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智慧上应当是明豁的，道德上应该是清白的，身体上应该是洁净的。——契诃夫契诃夫探索与革新创作一流的作品
1885年12月，莱金用自己的钱邀请契诃夫去圣彼得堡住两周，契诃夫还从来没有到过京城，因此高兴极了，于10日乘火车前往雾城圣彼得堡。
在圣彼得堡，契诃夫还结识了新闻界巨头、当时最大一家日报《新时报》的创始人兼社长阿列克西斯·苏沃林。他早就读过契诃夫的作品，因此一见面就主动邀请契诃夫同他的报纸合作，并允诺稿酬为每行字12戈比。
而且令契诃夫更感到高兴的是，《新时报》不像《花絮》有那么多限制，不但欢迎长稿也不限制稿件内容一定要幽默有趣。他回到莫斯科不久就给《新时报》寄去了他的新作《追思》。作品很快就在1886年2月15日发表了。
从此，契诃夫开始展露出另一端发展的现象，大半都是探讨人类的不幸，对于一个习惯于创作幽默作品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转变。
而且，契诃夫的小说范围更广了，人物的刻画也更为深沉。他的作品渐渐地受到圣彼得堡读者的注意。
契诃夫在诊治病人之余，即使有些闲暇时间，也很难集中精力写作。因为他的楼上是一家餐馆，那里不是举行婚礼宴请，就是大摆各类筵席，整天处在喧嚣之中。
写作条件不好也不能停笔，因为他不能辜负苏沃林对他的垂爱，尤其是作家葛里高乐维奇对他的评价，更使他信心百倍。
那是一天下午，契诃夫收到了作家葛里高乐维奇给他写的一封信。葛里高乐维奇虽然在国外名声并不很响，但在本国内却是一位颇受人尊重的老作家，他是19世纪40年代末“自然主义”的拓荒者，这时已经65岁了，好几年来都没再写什么东西。但在当年，他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以及一些作家写些宣传“博爱”的作品，因此也被认为后来发展成俄国写实主义运动中的几个先驱之一。
信中称赞他为“具有真正天才”。看到信的末尾葛里高乐维奇的签名，契诃夫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道自己竟有这么了不起之处，承受如此的恭维。
契诃夫也充满感激之情，给老作家回了一封信，从此，他们就书信不断，契诃夫非常珍惜老作家对他的鼓励。
于是，在这些喧嚣的夜晚，契诃夫伏在桌子上，两手支着头发蓬乱的头，一双清澈深邃的眼睛，透过无腿夹鼻眼镜的镜片，镇静地盯着昏暗的墙壁，苦苦构思。
1886年，契诃夫又发表了一篇与《哀伤》类似的悲剧小说《苦恼》，他的悲剧因素明显地增加了，从讽刺幽默中逐渐转向深沉，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成为了他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苦恼》中，年老的约纳驾着马车在风雪中的圣彼得堡拉客，他刚刚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儿子，急于找人倾诉自己的悲伤。但是，客人不是因急于赶路而不加理睬，就是因为他不留心拉车而叱骂他。在他们看来，自己要赶路显然比车夫死了儿子更为重要，况且，拉车的老头与自己有什么相干？“凭什么”要同情他？正是这种“凭什么”的心理使人们相互隔阂起来，失去了最起码的同情心。
在小说的结尾，老约纳无奈地抱着拉车的瘦马倾诉了好一阵子：“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比方说，这个小驹子去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不但陌生人之间是相互隔阂的，甚至亲人之间也缺少交流。
《苦恼》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但这时，契诃夫虽然在苏沃林的再三鼓励下，仍然没有信心用自己的真名，而是依然用了“契洪特”的署名。他自己说：医学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文学则是一种游戏，因此在同一时候从事这两项工作，应该使用不同的名字。
