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徐徐降临，苏州虎丘山被一股沉沉的雾蔼笼罩着。十七岁的吴达观信步踏上虎丘山，想一睹古城苏州的夜色。
从不远处的云岩寺传来一阵僧人的诵经声，正是僧人们进行每日例行的晚课时间。吴达观被那苍苍的音韵吸引着，不觉走到那大殿的门口。
大殿里油灯高悬，昏黄的灯光下，几十人僧人正跪在地上诵念着佛号。吴达观细细地听了一下，那是在诵《八十八佛》。他过去曾去过一些寺庙，他也知道僧人们每晚的功课是单日《阿弥陀经》，双日《八十八佛》。但是，今天听这《八十八佛》，竟是以往任何时候也没有的感受。随着那沉沉佛号的诵念，吴达观渐渐地感动自己就像一片缥缈的云丝在夜空中轻飏着，渐渐也就虚无而空旷起来。僧人们终于结束了晚间的功课，依次向佛顶礼，一边脱着海青一边走出了大殿，而吴达观却依然站在那大殿门外，对着那三尊大佛泪流满面。
僧人们不知这青年受着什么刺激，人家也不管他，径自从他的身边走过。大殿前就只剩下吴达观一个了。于是，他从一种虚无的境界中醒来，终于意识到，连日来的奔波，实在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吴达观自一个月前离开家乡吴江（属今江苏）后，就一直在外飘泊着。自少年时代即开始萦绕于心的梦想，吴达观一直想做一个镇守边关的军将。也正是这梦想使得他再也不肯静心读书，于是，他辞别父母，开始云游。然而此刻，在这沉沉的佛号声中，他忽然觉得，一切的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唯有这青灯古佛，只有这沉沉如梦幻般的佛号，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这天晚上，吴达观宿在云岩寺里。第二天黎明，当寺里早课的板子刚一敲响，吴达观即翻身起床，当僧人们在佛前齐齐排定，等待那一声引罄敲响之时，吴达观也悄悄地挤进了大殿，选一个角落站定。功课结束，吴达观问明住持的所在，径直寻去，举手敲响了住持的房门。住持正与一个僧人说话，见他进来，便问他有何公干。吴达观在住持面前跪了下来，说：“不为什么，只为出家。”
住持看了看这服饰华贵一脸稚气的青年，说：“请把话说规矩点，佛前不可有戏言。”
吴达观说：“一言九鼎，决无戏言。”达观说着，解下身上所有的盘缠，尽数放到住持的佛龛前。
住持说：“你要出家做什么？”
达观说：“代佛弘化，不染一尘。”
住持认真地打量了他一下说：“既然要不染一尘，就请把你身上这件华服脱下来吧。”于是，吴达观果然就将那件华贵的袍服脱了下来。里面则是一件丝棉夹袄。
住持又说：“还有一层（尘）。”于是，吴达观又将那层夹袄脱下，待要再行脱去里面的俗衣，住持阻住了他，说：“那就还留一层（尘）吧，要知道，要做到不留一尘是很难的。”
就这样，住持选了一个吉日，替吴达观在云岩寺举行了剃度，为他取法名真可。
师父看出这青年将来是个于佛前行大气候的人，一心要好好地度他，就让他在寺里闭门读经。一直到他二十岁后，才送他去受具足大戒。受过戒后，师父又打发他去匡庐、北京等地参闻佛法。几年的参学，让真可大开了眼界，学业也突飞猛进。就在这段参学的过程中，有一件深深地打动了真可，从而使他由此决定了自己行持方向。在一个乡间小庙，真可无意间发现一个老僧整天伏在那里抄写经书。有人告诉他说，老僧一辈子都在抄经，抄完一部又一部，老僧发愿要抄完所有的大藏经，直到色身寂灭的一天。真可去看老僧时，老僧头也不抬地依旧抄经。山风吹拂着老僧古铜色的脸宠，一根银白的胡须落到老僧抄写的经文上，老僧轻轻吹去，继续写着他的一个个蝇头小楷。在老僧的寮房，真可看到一本本装钉成册的经书。直到天将黑尽，老僧收去了笔墨，才和真可说起话来。老僧告诉他说，他之所以发愿抄经，是有感于大藏经梵夹浩繁，讲读起来非常不便。而单篇成册，则无论讲经还是阅读，都方便多了。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真可的心中像大树一样地生根了：刊刻方册藏，以利于更多的修学者。
万历十四年（1576），真可慕名前往山东即墨海印寺，拜会另一位高僧憨山德清。二人一见如故，促膝畅谈达四十昼夜。说到方册藏的事，憨山德清说，此项工程浩繁，费工费时难以想象，非几代人不能完成，法师对此事需有足够耐心。真可于是说到那一次在乡间小庙见到老僧抄经的事，真可说，以愚公之志，必能撼群山于倾刻间。憨山德清对真可欲刊刻方册藏的决心大加赞赏，于是，二人一同来到北京房山云居寺，想一睹房山刻经，以资借鉴。没想到却在无意间发现了隋时高僧静琬藏于雷音洞内的三颗佛舍利。这一发现，令二人喜不自禁，在真可的请求下，憨山德清书写了《复涿州石径山琬公塔院记》的文章刻碑于云居寺旁。这件事惊动了朝廷，神宗生母李太后一向笃信佛教，听说发现佛舍利的事，当即请回宫内供养三日。三日之后，李太后将佛舍利归还云居寺，真可、德清仍藏于房山石洞内。
万历十七年，方册藏工程得到一些朝廷大臣的捐助，于五台山正式开工。由于五台山天寒地冻，刊刻者四肢全被冻裂。几年后，方册藏不得不移于浙江杭州继续刊刻。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情，从而使正在进行的方册藏工程半途停工。一是真可的法侣憨山德清因“黄冠之难”被捕下狱，另一件事是南康太守吴宝秀因抵制朝廷矿税也被捕下狱。二人都是真可的好友，二人怨案都因宦官陷害而致。为了救助两位好友，真可北上进京，住进西山拓潭寺。
在京期间，真可一边四处游说，一边上书皇帝，力陈事件真相。真可在游说中说到自己晚年“三大负事”：“老憨（憨山）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由此而见真可的耿直和天真。而所述第三大负，则是指与憨山德清共同发起刊刻方册藏和续写《景德传灯录》一事。
由于神宗与母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混乱的朝廷内一时谣言四起，由于宦官从中作祟，真可不久即被捕下狱，其罪名是制作“妖书”，惑乱朝纲。
狱中的真可遭受到刑具和役卒的喝斥，最后被转至刑部，定下“坐左道罪”。得此消息，真可说：“世法如此，久住何为？”于是写下遗书交与侍者，随后跏趺而坐，安然示寂。时年六十一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