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中期，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主要内容是货币关系，后期发展到了信贷和结算关系。
2.因为国家对金属货币流动的管理主要出于本能的需要，并没有从金融系统演进的角度去考虑，因此这一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呈现的是自然演进模式。
3.中国“二重制度结构”对对外金融关系的制约表现在：初期的对外金融关系是沿着“政治关系—贸易关系—货币关系”的渠道展开；中期当金融系统间为争夺货币资源而展开竞争的时候，中国在大国意识的左右下，注重从内部寻求解决途径，而不是像西欧那样从外部寻求解决办法。
4.在同样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中，作为国际贸易媒介国的国家，其货币制度因为深度参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而发展得较为先进。
5.一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将决定其在金融系统演进临界点时的选择。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中心地位的大国，维持周边环境的稳定是其考虑的重心，因此铜钱外流有利于周边贸易，并形成外围的“铜货币区”和内部的纸币制度，成了系统关系演进的一个结果；而西欧国家必须通过争夺国际贸易的霸权而保持自己对别国的相对地位，因此向外寻求金银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中国货币制度与西欧货币制度的落差，并且使中国没有成为世界金融系统进一步演进的推动者。
6.世界各国的金融系统演进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既有同期的“钳合”关系，又有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关系，处于“后”演进的金融系统，如果演进得不够充分，将会处于世界金融系统分层结构中的“次级”地位。
§§第三章 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对外金融关系
（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
鸦片战争前，由于白银的大量流入和国内商业的发展，中国金融由“农业金融”过渡到了“商业金融”。如果没有随后西方工业国家金融的“长驱直入”，中国金融会在“商业金融”发展成熟的时候过渡到“工业金融”。但鸦片战争冲开了中国领土的“防御边界”，而西方工业国家的金融却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迅速深入中国内地，破坏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完整性。
一方面没有“系统边界”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没有系统内部迅捷的“反馈机制”，清朝末年中国金融系统因此趋于“涣散”；民国时期中国金融系统则出现了“裂变”；到了南京政府时期，中国金融系统的“半壁江山”几乎被日本“吞食”，另“半壁江山”则无法摆脱美英的控制。
总之，这个时期中国金融系统的“弱势地位”与西方工业国家金融系统的“强势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金融系统的“边界破损”和“系统混乱”，是由工业国家金融网的向外扩张所引起的，中国的金融资源被这张网“吸食”、金融市场被这张网所“覆盖”。在这一时期，不仅系统间强弱关系体现得较为明显，而且系统“自我复制”的相似性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商业金融”向“工业金融”的过渡，这种过渡是在“商业金融”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过渡后的“工业金融”也是不完全、不充分的。从世界金融系统来看，其子系统间的“强弱分化”更为明显，正是子系统间的这种“对称性破缺”，使世界金融系统在经过几次“涨落”后，又取得了新的平衡。国际金融系统因此由以英国为核心的“金本位制”过渡到了以美国为核心的“金汇兑”本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