托尔斯泰认为《苦恼》是契诃夫当时的第一流作品。“这部作品显示了年轻作家对社会生活有了比以前深刻得多的认识。”
契诃夫对于约纳的苦恼，没有平铺直叙，也没有刻意渲染，而只是把它放在主人公与周围人的接触过程中来表现。约纳满腔苦水，想向人倾吐，而和他接触的人，却没有一个给他以倾吐的机会。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欲诉不得的过程中，约纳的双重苦恼——失去儿子的痛苦和无人可诉说的痛苦，逐渐地被揭示了出来。而且揭示得层层深入，丝丝入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契诃夫在《苦恼》中，轻描淡写地勾画出两个世界、两种生活：有钱人吃喝玩乐，穷苦人则哭泣悲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一年，契诃夫同样以“契洪特”署名发表了另一篇杰作——短篇小说《万卡》。
《万卡》这篇短篇小说，既没有复杂多变的情节，也没有光彩照人的文学形象。作品通过描写主人公万卡的不幸遭遇，深刻暴露了沙皇时期童工的悲惨生活。契诃夫用沉静细腻的笔调把主人公万卡这个人物推至读者面前，即使是有可挖掘的幽默之处，比如小说结尾写错地址的细节，也写得暗含心酸，发人深思。
在《万卡》中，作者含蓄地塑造了受剥削受压迫的童工万卡的形象，那是真实的描写，不是作者本身的评论。
通过契诃夫的客观描写，读者可以看到“一双冷静地探索人类灵魂和社会本质的艺术家明澈的眼睛”，可以体会出作者巧妙隐藏在客观叙述中的爱憎情感。
以给爷爷写信为主体，构成了《万卡》这篇短篇小说的基本线索。在给爷爷的信中，万卡写道：亲爱的爷爷，我在给你写信。我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人是我的亲人了。
契诃夫借万卡之口，点明小主人公无依无靠的孤苦处境。9岁的万卡做学徒仅仅是3个月的光景，但这短短的3个月给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灾难呢？看看万卡的乞求吧：
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吧！我再也受不了啦，不然我就要死了。
只有3个月，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就发出这样的哀告，足见其受压迫之深。这充满童稚的乞求，带给读者的心灵震颤竟远远大于对黑暗的童工制度的批判嘲讽。
在描写万卡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时，契诃夫更加小心谨慎地让万卡自己在信中说明，而不添一丝一毫的评语感叹：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院子里拿皮带抽了我一顿。
挨毒打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万卡在摇老板的小娃娃时，一不小心睡着了，一个小小的疏忽竟然招致一顿暴打；老板的孩子睡在摇篮里，而又困又累的万卡却连眼也不能合一下。朴素的陈述中蕴涵着作者极大的愤怒，这种用事实说话的手法贯穿于短篇小说《万卡》的始终，使其具有巨大的艺术震撼力，谁能不为万卡的不幸而伤心流泪呢？
独特的角度，从童工的眼中来看世界，来看冷酷的社会。《万卡》篇幅很短，却把一个受尽苦难的童工万卡刻画得栩栩如生。
契诃夫曾经说过：
写短篇小说不应该有过多的人物，以免把笔墨摊开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从而破坏了文学的凝聚力和感染力。
在短篇小说《万卡》中，主要人物有3个，那就是万卡、鞋店老板和爷爷。出场的只有万卡一个人，作为反面人物的鞋店老板虽然一直没有露面，在小说中若隐若现，却给万卡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爷爷是伴随着快乐的童年记忆并且象征着脱离苦海的希望，出现在万卡的回忆和憧憬中的，这样处理之后，爷爷和鞋店老板就构成了一明一暗的两道布景，万卡则被推到读者面前，展现他的快乐，他的悲伤。只用3个人物，就把一部短篇小说拉开了层次距离，这正是《万卡》这篇短篇小说独特角度、精湛技巧的艺术融会。
