其，南韩的李承晚，日本的佐藤荣作，柬埔寨的朗诺，伊朗的巴列维，美国的约翰逊和麦克拉马拉，以及国际共运的坏蛋——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和法国的多列士，被“九评”怒斥过的。刘齐与我如入无人之境，继而交换所敬的国际英模，格瓦拉、德钦巴登顶。当我说到南越烈士阮文追时，刘齐称：“兄弟呀，没想到真遇见知音啦。我以为没人知道他们啦！”哪能没人，我顺势又说一个：“越南南方革命政府外长阮氏萍，穿白旗袍，戴斗笠。咋样？”我们又转回国内，说当年与雷锋齐名的模范：黄初江、廖祖士、郭兴福。说得吾等大悦，胜饮二锅头。我们互相帮忙回到了童年。我向刘齐描述了观看话剧《阮文追》的情形：排队进入头道街剧场，坐在条椅上观看。当台上出现鼓风机和红绸子弄的熊熊火焰时，把我吓坏了，以为火很快就要烧到屋顶的梁柱上。
爱憎分明贯穿于我们的童年。开始我们不知爱谁，由成年人为我们确立。由爱生成一种理想，恨也如此。虽然“恨”的人太多，让我们这一代偏狭激烈，容易导致祸国殃民的举动，比如造反。然而爱与恨最能引发激情，使我们上山下乡、修渠打井，乐此不疲。这些事现今已显得十分荒诞，但从教育的眼光看，形成政治运动与从儿童时代被灌输一种思潮密切相关。如今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的未来战士。那里的穆斯塔法烈士旅、阿克萨烈士旅，俱是特殊教育的产物。
现在的孩子没那么多的“恨”，他们不恨自己不认识的人，如越战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这是我当年最为怒目的人之一，是他杀害了阮文追。现在的孩子在科学与知识的氛围里学习，在尊重人和环境的薰陶下长大。这情形往大了说，对整个世界和平都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