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林
宁夏盐池县以盛产池盐而得名，古称盐州、盐川郡、花马池等，皆与产盐有关。但是，由于地理区划的演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属于盐池县管辖的池盐产地只剩了惠安堡盐池一处。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处享誉了2000余年的盐池，可能是由于地质、气候的变迁等诸多原因，而逐渐变得原盐质量差、产量低微，于2000年8月被县政府批准“改制”而关闭。为了使曾经享誉西北的惠安堡盐池不致于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笔者特将该池2000多年来的历史概况记述、考证如下。
一
池盐的产地是咸水湖，因此“盐池”也俗称“盐湖”。惠安堡盐湖位于宁夏盐池县惠安堡集镇之西约2公里处的城滩地上。该地古名凤凰台，传说曾有凤凰落过，故惠安堡盐池在民间又有“凤池”的称谓。盐池由南、北、中3个咸水湖相连组成，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西、北两面均靠“沙边子”（沙漠边沿），南靠荒漠，东靠惠安堡集镇。
惠安堡盐池见诸史册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安定郡下载：“三水（县），属国都尉治，有盐官。”《水经注》曰：“高平川水又北迳三水县西，肥水注之。肥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故城西南去安定郡340里。”又说：“（三水）县东有温泉，泉东有盐池。”据考，高平川水源出今固原市原州区南，今名清水河；肥水是其支流，应为今中宁县鸣沙乡东的红柳沟，发源于罗山西侧；“肥水东有山”，是指罗山山脉；温泉指惠安堡与同心县韦州中间的太阳山温泉，亦称暖泉；“泉东有盐池”，显然是指惠安堡盐池无疑。
又《汉书·食货志》载：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置均输盐铁官，是为中央直接选派地方盐官之始。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由此可见，西汉时三水县“有盐官”，说明当时惠安堡盐池的产量已经不少了。但那时该盐池还没有具体的名称。
到了唐代，惠安堡盐池被称为“温泉盐池”，简称“温池”。《新唐书·食货志》载：“唐有盐池十八……盐州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皆输米以代盐。”之所以称之为“温泉池”，是因为其西约10公里处就是有名的太阳山温泉，池因泉而得名也。
唐神龙元年（705年），在今惠安堡附近设县（县治待考），取名“温池县”，属灵州（治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所辖。县因池而名，可见惠安堡盐池在唐代的重要地位。
唐代惠安堡盐池的规模与产量。据《唐会要》载：温泉池“置榷税使一员、推官两员、胥吏三十九、防池官健及池户百六十五户”。以“户”推断，采盐工人当不少于300人。产盐量也与乌池相当，在15万石左右。
五代十国时期，惠安堡仍为温池县地。北宋建立不久，党项族割据今宁夏、陕北地区及内蒙和甘肃部分地区，建立西夏国，与宋朝对峙近200年。西夏国由于占据了许多池盐产地，故盐产甚为丰富。但北宋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禁止西夏盐入境运销，敕令关陇民众皆食山西解池之盐。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宋每年“赐”给西夏大量物资；西夏对宋称“臣”，并提出每年输往宋地食盐10万石（可见西夏盐产之丰），但宋朝仍不予允准。然而，关陇人民因解盐路程遥远，售价必高，所以不顾禁令，《宋史·食货下三》中载“土人及蕃部贩青白盐者益众，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
