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业管理发端于西方，但是“中国式管理”的提出，显示了中国本土管理文化的勃兴。那么，如何在二者之间有效取舍呢？商业人士怎样从古今中外的大智慧中汲取商业理念呢？
对本土的儒学，李嘉诚很是推崇，并有独到的见解。因此，在他的公司内部，带有比较明显的儒教色彩。当然，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他是有选择性的吸收：“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香港这片热土上随处可见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对此，李嘉诚从中汲取营养，成就了自己的卓越。他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为了适应香港地区中西合璧的经商环境，李嘉诚摈弃传统的家族式管理，而采取将中西方的优点糅合一起的管理机制。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就敏锐感觉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和互利性。于是，当时李嘉诚开始注意回避东方的家族化的企业管理，并在当时就开始大胆起用洋人。这显示了他高超的战略眼光。
在李嘉诚这里，根本没有两种文化的第一第二问题，他只善于从中学习自己需要的东西：“看到了美国科学化的管理有它的优点，可以应付急速的经济转变，但没有人情，业绩不太好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我们做不出，因为会令员工没有安全感，也会导致许多人突然失业。我们揉合两者的优点，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和热诚。我相信可以无往而不利。”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李嘉诚：“任人惟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无论来自传统的优秀文化，还是来自西方的管理理念，在李嘉诚这里都得到了推崇，并被融入到日常管理和商业活动中去。这种包容性的学习态度，并非李嘉诚独有，但是他学得最坦诚、运用得最好，是确定无疑的。
“创富经”打造中西结合的管理方式
做生意，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不能受太多的限制和约束。在管理上，尤其需要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兼收并蓄，才能达到目标，离成功越来越近。
李嘉诚带领的长江实业集团，增长得如此快，其背后的推动力，当然离不开这位当家人有特色的领导艺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
不过，李嘉诚因为自少就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虽然他在管理大企业时会运用上最先进的西方管理方法，但他的管理精神，仍然是以中国儒家思想作为纲领，以西方管理方法去运作。
具体来说，在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他吸收了宽厚为怀的“仁爱”思想，并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整合。这种中西结合的企业管理方式，既确保了企业的高效运转，又能促使企业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充满温情和仁爱，是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
看到两种文化的长处和短处，融合二者的长处，并为我所用，这是李嘉诚厉害的地方。那么，这两种文化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其实，西方管理学的优点主要是：强调制度，强调规则，强调指令的执行；重视系统；强调科技的运用；强调企业的效率和效能；讲求以达到目标为准。这恰恰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所欠缺的。
另一方面，西方管理学也存在不足之处，即过于强调制度，企业易变得冷冰，变成了一个无情的机体；不够体恤员工们的工作情况，在沟通上会引起问题，也不能够做到集思广益。西方的管理强调目标的达到，但有时力求达到目标，就要不择手段。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管理艺术恰恰多了温情的一面。
由此可见，在当代商业管理中，注意把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与西方现代管理方式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更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14.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
◎进入新领域务必要谨慎
李嘉诚进入房地产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楼花、按揭等营销方式。作为一个新进者，他冷静地研究了楼花和按揭，最后得出结论：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银行。因此，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于是，李嘉诚根据高利润与高风险同在的简单道理，诚制订了新的经营方略。
（1）资金再紧，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以加速建房进度。
（2）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3）不牟暴利，物业只租不售。总的原则是谨慎入市，稳健发展。
1961年6月，廖创兴银行挤提风潮证实了李嘉诚稳健策略的正确。瘳创兴银行由潮籍银行家廖宝珊创建。廖宝珊同时是“西环地产之王”。为了高速发展地产，他几乎将存户存款掏空，投入地产开发，因此引发存户挤提。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死亡。
一向谨慎的李嘉诚从自己所尊敬的前辈廖宝珊身上，更加清醒地看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他深刻地认识到投机地产与投机股市一样，“一夜暴富”的背后，往往是“一朝破产”。
1965年1月，明德银号又因为投机地产发生挤提宣告破产，全港挤提风潮由此爆发，整个银行业一片凄风惨云。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不得不出卖股权给汇丰银行才免遭破产。
结果，靠银行输血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而在这次大危机中，李嘉诚损失甚微。这完全归功于他稳健的策略。
经商时，最怕急速扩张，不顾实力盲目做大。在扩展业务、扩张公司规模时，应该先确切了解公司在技术、资金、销售等各方面具有多少实力，在实力范围内经营，这样成功的几率会更大，商业运作才会安全。
◎所有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
