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强”字，我们很容易想起重量级拳手在拳台上击倒对手的威猛雄姿，那重如铁、猛如炮的一记记重拳，仿佛电闪雷鸣，狮子扑兽般让对手退缩一角，倒伏在地。看到这种比赛镜头，我们一方面为强者之勇而折服，另一方面又为弱者之怯而惋惜。这就叫较量。在人生的许多场合，强者与弱者的对话常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有一点，大家必须明白，这绝非是在演戏，而是在竞争。
曾国藩最主要的性格就是他身上那股倔强之劲，在强手面前，他绝不示弱半步，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去与对手较量高低。他的名言“好汉打脱牙，要和血吞”，就是他挺身立世的精神闪现，是他活着的一根筋。每个想让自己成为强者的人，不能光做“我一定要强大起来”的白日梦，而是要像曾国藩那样在实战中去磨砺自己，让自己的身子骨成为一块钢板。
（一）强身性格：
一天一天让自己壮大起来遇到困难，不低头，不趴下
性格影响和决定命运。每个人的性格对成就自己一生的事业都是相当重要的，性格坚强者，会无所畏惧地去做艰难之事；胆怯者只能一步一步避开困难，让自己畏缩在“鸟语花香”之中。这些性格的差异，直接导致成功或失败。对于曾国藩来说，他的性格属于前者，遇到困难，不低头，不趴下，能够挺身而起，故成为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提到“挺”字，是求强性格的代名词。所谓“挺”，就是遇到逆境，遇到困难，不低头，不趴下，而是挺直腰杆，一定要赢得局面。这种求强的性格在曾国藩身上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曾国藩在谈到“人须有自立自强和‘挺’字精神”的性格时，说：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晚年的曾国藩和他的得意弟子李鸿章有一段对话，再次谈到了世事胜负要靠坚挺性格的秘诀：
“恩师，你看门生最大的不足在哪里？”
李鸿章突然心智大开，冷不防向曾国藩提出这个问题。凭他多年与老师相处的经验，知道用这种突然发问的方式，往往可以得到老师心中最直率的真言。果然奏效，曾国藩随口答道：“你的不足在欠容忍。我一生无他长处，就在这点上比你强。还是在京师时，邵蕙西便看出来了，他说我死后当谥文韧公。虽是一句笑话，却真说到了点子上。我那年给你讲的挺经的第一条，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李鸿章连声答。那年曾国藩说的两个乡下人在田塍上互不相让的故事，给他极深的印象。他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很长一段时间，也体味出了这个小故事中所包含着的许多内容，但他把握不准老师本人的意思。“恩师，门生和其他幕僚争执时都猜不透那个故事中的含义，您启发我们一下吧！”
望着李鸿章这副虔诚的样子，曾国藩笑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含义，一桩乡下时常可以看到的小事罢了。都是两个犟人，在那里挺着，看哪个挺得久，不能坚持下去的人就自然输了。但表面上输了，他的目标并没有放弃，而是达到了。就此而言，挺是形式、是骨髓，屈是方法，是技巧。二者虽有不同妙用，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年轻时就喜欢与逆境对着干，现在老了，不这么做了，也就无任何业绩了。所以提醒你注意，世间事谁胜谁负，有时就看能挺不能挺。”
曾国藩的一生确实深得“挺”字诀，多少次打脱牙和血吞，都是这种求强性格的反映。人生的意义正在于由弱而强，你缺乏求强的性格，又怎么能够实现这种意义呢？说到底，你不强大，没有人能帮你强大。希望你能有求强的性格，在任何时候都不被困难打倒！
立下大志，赢定人生胜局
什么样的性格，才能决定成大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立志开始说起。立志是一个人对人生执着的追求，也是一种渴望，更是一种争取人生有所为的性格反映。缺乏立志性格的人，做的一定是小事，甚至连小事都做不好。曾国藩一生恢宏，气势冲天。但这是他人生的结果，而不是过程。过程是什么？就是为他的人生目标而付出的具体行动，即立下大志，赢定人生胜局。曾国藩的这种性格从何而来呢？
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这样一个关于性格的道理：凡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益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早年的曾国藩，在他还没有获取成功的时候，就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木从金钟。”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正是这种高远的性格，才使曾国藩一步一步地走出深山，变成一个“震断九州无凡乡”的“孤凤”。
他还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正是本着这种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必须有三种立志性格：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所谓的“中兴名臣”。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历史上的榜样人物。咸丰九年，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着作家、文学家进行重新估计，共得32人（实际上是33人），做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象，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
对此，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目标，一个人的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会是盲目之举、徒劳之举。
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原理，有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鸣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一个人只有自己树立了远大性格并为之笃行践履，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不流于俗的人，或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
从个人的角度看，人能否有立志的性格，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狂妄自大的人，不会比一个性格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有更大的成功几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