元时国家统一。经监察御史帖木儿不花与廉访史胡通奏议，朝廷下令“以黄河为界听民用之”，即河东民众食解池盐；黄河以西，陕西、庆环一带民众均食温泉等池盐。此举深得民众拥护。
明清两代是惠安堡盐池最昌盛的时期，明朝廷以盐税收入为西北地区军事费用的主要支柱，故对于盐业生产十分重视。明初，惠安堡盐池的名称由古老的“温泉池”演变为“花马小池”，简称“小盐池”。“花马小池”的名称是相对于“花马大池”（简称“大盐池”）而言的。花马大池位于今宁夏盐池县与陕西定边县交界处（即盐场堡盐池）。大、小两池相距约150里。另一种说法是：花马大池最早指的是今盐池县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交界处的北大池，后因修筑边墙（长城）而将北大池限隔边外，又将边内的一个盐池叫成了“花马大池”。“花马池”这个名称的由来，是缘于民间“池中有花马隐现，盐产顿丰”的美丽传说而来的，另说是因“以盐易马”而得来的。
明正统八年（1443年），在花马盐池北筑城屯兵，该城亦名花马池城，置花马池营（后上升为花马池守御千户所）。于是“花马池”又同时成为这一地区（今盐池县境）的行政区划名称。这一名称延续了明清两代，直到民国二年（1913年）盐池设县，花马池名称才逐渐废止。
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宁夏巡抚王为了加强花马池一带的军事防御，将花马小池北15里处的一座旧城进行拓展修筑，驻兵防守并设驿递（最初的邮递机构）。该城因地近小盐池，故取名为“盐池”城。这一名称也延续了明清两代，至民国二年（1913年）花马池城成为盐池县城后，小盐池附近的盐池城遂被人们习惯地称为“老盐池”至今。以两个盐池的名称来命名两个城郭的名称，正说明花马大、小盐池在明代地位的显赫。
为了加强盐税征缴，明洪武二年（1369年）在今惠安堡设立灵州盐课司。该司主要管理花马大、小二盐池，代管漳县、西和（俱在今甘肃境内）两处井盐。据《明史·食货四》记载：该盐课司从成立到弘治年间，每年盐课额为351万多斤，其中西和、漳县井盐64万多斤，大、小盐池盐286万多斤，占总数的81%。到万历年间，灵州盐课司岁办盐课1257万多斤，所增900万斤基本上都是大、小盐池增产。按明代盐法，朝廷盐课以“引”为计算单位。“引”也是一种证券的名称。商贩购盐须先领取引目（引的数量），然后执引目到盐池购盐。无引之盐则被视为“私盐”。当时还在距小盐池南90里的萌城专门设立“批验盐引所”，因萌城正位于小盐池通往关陇的交通要道上。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以前，规定每引为400斤，俗称大引；以后改以200斤为引，俗称小引。盐池以斗量盐，每引可购盐1石（每石500斤），有时多至1.5石。据正德元年（1506年）统计，小盐池盐课为33150引（当年新增30000引）；到嘉靖八年（1529年），小盐池又增盐课22417引，产量比明初增加20多倍。
明代大、小盐池之盐税收入，多做边费开支。除了买马，当时的军饷、修筑长城、防秋等军费开支，也多取于盐税。例如《皇明世法录》记载：“（嘉靖）十四年，题准灵州小盐池额盐3105引，专供花马池一带修边（墙）支用。其加增盐3万引，召商开中三边轮流买马，或接济军饷用。”“嘉靖三十四年奏准，（小盐池）收贮银两，于年终解送花马池粮衙门交收，专备防秋用。”由此可证明小盐池对明朝财政的重大贡献。
明嘉靖年间，为了加强花马小池的盐务管理，特在盐湖东畔筑城一座，名惠安堡。城周2里4分，高3丈，址厚2丈5尺，顶厚1丈5尺，门2道，门楼2座，南北敌台3座。明巡抚黄嘉善瓮以砖石。《嘉靖宁夏新志》载：“灵州盐课司、巡检司初无城郭，今有之，名惠安堡，二司皆在于内。”
明庆藩王府长史周澄，写了一篇题为《盐池》的五言诗，赞美花马小池。诗曰：“凝华兼积润，一望夕阳中。素影摇银海，寒光炫碧空。调和偏有味，生产自无穷。若使移南国，黄金价可同。”
