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孟秋，笔者奉“旨”前往京城，对大型电视文献系列片《千年古县》进行审查。此前曾了解到该片系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政府为响应联合国“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决议”、全面实施“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加强中国文化输出”而特别制作的节目，其撰稿、编审、摄制都是国内此方面的大家高手和领军人物，故行前就抱定要借此专程，请教一下阆中地名的渊源由来问题。
抵京后才发现该摄制组正好与国家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在一幢楼办公，于是，用了近半天时间就《古县探秘·阆中古城天下稀》文献片进行了审定，撰写了书面修改意见，又与工作人员交流沟通之后，便找专家们请教心存已久的疑惑，阆中地名的由来、渊源、演变等，在场的几位地名专家李炳尧、朱昌春研究员等，都异口同声地推荐我去请教已赋闲在家的史为乐老师。
史为乐先生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家骧先生研究历史地理学，先后兼任中国地名学研究会理事、地名考证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国方域》、《历史地理》编委、国家《清史》顾问。其著述甚丰，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编纂过《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地名学通论》《中国史稿地图集》等，主编有《中国地名语源辞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为当今国内历史地名学方面的大师和权威。
通过电话提前预约后，次日上午准时赶往石景山区鲁谷永乐东小区，史老师已在家等候。见面寒暄之后，史老师让我把现在有关阆中地名由来的观点谈了一下，然后只笑着说了句：“只要能自圆其说，都算一家之言吧。”当我急着要听史老的权威性意见时，史老师却不慌不忙地要我将现行观点的资料寄给他。
遵其所嘱，回到家乡后立即整理了一些资料寄到了北京。此后一段时间里，又陆续在电话中与史老师交换了几次意见，直至2008年“5·12”前，史老师才让工作人员将写好的专文发到我的邮箱。大家高手的立论果然气度不凡。《阆中地名含义试解》全文虽仅4000余字，但却梳理了已有的观点和史料记载，史料精准，逻辑严密，又提出自己新的见解，让人视野大开，耳目一新。后笔者又找人撮合，将此文首刊在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主办的《中国地名》（学术版）2008年12期（总第172期）上，并作为本期第一篇重要专著采用。
至此，算是第一次有了国内大家对一个古老县名提出的新的独到见解。至于见仁见智，还望方家切磋，因为智慧的火花，总是在碰撞中产生的。
按照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的观点：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遗产，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也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而中国古地名除了对地理实体的区别功能，还兼具抒情、言志、象形、记事、寄愿等多重功能，在世界各民族地名文化中，堪称最独特、最丰富、最璀璨、最具代表性。事实上有关阆中地名由来，一直有人在不断探索求证。其大致脉络、主要观点可分为：
一、传统的山形地势说。也是现行文献、方志通用的说法，主要依据文字工具书籍释义，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阆，门高也。”《旧唐书·地望志》：“阆水迂曲，经郡三面，故曰阆中。”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六》：“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
二、任乃强、徐中舒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川大历史教授任乃强曾致函当时的县志办，称“阆中之名是人语言的释音”。而一代宗师徐中舒也在其《论巴蜀文化》一书中，引用唐樊绰《蛮书·蛮夷风俗》中蛮语“谷谓之阆”，并进一步阐述在古代西南地区，凡以浪、狼、阆、郎命名的，均指居于“谷”地而言。上述观点曾得到本地老一辈文史专家安天泽、戴哲民等的重视。
三、夏权民的意见。原南充二中地理教师夏权民近二三十年来凭着对“琅福地”的挚爱，长期孜孜以求被云遮雾障了几千年的“阆中”与古名本意，并独辟蹊径，运用史料实证、语言训诂的方法，大胆提出了“作为人名周惠王阆（按：参见《中国历史纪年手册》，气象出版社。前676年到前652年东周惠王姬阆）比所言地名阆更早”“‘先秦以前阆中’发音为‘两宗’”，“东汉时续‘良中’”等观点，在前几年还引起过一场与本地学人的“文字论战”，但终因论题冷僻，曲高和寡，未能将此次思维碰撞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
四、史为乐教授的新解。史为乐先生在《阆中地名含义试解》中，引用近代史学大家徐松石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粤江流域人民史》中的观点，明确指出“僮人呼野市浪或阆”（并特别标注“四川的阆中即其一例”）。说明擅长地名考证的文化语言学大师徐松石先生也曾对“阆中”地名由来作过一定的研究，而今天史教授又通过抽丝剥茧的方法，以开阔的视野、专业学术的高度让我们进而了解到，夏商周时期西南地区古代民族部落的活动范围、分化融合、语言习俗、文化传承等，渐趋进入历史的本意。值得一提的是昔日虽也有人沿着“古代民族语言文字称谓演变”的基本思路，但因太拘泥于本地零星的文献、传说和自囿于本本主义，加之缺乏扎实的文史功底和综合学养，而终无突破。
附：史为乐研究员文章