提到“性格高远”一词，意味着赢定局面，意味着大功告成。这是大多数人的一种理想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刺激下，人生就有盼头，就有希望。曾国藩的一生之所以能赢定胜局，是因为他知道“出类拔萃，不流于俗”是人生的最大目标，也就是说他能站在高处看人生，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段，达到赢定胜局的目的。回过头来看，一个人的立志性格往往是成功的开端。
做好准备，随时超越别人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凡人最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具备获取成功性格的能力！要想不成为凡人，必须立志不流于俗，期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达到获取成功性格的目的才行。曾国藩逐步高升，就是立志不流于俗，随时准备超越别人。
孟子曾经说：“自己损害自己的，不要和他交谈；自己放弃自己的，不能和他交往。”说话无礼不讲道义，这就是所说的“自暴”，做事不仁不义，这就是所说的“自弃”。才质笨拙的人，自己安心于笨拙，不思进取，所以说自暴自弃的人，不值得和他谈论事理。如果不甘心笨拙，爱好学习而且努力施行，期望能达到知识广博的境界，那么“我想要仁，就达到‘仁’了”，又怎么会有志向而事情不成功呢？曾国藩把立志说成是改变气质的金丹良药，而梁启超也说他“一生最为可贵的是立志不流于俗人”。这正是说他得到了根本。
曾国藩在谈及自己能够有一点作为的原因时也说：真正的君子圣人的做法，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倡导天下。世道之所以变乱，因为从上到下充满了各种坏的欲望，奸人和伪君子互相欺诈、互相争斗，为了得到自己的安适享乐，而给别人带来危害，他们害怕灾难，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根丝一粒米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慷慨地捐献财物和献出生命，就像远游的人回到乡里一样无所顾忌，无所保留。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哎呀！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忠诚”也就是一种脱于流俗的高雅之志。
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是他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起义军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起义军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各种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地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扶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中的人。“这里的”宏毅其实就是不流于俗的志向。
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中认为，曾国藩品德、事业、学问上的成就所以光辉千古，就在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他说：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养和事业学问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可以称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妇人小孩也钦佩他。他是如何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呢？我拜读过他遗留下的集子，反复研读，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从他品性的强毅、谦谨而来。正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独来独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虽然碰到人世间比较艰苦的境地，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的人怀有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虚妄的人必然不可自信，这一点古人确实说得不错。正是因为他谦虚谨慎，所以总认为事情没有止尽，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决不敢有所怠慢。处理公务、事业，惟恐有所疏忽。因为事情变化莫测，推断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经常思考并且广泛地征求他人意见；又因为国家公务千头万绪，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难以胜任，所以举荐贤能共同图议。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确实所说日就月将，有本有源。龙梦荪所举的强毅谦谨，薛福成所说的宏毅，虽然二者措辞略有不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相差不多。只不过薛福成是单就事业功绩来说的，龙梦荪兼谈了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功业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面又有不同。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自然是因为禀性倔强，不愿自甘于颓废消沉；也是因为天资淳朴，不敢妄自尊大。曾国藩说自己事业有成，是因为拙朴诚实。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目的地去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事业上取得的功绩又未尝不与其立志不流于俗人及其坚韧的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凡实施一项谋略，办一件事情，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世人的议论。从前建立海军，首先提议的是江忠源、安庆之围一事，提议的是胡林翼。在那以后，我办理海军，第一次败在靖江，第二次败在湖口，将士们都愿意放弃水战而去陆战，坚忍维持之后再求振发；安庆没有合围的时候，祁门、黄德那里也危急，大家建议撤安庆之围，救援那两处，坚忍力争之后才改变大家的意见。孤军合围金陵这一百里之城时，大家的议论都是唯恐重蹈和春、张国梁的覆辙，反对这一做法，唯有本人不以为然，其后坚忍支撑，终于用挖地道的战术取得了成功。