清代前期，花马小池的盐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嘉庆灵州志迹》记载：“宁夏盐捕厅灵州花马小池，产盐地方周围36里零。池设有壕墙，按年疏筑，限隔内外。”这里所说的“壕墙”，是一道沿着盐湖东岸修筑的堤埂，南北长约7里，址厚约5丈，高1丈，顶宽约5尺。用沙蒿柴和泥土混合筑成，工程量大，每年都要检查修补，其用途是防御暴发的山洪淹毁盐田。壕墙的中间建有砖石砌成的门洞一处，俗称“盐门洞子”，高约3丈，是专为防止食盐走私而设，规定所有运盐的“脚户”都必须经盐门洞子出入，验票放行。该门洞于民国年间倒塌，今只有一土丘，壕墙尚在，但倾圮严重。
《嘉庆灵州志迹》较详细地记载了花马小池的产盐及税收情况：“旧盐井200眼，额坝夫200名。征纸价银522两3钱4分，工食银2457两6钱。捞盐61440石，引61440张。征课银13240两2钱2分。又于雍正六年，在《盐井增添》案内查出新井202眼，共402眼，额坝夫402名，雍正十三年，在《署员成效已著》案内，增引6000张，共新旧引67440张。原额每引征银1钱1分5厘5毫，自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在于《量增盐课》各案内，递有加增。除康熙二十年的恩诏《豁免遇闰增课》和康熙二十五年部议《停征五分加增》二案外，现额每引征银2钱1分5厘5毫。共征课银14533两3钱2分，按年解布政司奏销。”“额产盐67440石，在于平（凉）庆（阳）两府各厅州县并宁夏河东各营堡行销。”
乾隆元年（1736年）起，朝廷在惠安堡设盐捕厅，衙门在城内西城，置官盐捕通判，正六品（比县官高一品），专管民事与盐务。
盐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清前期的惠安堡城内，街道整齐，人烟稠密，市场繁华，商贾云集，一派升平景象。但是，到了同治年间（1862～1874年）爆发回民起义，惠安堡因位于交通要道而首当其冲。800多户盐民死的死、逃的逃，十室九空，盐业生产全部陷于停顿。到了光绪年间（1875～1908年），逃亡的人口开始陆续返回。光绪末年，惠安堡全堡仅有居民246户，1233人，盐民不过四五十户。如《光绪灵州志》记载：“白同治变乱后，除划拨宁灵、平远二处管辖外，现只剩山水一十二堡。因人烟无多，销售不广，且盐务既不归州，又无商人承办，刻下尤能销引若干、征课若干，州中无案可考。”其萧条景象可见梗概。
民国初年，惠安堡共有居民近200户，其中有盐民六七十户，经营者都是汉民。年产盐3000吨上下。盐民世代以捞盐为生，有的兼搞农牧业及卖柴、卖水等副业，一般仅能维持生活。其时，花马小池名称渐废，以惠安堡池代之。
民国三年（1914年），西北的花（马池）、定（边）行盐区域成立了“花定榷运局”，辖有10个分局及西峰镇1个查验分卡。其中只有花马池、惠安堡2局为产盐局，其余均为收税分局或榷运分局。清代设在惠安堡的盐捕厅改为盐务局，设局长及文牍（秘书）、票房、司秤等职员，管理盐务出票事宜。其次设有缉私队，分马巡与步巡，均配备有武器，分班轮流巡湖缉私。
民国十八年（1929年）宁夏建省，当年12月成立宁夏榷运局，辖烂泥池、苟池、北大池、定边、惠安堡、中卫、红盐池（在阿左旗）、同湖池（在阿左旗）、叶盛等9个盐税分局。花定榷运局撤销。
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之后，为了加大盐税征收力度，在花马池（盐池县城）设一等盐务分局一处，管辖定边、北大池、苟池、烂泥池4个三等盐税分局和倭波池1个运放分卡；惠安堡设二等盐税分局。当年统计，惠安堡局收盐34324担（每担100斤），销盐27257担40斤。据民国《宁夏资源志》记载：惠安池产盐地方88平方里，年产量为25000担，合1250吨。
马鸿逵政府每年在全省征收盐税约100万元。1935年，国民政府将甘宁青三省盐务收归中央管理。为了弥补宁夏的财政收入，财政部决定“调济盐税补助款，当年“协济”宁夏72万元。以后因抗日战争开始，降为每年50万元。