阆中地名含义试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史为乐
阆中在战国时曾为巴国都城。《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在今重庆市江北区），或治垫江（今合州市南5里），或治平都（今丰都县），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市）。其先王陵墓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战国末年，秦惠文王灭巴国后，始置阆中县，属巴郡。治所即今阆中市。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为巴西郡治。三国蜀汉大将张飞曾任巴西太守镇守阆中，被部将杀害于此。东晋末阆中县为巴西郡治。南朝梁天监八年（公元509年）兼为南梁州、北巴州及北巴西郡治。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2年）改为隆州、盘龙郡治。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以避文帝父杨忠諱改为阆内县，为隆州治。大业初为巴西郡治。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名阆中县，为隆州治。光天二年（公元713年）以避李隆基諱改为阆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为阆中郡治。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阆州治。五代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后蜀置为保宁军节度使治。北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复为阆州治。南宋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移治大获山城（今苍溪县东30里王渡镇）。元复还故治（今阆中市），为保宁府治。1913年废府，阆中县为四川省川北道治。1914年改为嘉陵道治。1928年直属四川省。1991年改设阆中市。
据《旧唐书·地理志》阆州阆中县载：“阆水迂屈经郡三面，故曰阆中。”《太平寰宇记》卷86阆州阆中县载：“阆中山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但究竟以阆水得名，还是以阆中山得名，令人殊难理解。根据《太平寰宇记》一书的记载：“嘉陵水又名西汉水，又名阆中水。”《周地图》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之；经阆中，即为阆中水。因此今又有嘉陵江经阆中一段，古称阆水之说。又嘉陵江古又有渝水之名。显然，阆水或阆中水是因阆中地名而得名，怎么又能以阆水或阆中水作为阆中得名的依据呢？至于阆山或阆中山之得名也是在阆中得名之后，当然也不能以阆山或阆中山为阆中得名的依据。后来读到近人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说：“僮人本呼野市为浪或阆（并注明：四川的阆中即其一例），或吠。”又说：“今日僮人呼墟市为阆，呼踏歌聚会为放浪或会浪，而板楯境有阆中。”徐松石是近代著名学者，广西容县人，后在上海任史地教授。他在广泛涉猎经史的基础上，又多次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他用“地名研究考证法”结合语言比较法、风俗比较法、考古学等论证壮族的历史，用地名以证实古代的居民，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对他的意见，我们不能不认真对待。
也许有人会问，四川阆中怎么会留下壮（僮）语地名呢？这就牵涉到古代民族的迁徙。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指出：僮人在周代以前，早已布满西南各省。他们的大本营乃是今日的陇南、陕西、四川和滇、黔北部等地。当时游牧或半猎半牧或半农半牧于两粤境内的，即后来所谓乌浒、俚、僚、瓯骆、百粤等族。他还说，远古时候僮人的大本营乃是甘肃、四川。三代王室步着五帝的足迹，对南方不奉中原文化为正统的部族施以压抑。周朝的奋翮，秦代开疆，更使这些南方部族渐渐向着西南加速发展。“僮”见于史籍始于宋，史家把宋以前史籍记载的百濮、百越、西瓯、骆越、乌浒、俚、僚等等视为壮族的先民。
阆中历史上板楯蛮很有名。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夷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同赕，蛮夷用来赎罪的财物）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至东汉以后板楯蛮曾多次反叛，均被劝降；又曾多次参与平乱，屡立大功，号为神兵。有一部分人称为民，就是因为他们“岁入钱”。据《说文》：“南蛮赋也。”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槃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布。廪君之巴氏出布八尺，亦也，故统谓之布。”民也是板楯蛮的一部分。
巴人相传为廪君之后。据《后汉书·南弯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音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唐章怀太子注：‘此已上并见《世本》’），四姓皆臣之。”巴人最早居住的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西南部，离开鄂西南以后，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北和陕西汉中一带。