曾国藩兄弟对围攻天京意见不一，湘军内部也为此争执。扩而大之，清廷对此也有不同策略。开始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提出一个以追击李秀成军队为名，全面撤出雨花台，重新确定进攻方略的计划：此大局所关，一年二年之军势，不可不早为定计，若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援贼不来，则终日清闲，全无一事；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无，一蚁溃堤。此等最险之招，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望弟早早定计。贼不解围，则忍心坚守；贼若解围，则以追为退，不着痕迹。行兵最要机局生少，弟在右安、安庆，机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则更呆矣。
尽管曾国藩苦口婆心，尽剖利弊，但曾国荃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从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曾国藩不断劝说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轻兵”、“呆兵”、“重兵”来说服其撤兵。
弟在军已久，阅事颇多，以后宜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风电驰电击，轻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半轻半重，亦有更战互体之时。望弟力变大计，以金陵、金柱为呆兵、重兵，而以进剿东坝、二溧为活兵，庶有乎！
曾国荃依然固执己见，杨载福也觉得不应就此撤兵。曾国藩写信与左宗棠商量，左认为曾国荃兵虽不能野战，但“亦不以退兵之说为然”。然而，周围的人却都认为曾国荃轻兵冒进，是不自量力，“众人藐视沅甫非能力之人”。纷纷建议曾国藩强令将兵撤回，另谋他法。这就使得曾国藩左右为难，了无定计。最终促使曾国藩同意曾国荃不从天京撤军，继续攻坚的是曾国藩经亲自考察后确信曾国荃能为才做出的。
只有受到伟大目标的激励，只有执着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你才能在世界上做出一番了不起的成就。成就的大小与成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你的进取心和决断力。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为这两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就一定要努力培养这方面的品质，否则会一事无成。没有哪一个有成就的人不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达到目标的。一旦进取心消退了，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一旦动力消失了，我们就会随波逐流。
一个年轻人不是向上看，走上坡路，就是向下看，走下坡路。如果缺乏向上的精神，就一定会堕落。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力越差，就越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品质以提升自己。如果你只有一项才能可以用来谋生，你就应该比拥有十项才能的人更加努力，更加充分地利用这种唯一的才能，这样才能阻止自己示弱性格的发生！
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生平台
心态分两种，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积极心态能发挥潜能，能吸引财富、成大事、快乐和健康；消极心态则排斥这些东西，夺走生活中的一切，使人终生陷在谷底，即使爬到了巅峰，也会被它拖下来。
曾国藩的《杂着》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积极的心态作为基础。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许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积极的心态基础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荡，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生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持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险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人们当然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两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影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6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湘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
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就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赴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
凡是获取成功性格的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能站在高处，打量周围，把一切控制于手中。曾国藩能够有一种把场面做大的思想，知道要想获取成功性格，必须要有大手笔。
不要空呐喊，而要亲自干
想法太多，就会堕入空想，这是造成一个人事业大起大落的缺点。这种人想做的事太多，结果反而一事无成。其结果还是由于自己的性格弱点所致。
这种弱点经常在喜欢冒险的人身上发现，这些冒险者发达起来时，简直就像希腊点石成金的米达斯，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他们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会一直飞黄腾达下去。而问题却往往出在当他们垮下去的时候。
这些人的基本问题是，目标太分散以致无法集中目标。
这个世界总是为那些有目的的人准备着路径的。如果一个人有目标、有对象，晓得他自己是向着何处前进，那么，他就比那些游荡不定、不知所从的人来得更有成就。没有对象，就不能有迅速的进步。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往何处去，你便不会达到什么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有害。