万卡单调的写信，可在小说里却是鲜活活的人物，这有赖于作品的艺术魅力。契诃夫的《万卡》，独特的角度，精湛的技巧，绝妙地体现在从外部动作和内部蕴涵两方面来刻画万卡的心理。
万卡的外部动作多是带有悲伤或恐惧色彩的，只有在写信后才显得欢快起来。万卡在写信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头看门口和窗户，还斜眼看了一下那个乌黑的神像”。他没法摆脱这种神像给他心灵带来的阴影，鞋楦头就更可怕了，它不仅象征着堆积如山的工作，还常常带给他以毒打。
写信的间隙中，万卡小小的心灵中充满惆怅和悲伤，“玻璃窗上映出他和蜡烛的影子”，这句描写将黑暗中孤独孩子伴着孤灯写信这幅令人心酸的图画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万卡向爷爷发出求救的哀告后，陷入极度的悲伤中。他终于忍不住，“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万卡这种悲伤与写完信后的欢快判若两人：
他想到写信的时候居然没人来打扰，觉得很痛快，就戴上帽子，顾不得披羊皮袄，只穿着衬衫，跑到街上去了。
写完信后连衣服也顾不得穿就去邮信，可见他希望获救的心多么迫切，而他愉快的心情建立在这封求救信上，仿佛信一写完他的苦日子也就到了头，这天真的想法非常符合儿童的心理，却使读者更添悲伤。
《万卡》的结局，似乎是小说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实则更具不朽的魅力，有两点耐人寻味。
首先，信的地址是“寄乡下祖父收”，读者不禁痛心，这个连信都写不明白的孩子，怎么能摆脱悲惨的命运呢？因为寄托了他全部希望的信永远寄不到爷爷的手里。
其次，万卡在邮完信后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一个炉灶，炉台上坐着祖父，耷拉着一双光脚，对厨娘们念信。泥鳅绕着炉子走来走去，摇着尾巴……”这梦，是痛苦惨然的暗示。
万卡的梦只能是儿童玫瑰色的梦，血淋淋的现实仍在老地方等着他。这既给读者心灵以震颤，也给万卡的惨淡人生添上了悲剧的色彩。
到这个时候，契诃夫对他的写作前景充满了希望：
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将来，我现在只有26岁。虽然岁月不等人，我相信我会有所成就的。
震惊文坛的《草原》
1886年以后，契诃夫的作品不断地在著名的《新时代》发表，同时，在葛里高乐维奇、苏沃林以及普列谢耶夫等文学大师的关注下，契诃夫的名声很快就传遍四方了。
秋天，契诃夫一家人从巴勃基诺出来之后，又搬到了库德林花园街的一幢小楼房里，这套房子虽然房租贵得吓人，但是各个房间设计合理，又靠近市中心，而且环境优美，所以大家也很满意。契诃夫还给这幢楼房起了个名字叫“五斗橱”。
晚上总有兄妹们的朋友来聚会，尼古拉弹钢琴，然后大合唱，接着是一片欢声笑语。每逢重大节日，家里就会格外热闹，尤其是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
有一天，老作家葛里高乐维奇从圣彼得堡来到莫斯科，晚上去探望契诃夫。契诃夫在楼下的书房里与这位慈父般温暖的老前辈热烈拥抱。
正巧，楼上的客厅里聚集着一大群年轻人，包括契诃夫的兄弟、同学以及妹妹的女友们。笑声、音乐声、说笑声响成一片。
葛里高乐维奇一边与契诃夫交谈，一边不时向楼上张望。后来他干脆上到楼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年轻人的嬉戏中去了。事后老人感叹道：“你们哪儿知道，契诃夫闹成什么样子！那才是真正的狂欢节！”
列维坦、柯罗连科、格鲁津斯基、谢格洛夫更是“五斗橱”的常客。契诃夫非常敬佩柯罗连科，与他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柯罗连科蓄着大胡子，从大学时代就接近革命人士，阅读禁书，后来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被驱逐出莫斯科。1880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他又第三次被逮捕并放逐。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死后，柯罗连科拒绝以政治犯的身份向沙皇做效忠宣誓。因此又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但他在多次的苦难折磨中，始终以强者的姿态，写下了大量小说。1885年获释后，警察仍然密切监视他。