1936年6月，红军解放了盐池县大部分地区，原花定一等分局所辖诸盐池，遂归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省（后为陕甘宁边区）管理。只有惠安堡一池仍归宁夏惨淡经营。由于历经年久，多数盐井倒塌沙压，中、北湖几乎全无井，仅南湖尚有20多眼残缺不全的盐井，捞盐也只有中湖和南湖两处。
1949年8月，惠安堡（国民党盐池县政府1936至1947年所在地）解放，盐湖回归人民政府，遂成立惠安堡盐务支局，直属宁夏省盐务局。
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局批准，将宁夏三边盐务分局（简称三边分局）所辖的盐场堡（花马大池）、烂泥池、莲花池等均交定边县管理，从此盐池县只剩下惠安堡一个盐池了。
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惠安堡盐池归当地社队集体开采。1959年，盐池县在惠安堡建立国营盐场，将社队经营的盐井、盐田均收归盐场。盐场有职工84人，当年产盐1035吨。1970年产盐1106吨，上缴税金10.44万元，纯利润1.65万元；1980年，盐产达到3622吨，上缴税11.11万元，纯利润1.46万元。食盐主要销往银川及银南、固原各县市和甘肃环县等地。
1981年，惠安堡农民（原盐民）要求返还原属集体的盐田、盐井。县政府批准将52.5亩旧盐田划归当地农民就近经营，实行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签订合同，集体承包。产盐计划由盐场下达，所产原盐由盐场一并统计、上报和销售，生产队照章纳税，盐场从销售总收入中提取6%管理费；另外25亩新盐田，仍由盐场经营。
1986年，盐场进行“全面技术改造”，将盐田面积由95亩扩展到1000亩，计划年产量达到2.5万吨。但由于改造脱离了客观实际，改造后的盐田含硝量大，水的问题也达不到预期效果，仅有40亩左右能够勉强生产，且产量不高。当年，盐场又根据县上“内引外联”的政策，引进河南省偃师市化工厂技术和人才，联营新建年产200吨化工染料厂。1988年11月，化工染料厂竣工投产，但因产品技术不过硬，销售不畅，1991年被迫停产，1994年彻底破产。与此同时，盐场在1988年经银南地区工交处批准，贷款62万元，上了一个“利用常规生产法，用食盐制取烧碱和盐酸”的项目。由于论证不充分，工艺流程不合理，设备选型不准，造成该项目无法投产运行，1990年被迫停产整顿。盲目乱上项目，使得盐场亏损严重，负债累累，经营艰难。
2000年8月18日，盐池县经贸局正式上报了《关于盐池县盐场破产的请示报告》称：“盐场建于1959年，由于地理环境恶劣，靠天生产，企业所产原盐质量差，多为低质工业用盐。这些年来企业又无能力投资生产出合格的食用盐，一直亏损经营，投入大于产出，举步艰难。1999年6月自治区人大颁布了宁夏《盐业管理条例》，条例中对食用盐有明确要求。依照盐业管理条例，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现已无法经营，申请破产。”
盐池县企业改制领导小组于8月24日研究批准了县经贸局《关于盐场改制实施方案的请示报告》，同意盐场“先以部分资产一次性安置职工，后依法破产”。当年12月，盐场“破产”办理结束。为防止有人偷着生产私盐，用推土机填塞了盐井，推平了盐田，惠安堡盐池两千余年的产盐历史至此结束。
二
惠安堡池生产的食盐，俗名“惠盐”或“小盐”（颗粒较小）。其虽为池盐，但传统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则与其他盐池有所不同。
盐池、定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诸盐池生产池盐的经过大都是：“春间开始坝畦，引水溉灌，风起波生，自然凝盐。”用力极易，唯天早水少或雨水过溢，则所产差少。惠安堡池则不同，需要“种盐”。如民国《盐池县志》载：“惠安池制盐须相天时。先将井水汲出，再和宿水、淡水溉于町畦之中，俟盐花将起未起之时，略洒以卤水。卤水者井水也；宿水即隔年收贮之雨水；淡水即现时所收之甘雨。经此作用，土人名曰‘种盐’。隔日复益以水。如值风和日晒，四五日内即可凝结成盐。设遇霪风暴风，则所费手续即归无效。故每个盐户均有盐井一二口，盐坝若干畦，又有水壕两道，一盛雨水，一贮井内卤水，以为之备。”