在遭遇挫败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切似乎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仿佛被钉死在上面了。我们会一直思考，又不时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们有行动能力之前，必须先回顾过去并且了解它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学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对自己诚实。除非我们解答出何以失败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把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只有用分析家冷静的眼光，而不是情绪化的埋怨责备，才能把我们从失败的性格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失败？原因有一大箩筐，它无疑比我们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败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难免，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才是了不起的事。
聪明的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堕入空想。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去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出面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二）挺立性格：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自信与豪迈是成功的砝码
皮鲁克斯在《希望你的性格中多一些远见》一书说：“成功的性格必须首先克服短见和盲目两大弱点，因为它们均因缺乏自信而形成。”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总要面临挫折。这就要求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克服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见，要有长远的眼光，自己给自己定好位。这是保证得到成功性格的必备事项。
一个人如果对于自身的能力缺乏自信，即使其中掺有谦虚的成分，也无法使自己获得真正的成功性格，更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健全的自信往往是导致成功的关键。梦想是人类的特权和天性，成功者会展开梦想的翅膀，立定目标飞向诱人的未来，追求人生的成功性格。人们对梦想总是持一种鄙夷的、不屑的看法，但实际上每个人，从童年直到老年，谁也无法摆脱梦想的纠缠。应该讲，这是一种良好的性格。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如同小鹰一般，曾拥有过翱翔天际，悠游自在的壮阔梦想。有趣的是，这些伟大的梦想，往往也就在周围亲友的一句句“别傻了”、“不可能”声中，逐渐萎缩，甚至破灭。其中，这种破灭还与你性格中的弱点有直接联系，即你因别人而放弃远见，可能开始充满短见，贪图小利了。
怎样才能获得一种没有短见却又自信的成功性格呢？想象一下你的问题的答案，想象你正爬越心中的山脉，想象你正冲过终点。表面上，这些设想好象很不实在，但却往往能增加你的耐力，使你百折不挠，继续向理想迈进。
一个成功者的性格应该如此：莫让我们的梦想因别人的几句冷言冷语而熄灭。安于现状，只会使你丧失获得更卓越成就的能量。只要你的眼光看得够远，就一定能真正飞起来。
所以，你的性格中应该融入自己的主见，自信能在将来有所作为，才能放弃小恩小惠。否则，你成不了大事，这都是因为你的性格弱点制约了你！
一个人的成功表面看来少不了众人相助、英雄援手，以及势、位等场面。这固然是“硬件”，但更重要的是成功者本身的“软件”也要过硬。曾国藩用“真龙必有云，真虎必有风”形象地说明了人的品格及真本事对成功的影响。在古代，“平天下”是一个人成就最大的标志；在现代，“大富豪”则成为最成功的证明。
自信与豪迈是成功的砝码。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很多时候表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
曾国藩21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23岁考取秀才，24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赴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国藩在功名仕途上的进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强的意志上的。他还坚信“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
他在一首奋发图强诗中写道：滥觞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丈渊。
从古精诚能破石，薰天事业不贪钱。
腐儒封拜称诗伯，上策屯耕在砚田。
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这首诗也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看到此，我们对曾国藩后来的大作为似乎就不应感到偶然了。
当然，志向自信与豪迈不能流于真正的狂放，他还需要以那种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干劲去实践它。所以，曾国藩说：“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
一个人能不能管好自己有这样两点：一是有无坚强意志，二是有无撒手不管的行动。一个不能管好自己的人，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大事，更谈不上获取成功性格。曾国藩在此时可能不会获取成功性格，但在彼时一定能获取成功性格。因为他能管好自己，不乱方寸。
放远眼光，图谋天下事
信命是很多人的性格之一，这种人往往将成功归功于运气，确实人生充满机会，成功者能识别它，牢牢地把握它。因此，假如在你的性格中能与命运挑战，就证明你是强者！
我们相信人生中充满机会，但我们往往不懂得把握。我们归功于运气的成就，有许多其实与运气完全无关，应归功于当机立断、敢作敢为，见人之未见，坚持不懈。
成功不仅仅靠着努力得来，事实上，另外还有三项重要因素：
第一改变自己的性格，第二是了解成功的规则，第三是掌握机会。
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已经体会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行动，都似乎寸步难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并未得到重大的反响。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仿行西法，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方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主张，多数难以实行。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弊，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能影响他的师友，见识都远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对大局的认识，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方面，他仍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清恭亲王奕等奏请以洋药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乱。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