还有濮，曾与庸、蜀、羌等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见《尚书·牧誓》。伪孔传谓“濮在江、汉之南”，说明当时濮族尚居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人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西周时代，在南方最强大的部族就是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庸人冲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下文又说“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故孔颖达《疏》引杜氏《释例》云：“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麇在今湖北郧县一带，百濮必与麇接壤，徐中舒先生说：“其地应在大别山以南襄、樊一带。”今河南东北部还有濮阳，旧有濮县，当是古代濮地名的遗存。我国西南部地区有僰，亦应为濮。
巴与濮及板楯蛮等，除一部分与中原民族同化外，另一部分则构成僚族，成为现代壮族的先民。晋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又《魏书·僚传》说：“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山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这些所谓僚的居地就是巴族所在之地。《旧唐书·南蛮·南平僚传》载：“南平僚者，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南州、北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南平州治所即今重庆市东南部的南川市。其后此地属渝州，故又称渝州蛮。《宋史·蛮夷四·威茂渝州蛮》载：“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蛮，唐南平僚也。”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指出的：“南川距巴郡旧治及巴先王陵墓所在的枳，都不过二百余里，又有居干栏的风尚，这就是僚为巴族的坚强证据。”（见《论巴蜀文化》）
既然阆中及附近之地古时为巴、濮、板楯蛮及僚等活动的中心地带，而这些部族又是现代壮族的先民，那么阆中以古僮语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旧唐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对阆中地名的曲解也是不难看穿的。它和两广及江浙的古民族语地名被后人用汉语勉强作解，牵强附会，其性质没有两样。
1993年版新编《阆中县志》还抄录了《管子·度地篇》中的一段话：“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接着，县志在下面又加了一句解释：“土阆，是高大的土墙，与高门义同。”这大概是根据某些字书对“阆”字的解释而来。如《说文》：“阆，门高也。从门，良声。巴郡有阆中县，来宕切。”《文选》卷7杨雄《甘泉赋》注引作“高大之貌也”。对于阆中释名，面对《旧唐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真是太难为县志编者了。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根据“阆”字为“门高”的解释，说“阆中周围山形似高门，因名阆山”；一方面也将两种说法揉在一起，说“因城在阆山、阆水之间，故名阆中”。我没有到过阆中，没有亲自目睹阆山的形胜，不知道周围山形是否真的“形似高门”。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过《阆山歌》和《阆水歌》，但那都是歌颂阆山、阆水的胜景，都与阆山、阆水的释名无关。
其实“阆”并不仅仅只有“门高”或“高大”一种解释；我们在前面说过，僮语浪或“阆”还有“野市”的解释。再者，蛮语中“浪”还有溪谷之意。唐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称：“谷谓之浪”。现在藏语和壮语均谓溪谷之地为浪。以我之见，《管子·度地篇》中土阆的“阆”，若以“野市”解当更为贴切。试想城郭之外为“野市”，不是很自然的吗？若果真如此，“土阆”则绝不会是“高大的土墙”，可能只是一个不高的墙垣或者称为半拉土墙也就够了。那么《管子》的记载怎么会掺杂有僮语地名呢？其实这是在古地名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知道，壮语地名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壮人喜用齐头式地名，与中原地区齐尾式的地名不同；二是壮人喜用倒装地名。如北方汉族地区有张村、李村这类地名，即所谓齐尾式；而广西壮语板就是村，板暮就是新村，板良就是黄村，都是齐头式，且为倒装地名。但古时候北方却也出现了一些齐头式，而且是倒装地名，如城濮、城父之类即是。在古代这些地方是否曾有过僮人的活动，很值得研究。近代学者李毓杰氏通过考证，就作出了有些“齐语与僮语同”的结论（见民国黄诚沅《上林县志》及徐松石《傣族僮族粤族考》）。更为奇异的是，西周初营造的成周（今河南洛阳），实际上也是倒装地名。“成”与“城”通，实际上应为“周成”或作“周城”。东汉何休解曰：“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见《水经·谷水注》引《公羊传》何休注）完全是牵强附会，为之曲解。
一个地方的名称因何而来，往往关乎这地方的民族、历史，风物、掌故。我国历来就有注重释名的传统，这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对地名的解释当然大部分是可信的，但也有的不准确、不可信。特别是与古代少数民族语有关的地名，有不少可以说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故“参校方俗，考合古今”，对历史、文化多方查证，写成此文，希望得到全国地名学界的朋友、特别是阆中学者及关心阆中地名的各界人士的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