盐民的叙述则更为详尽且与以上记载略有不同：食盐产于盐湖，但惠安堡池的湖水则不能直接用来灌溉成盐。盐民须先在湖边盐碱滩上挖掘水井，为防止井壁塌陷，要用芨芨胡子（芨芨草的根须）混合泥土砌护。然后将盐井周围的盐田分隔成畦，叫“盐坝子”。盐坝子是很规则统一的长方形小块，每处数量不等，最多的有40多块，最少的10多块，视地形的大小而决定。每年的产盐时间在农历的三月至七月。将井水灌入畦中，经过日晒，水面上蒸发起微小明亮的颗粒，俗称“盐花”。这时再把少量的成盐撒入池中（撒的是成盐而不是卤水），叫做“种盐”。假若喜遇南风，把盐花吹落水底，与撒进的成盐结合，凝结续盐，逐渐长成颗粒。每日添水，每日续盐，经过3至5天（最多也有10多天的），可扒盐一茬。成盐天数的多少，要看水的含盐量多少来决定：酽水（盐浓度高的水）放的天数多，扒的盐多；淡水放的天数少，出的盐少。如果把淡水放的天数太多，就会变成质量最次的硝盐。所以，扒盐也要看准“火候”。
捞盐的时间，只要井里有水，就再不要雨水，天越旱扒盐越多。因此，到了秋季雨量多的时候，盐湖即停止生产。为了保证旱季有水，每处盐坝子除了盐井之外，还要挖几道大壕收集雨水。
盐坝子出盐的数量，也分上等下等之别。比如上等坝子水好，一处有二三十块盐畦者，自农历三月至七月，一个产盐季节（一季子）能扒300来担盐。而不好的下等坝子，同样多的盐畦只能扒100多担盐，相差一半甚至还要多。
惠安盐池的销盐也很有特色。前清时代，盐课归于地丁，食盐自由贸易。至清末改为招商包运，民国初仍采用包商制。由于承运公司垄断把持，弊端百出，故于民国七年（1918年）又改为自由运销，以后长期不变。公家盐务机构只管收税得利，盐户只管卖盐得钱，公私两利。民国年间，盐税奇重，每百斤盐价5角，而盐税竟高达3元。逢畅销期，一天可销盐20吨左右，盐务局的盐税收入则可达1000多元。
清代前期，惠安池以打盐为生的盐民达到808户之多，各有自己开发的盐井和盐田。盐民有自己的民间管理组织，名“三池公局”或“三池公所”。其负责人由盐民自己推选，掌握并召集盐民商议池务诸事。808户盐民，每两户排为一个名号即404个名号，每个名号称一个“盐名子”。卖盐时，三池公所负责人按照在红布上排列的人名册子，依次发放卖盐条子，轮到谁谁卖盐，公平有序，自觉遵守。
同治变乱以后，盐民死的死，逃的逃，全部散伙。至清末民初，外逃的盐民逐渐返回，但总共不过百户。户数减少了，但盐名子未变，一户可占有十几个甚至30多个名子不等，以至在各池均占有名子者。无论轮到哪个池，他们都可以卖盐。
盐的运输，旧时主要靠牲畜驮运，有骆驼、骡、马、驴，以驴居多，还有少量的盐车。盐商买盐，先由所住的旅店出票，再到三池公所去批条子，轮到哪个盐名子卖盐，就由“领驴子”的领下湖去装盐。装上盐回到旅店，再由盐务局来人过秤收税后，方准脚户（运盐者）驮走。一个盐名子一轮可卖多少盐，由盐务局以驮畜定额，骆驼35峰，毛驴55头，小推车与毛驴相同。如果脚户嫌盐质不好，看不上被指定盐户的盐，就再到公所另批，俗称“打倒板”。
“领驴子”由盐民兼任，谁有空谁干，油水不小，他不但可以赚脚户的钱，下湖再向盐主家要一半斗盐转卖给脚户，回头给盐主家交钱时，再少交一些。这种办法人称“三剥皮”。如果某一天来的脚户多，“领驴子”的收入就会是“早上栽树，晚上歇凉”。
卖盐的钱，还分“官盐钱”与“另盐钱”，由店主家充当中间人给算账清钱。每个盐名子不管卖钱多少，60%为官盐钱，交三池公所，作为买粮存储，以备盐民垫补口粮和遇有婚丧大事或较大困难时借用；余下40%，由“领驴子”转交给卖盐主家。
自从惠安堡盐民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和成立了国营盐场之后，“盐名子”就变成了一个农业社或盐场。同时，运盐的工具也由毛驴子换成了汽车，“领驴子”的职业也就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