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军，没有多大用处。他说：“轮船枪炮之所以被人重视，不过因为国人震于其少见，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罢了。”可是这事既创议于执政中枢的奕，又经皇帝批准期于必行，曾国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赞成购买。在同一奏折中，他认为只要买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后，招募一批聪明智巧的本国工匠，加以仿造，一两年之内，我们就可以与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并驾齐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军的平定，得力于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鸿章的淮军便是如此），而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并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广东战船那样容易，耗银千百万，费时数十年，终清之世，犹未达到能与列强相抗衡的水准。曾国藩料事，显然不尽透彻。
不过，曾国藩逐渐在改变。头一年，他还不以为购买船炮是当务之急，第二年，他却在安庆着手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了。有一次，他告诉幕僚们说：“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而目下最为急迫的手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曾国藩这一席话，大体上是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唯有“船坚炮利”而已，则未免仍是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华蘅芳、徐寿等居然造成了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的结果，曾国藩大表满意。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意料中的那么简单。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轮船。他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正当造船工作屡试屡败，万般焦急的时候，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几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但精通英语，具有丰富的西洋学识，难得的是他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亟思以其所学，为祖国效力。
于是华蘅芳等共向曾国藩进言，请求罗致容闳前来，认为由他主持设立机器厂，于造船制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帮助。曾国藩听了极为高兴，马上让最早与容闳相识的张世贵与李善兰，写信速邀容闳到安庆来。容闳来到安庆，和曾国藩见过两次面，曾国藩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立即委派他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曾国藩奏准赏给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6万8千两。足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约二丈八九尺（九米多），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
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车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强的脚底下了。
他计划照这艘船的式样，加以放大，并大规模制造。可是后来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上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作反复试验的经费；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后来安庆造船所并没有实施扩大制造的计划，连那艘已经造就的“黄鹄”号也不知所终。无疑地，这次造船最后证明仍是失败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沮丧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地，从失败的经验中，他更看清了中国制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企求容闳采购机器，早日回国，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获取生产轮船军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865），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在上海购得英人铁厂一座，其中设备，以造船机器为主，附带也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
对于学习西洋造船制器，李鸿章的热心，犹在老师曾国藩之上。得了这座铁厂之后，立即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将原先已经设立的两所军火局归并入内，扩大制造的范围和规模。曾国藩得到报告，很是高兴，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闳自美国采购回国的机器一百多种，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全数批交“江南制造总局”使用。虽然厂中有的是造船机器，但由于经费及技术的限制，起初只能从事枪炮军火的制造，结果成绩很好，产品与西洋不相上下，受到这一鼓舞，曾国藩、李鸿章于是决心更进一步，兼造轮船。