“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是李嘉诚一生中最信奉的生意经。遵循这一原则，他把自己的生意做得足够大，并且坚如磐石。
1979年9月25日晚上，李嘉诚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华人行21楼会议室，兴奋地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的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有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凭借沉稳的经营策略，李嘉诚成功收购和记黄埔，成了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时至今日，李嘉诚仍然认为这是他创业生涯中最成功、最漂亮的一仗。
李嘉诚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但是又强调：“我着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积蓄投资于我们公司，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所以在策略上讲求稳健，但并非不进取，相反在进取时我们要考虑到风险和公司的责任。”因此，稳健一直是李嘉诚经商哲学的重要内容。
想当年，离开塑胶花而投资地产，但李嘉诚却没有关闭塑花厂；其后，香港形势一直不太明朗，李嘉诚就坚持“所有的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哲学，开拓了向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投资市场，后来他搞起了股票，却同时投资债券。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他两条腿走路才不会摔跤的商业投资理念。
“创富经”
商业投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仅涉及到你的经济状况，其结果还会影响到以后的发展。既要投资，想赚钱，风险不可避免，但可以尽力减少风险。比如说调查市场，比如说研究政策，采取合适的、合理的扩张方式等。
对经营者来说，认识自己和公司成员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有了准确的判断、相应的能力，才能在规模扩张中获得发展，有效地行使各种经营技巧，避免发生错误。
李嘉诚向来以稳健著称，他既看到巨大利润的诱惑，又意识到诱惑面前埋伏着可怕的陷阱。因此，在商业投资活动中，他时刻提醒自己别失去了应有的理智，如果变成“投资狂”，其危险无异于“盲人骑瞎马”。
对此，香港锦兴集团总裁翁锦通，也说过这样一段话：“生意越大，越要谨慎，因为一旦遭遇危机，整个基业都有倒下的危险，损失太大了。”后来，翁锦通总结自己的创业经验，其中有一条是：计划要缜密，处事要周详。不可轻举妄动，意气用事。
在未来无疆界经济中，企业就是要追求成长。规模不重要，不是“大”是美、“小”是美，而是“成长”就是美。否则，你就会成为恐龙。
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些经营者在拥有50位员工时能经营得很好，当员工数量增加到100位时，由于没有那份能力，业绩不但没有增加，公司还可能陷入危机。因此，扩张的时候要坚持谨慎的原则，在各个方面做好充分准备，顺利地将众多的业务得以消化、扩大，直至获得成功。
由此可见，企业发展应该采取“积木式”的成长战略——每搭建一块积木都是扎扎实实，而不是通过一步到位的资本运作提升公司的竞争力。过分追求规模，追求发展速度，忽略了企业的承受能力，就会带来不适应，这对企业的健康成长没有任何好处。从战略高度上把握企业成长步伐，保持合适的发展速度，是每一位经营者必须坚持的商道真经。
§§第二章“红色资本家”霍英东——义薄云天赢得身前身后名
从一个贫困潦倒的打工仔，到拥有百亿元的超级富豪；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到走进京城共商国事的人大常委。他是第一位到大陆投资的港商，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介入最早，他对中国的老百姓贡献最大，他向大陆无偿捐款10多亿元。这就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
霍英东的发达历来被认为是个谜。不过，这并不影响他身上闪耀的迷人光彩。他的胆识、他的气派、他的赤诚、他的慷慨，摄人心魄，使人动情，令人折服，催人奋发！他是香港商界的真君子。
有人评价：“上帝把霍英东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让他做生意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商人。他的头脑就象一台运转得十分灵敏的电子计算机。”他本人则说：“江山百年一轮转。轮也要轮到我们霍家出头了。要发财、要发大财！”霍英东胸怀大志、抓住机遇、敢冒风险，他成功了！
◇档案
中文名：霍英东
出生地：香港
生卒年月：1922年
毕业院校：香港皇仁英文书院
主要成就：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有荣有限公司◇年谱
1922年，出生在香港台北县新店。
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辍学，先后当过船上的烧煤工、糖厂的学徒、修建机场的苦力，开过小杂货店。
1948年，远赴东沙岛与人合股做打捞海人草生意。
1949年，从事海上驳运业务，开始创业生涯。
1953年和1954年，分别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和有荣有限公司。
1955年起，先后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信德船务有限公司等，业务广泛。
1965年至1984年，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
1981年起，先后任国际足球联合会执委，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世界象棋联合会会长，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会长，香港足球总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
1984年至1988年，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1990年至1994年，任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
1986年，获中山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94年，获美国春田大学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
1995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名誉博士学位、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
1997年7月，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的大紫荆勋章。
2006年10月28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