同治六年（1867）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一成约20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七月，第一艘局造轮船完工，费银8万两，载重300余吨，逆水时速70华里（19海里弱）、顺水时速120华里（31海里强）。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命名为“恬吉”号。于是向清廷奏报造船及试航经过。清廷至为兴奋，降谕对曾国藩嘉奖备至。这一艘船是将轮机露出水面的明轮，从第二号开始，便改造暗轮。轮机、汽炉、船身及船上一切配备，完全由中国员工按图制作，外国工匠仅处于咨询顾问的地位而已。这所造船厂直到民国时代，仍在中国海军的修造及维护舰艇工作上，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敢于去承担大风险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能成功，都是因为退缩的性格所致。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点：一个人如果认定了自己有能力做的事，就千万不要给自己留退路。否则你的性格中总会有退而求其次的因素，这一点将会对你造成致命的结果。
怎样来看待因缺乏自信而形成的退缩性格呢？畏缩生活、深陷于不安、无能感，甚至对自我能力持有怀疑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种类型性格的人对于自己是否具有担负责任的能力深感疑虑，他们也怀疑自己能否抓住有利机会。他们总认为事情不可能顺利进行，从而保持着忐忑不安的状态。此外，他们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心中想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往往退缩而求其次，只要拥有些许的成就便觉得心满意足。事实上，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们都是被这样的力量打败，并怀着不安的感觉在人生的路途上匍匐前行。严格说起来，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均没有必要遭受这种挫败。
一句话，退缩的性格，只能阻止你的前行，因为它会在你最需要前行的时候，给你一个满足的小港湾。当然，这是你性格的误区！
和平时代的人们，做事情的敢与不敢主要体现在有没有承担风险的勇气以及抗拒风险的能力，换句话说，敢不敢承担大的风险，往往这种敢并不直接威胁身家性命。而战争时代的敢则不一样了，他直接面对的是生死的抉择。曾国藩就是在关键时刻敢于行事的人。
曾国藩的勇敢与倔强，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勇敢与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军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
曾国藩在艰危的形势下敢于“誓死如归”。别人不怕的，他怕，别人都怕的，他却不怕，这往往是一种大智大勇。
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是一项与各种危险事件搏斗的过程，怕就怕在无力抗争。而曾国藩敢于在危境中，挑战自我，与对手较量，故他有了获取成功性格的基本素质。
靠求知丰富自己的大脑
“成事在人”，这是俗语，也是真理。一件事、一项事业，人是最根本的因素。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付出，就会有相应的成就回报你。如果以勤付出，回报你的，也必将是丰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事在勤”实不为过。所以，养成勤的习惯，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说都是必需的。
有人将人生比作一段旅程是因为人生的艰难曲折，人在旅途上，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游山玩水，他肩负着人生的使命，他要向前走，不停地走，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体味人生的意义，无怨无悔地走完人生之旅。旅途上的食粮是勤奋。没有它，一个人不可能在人生之路上走很远，即使能走远，也是碌碌无为的，走了很长的路，却依然两手空空。只有勤奋，才能走好人生的路，获得事业的辉煌。无论是做到的亦或是没有做到的事，勤奋都可以令你在生命里做到。圣贤不是天生的，都是勤奋造就的。
世上成功之事，缺了勤奋就会变得不易实现，如果有了勤奋，成功也就不会太难了。
“勤”字成大事，“惰”字误人生。曾国藩始终在“勤”字上下功夫，告诫自己莫要懒惰，故有获取成功性格之势。相反，有多少人惰性十足，岂能超过别人呢？凡懒惰者都是可怜虫！
学养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知识。曾国藩的学养乃天下公认。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研究程朱理学，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着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着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着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着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着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着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着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着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通过研读船山着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不开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运送近年所着《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所送其父着《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着《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挹《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曾氏求强性格之现代释用（一）
困境是压不垮强者的曾国藩一生求强，总是爆发出强大的性格品质，这说明他是一个敢于挑战自我的人，总是希望把自己的身子变成一块钢板。这样的人，必然是一位强者。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身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具有惧怕的性格的人只能被困境打败，这个道理不用多解释。人有毅力万事成，人无毅力万事崩，成功性格的全部秘诀只有8个字：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有所追求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打击，在逆境中，我们要培养出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神经，坚强的意志也只能在困境中练就。
困境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品质。如果一个人敢于直面困境，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他或迟或早，总会成功。如果一个人被困难吓倒，灰心丧气，无所作为，那么即使困境局面消除，他也不会走出失败的阴影。
成功人士都是不惧怕困境的。面对长期的困境，他们或默默耕耘，或摇旗呐喊。他们凭着一副熬不垮的神经，一腔无所畏惧的热血，振作精神，发奋苦干，以图早日突破困境的牢笼。
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科学家居里夫人曾说：“我们的生活都不容易，但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力！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要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么大，这种事情必须做到。”
是的，居里夫人的成功，除了她的天才以外，就在于她的恒心。
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从数吨废矿渣中提取0.12克氯化镭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在1994年夏季世界游泳比赛运动会上，美国奇人珍妮·汤普森带着严重臂伤获得两枚金牌。
消息传出，的确令人叹服。汤普森5月底摔断了左臂，6月初做了手术，共缝合了100多针，手臂用7枚钉子和钛板固定着。她手术后10天就重返泳坛训练。在两年以前，她打破了保持59年之久的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
她说本赛季的目标之一，就是打破世界纪录。最后，她虽没有打破她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但她毕竟获得了两枚金牌，她用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与其说她的成绩是速度的胜利，毋宁说是意志和恒心的胜利！
一种坚强的性格可以帮你渡过难关，一副坚韧的神经可以让你经受磨炼。成功之路从不平坦，在挫折中站起，在废墟中重建，只要心不死，志不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铮铮硬汉。
坚强的性格，是一切成就伟大事业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他们或许缺乏良好的品质，或许有各种弱点与缺陷，然而他们具备了坚韧的性格。这是所有成就伟大事业的人所绝不可缺少的涵养。劳苦不足以使他们灰心，困难不足以使他们丧志。
△曾氏求强性格之现代释用（二）
只要心中充满自信，就能成为强者曾国藩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他自信自己总是一天会成为真龙、真虎，所以他总是朝着这个目标奋进。这一点，令人敬佩。无数事实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能成功，都是因为退缩的性格所致。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点：一个人如果认定了自己有能力做的事，就千万不要给自己留退路。否则你的性格中总会有退而求其次的因素，这一点将会对你造成致命的打击。
“缺乏自信”一向是困扰人们性格的大问题，有项针对某大学选修心理学的学生所做的调查，其中有一道问题是个人最感困扰的事，调查结果显示，缺乏自信性格的人占75%的比例。
怎样来看待因缺乏自信而形成的退缩性格呢？畏缩生活、深陷于不安、无能感，甚至对自我能力持有怀疑的人，几乎随处可见。这种类型性格的人对于自己是否具有担负责任的能力深感疑虑，他们也怀疑自己能否抓住有利机会。他们总认为事情不可能顺利进行，从而保持着忐忑不安的状态。此外，他们也不相信自己可以拥有心中想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往往退缩而求其次，只要拥有些许的成就便觉心满意足。事实上，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是被这样的力量所打败，并怀着不安的感觉在人生的路途上匍匐前行。严格说起来，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均没有必要遭受这种挫败。
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功性格分析大师拿破仑·希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严寒得几乎要使人冻僵的早上，一位好友突然来到中西部某城镇的饭店找我。由于我将在离该地约莫三十五公里处作一场演讲，因此就请他陪同一道前往。我坐上他的车子，在易滑的路上朝着目的地驶去，他驾车的速度比我快些。于是我向他提议：“时间还相当充裕，你可以慢慢开，不用赶时间！”
“你不必担心我的驾驶技术。”他如此回答着，并继续说道，“在以前，我的心里经常充满着各种不安感，但现在已经完全克服了。过去，我什么事都怕——害怕开车上路、害怕搭飞机，甚至当家人外出未归之前，我也会处于恐惧之中。”
“此外，每当自己外出时，总会觉得似乎将要发生什么不测，心中极为不安。受到这种感觉的严密包围，而使得生活黯然失色。事实上，我存有相当严重的自卑感，并缺乏自信，这种心态也反映在我的工作上，于是工作总是进行得不顺利。不过，现在我已经想出将这种不安感从我心中彻底驱逐的妙方了。现在的我，不论面临任何事，都能自主地掌握与安排。至于‘妙计’是什么呢？他用手指着固定在仪表板上的两处夹子，然后把手伸入胸前的口袋，拿出一叠小卡片。他很快地从其中选出一张，再把它用夹子夹妥。那张卡片上这样写着：‘只要心中充满自信，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接着他把那张卡片抽开，用一只手平衡地操控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则以熟练的技巧将卡片放进叠里，再抽出另一张卡片，并同样地用夹子夹好。这张卡片上则如此写着：‘有了上天的帮助，谁能抵挡我们呢？’”
“我经常到各地巡回推销。”他接着对我说，“我整天拜访客户，并且常开着车到各地方。而人在开车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思想着各种事情，如果想法一旦消极的话，当天的行动与表现自然也会显得消极。在从前，我即使开着车子到各处拜访客户，但实际上我的脑中却充满着不安和失败感。而这种情形正是导致我的销售业绩每况愈下的原因。但是，现今我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了。自从我开始在开车时使用这些卡片，并设法把上面的字句记诵下来之后，我脑中的想法便奇妙地发生了转变。那些过去经常困扰我的不安、挫败的感觉和性格因素已经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信仰与勇气的性格。这个方法改变了我，也帮助我在工作上的表现。”他并强调，“过去，我可以说是不情愿去从事客户的拜访与推销工作，因此想要有所收获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这是我性格的最大弱点，当然也会阻止我的成功。”
一句话，退缩的性格，只能阻止你的前行，因为它会在你最需要前行的时候，给你一个满足的小港湾。当然，这是你性格的误区。你要想成为强者，必须对自己充满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