契诃夫不但喜欢柯罗连科的作品，更敬重他的为人，他曾表示：“柯罗连科是个很好的人，不但跟这个汉子并排走是一件快活的事，就是跟在他后面走也是一件快活的事。”
由于这些优秀人物的光临，“五斗橱”四壁增辉。
但是，契诃夫毕竟还要赡养一个大家庭呀，虽然他也非常愿意与朋友们一块玩耍，但在刊物催稿的情况下，只好抽时间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工作。
一次，柯罗连科询问契诃夫的写作情况：“在这种门庭若市的情况下，你是怎么编故事的呢？”
契诃夫随手拿一个烟灰缸放到柯罗连科面前，说：“明天，它就是个故事！题目就叫：烟灰缸。”
令契诃夫欣慰的是，大哥亚历山大从麻木不仁中走出来了，变成了一个明理的人。契诃夫替他在《新时代》找了个记者兼校对的工作，因此他住到圣彼得堡去了。
亚历山大也成了弟弟在首都的代理人。经常到报社索取弟弟的稿酬，替契诃夫向出版社和同事转递信件，同时注意契诃夫著作的销售情况。
1887年3月初，契诃夫得知大哥染上了伤寒病，于是立即动身前往圣彼得堡。到达那时，却发现亚历山大身体很好。他对弟弟说：“我最近情绪不好，心里很害怕，于是就给你发了电报。”
恰巧，亚历山大的妻子却真的染上了伤寒，契诃夫竭尽全力帮助治疗，终于使她恢复了健康。
在这次逗留中，苏沃林提出将出版一部契诃夫的小说选集，并付给他预支稿费300卢布。
契诃夫欣喜地带着这笔意外的收入，不顾感冒返回莫斯科，赶紧处理日常事务，匆忙写了《伤寒》、《生活的烦恼》、《迷》等几篇小说，并立刻寄给了苏沃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怀着幸福的心情，只身一人返回了故乡塔干罗格。
离开故乡8年了，然而，这次塔干罗格的一切都使他感到不快和烦恼。已经习惯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繁华大城市的生活了，契诃夫感到这里空气污浊，这里的人们行动迟缓，人们似乎停留在另一世界里。
他问自己：“我为什么魂牵梦萦地回到这里来，我为什么要长途跋涉回到这里来？”
在返回莫斯科之前，契诃夫一定再去看一看故乡的草原，看一看哺育他成长的大自然。契诃夫是在草原上长大的，但是从中学之后，他就与草原分别了。
那广阔无垠的旷野，那带着花草香气的阵阵熏风。他躺在一望无际的天穹之下，看着空中翱翔的鸟儿，盘旋的苍鹰。
见到这些自由的精灵，契诃夫又高兴又伤感，作为人，他的灵魂可以在天空翱翔，但身体却无法腾飞。
啊！大草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迷人的草原风光让契诃夫展开了遐想的翅膀：童年时期，母亲曾给他讲述过，年轻时穿越森林、横跨草原去寻找外祖父的坟墓的情景；暑假的时候，曾经到祖父的庄园上去游玩，在那里的顿涅茨草原上疯闹；多年之后，我再次回到故乡，回到草原，却物是人非。
这时的契诃夫，正在思索一种艺术上的革新，他很想写一些诗情浓郁的作品，尝试运用更加广阔的中篇小说的样式进行创作。
柯罗连科曾一再鼓励他写中篇，契诃夫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把童年时代最宝贵的印象与这次重返故乡作为素材，创作一部中篇小说，写一篇题材截然不同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将是“一部草原百科全书”，作品的题目就叫《草原》。
《草原》本身并无复杂的结构，全文自始至终由“旅行”牢牢占据着，由一个9岁孩子的视觉和心理记录牢牢控制着……它不是用矛盾，不是借外部人物事件的冲突来建立故事，而是借巨大的景色美和人的生存企求之间的对比、落差以呈现小说主题。作为生命容器的大自然是如此令人迷恋、陶醉，而这美丽器皿中盛放的竟是无数艰辛、酸楚、命运的粗暴。
在《草原》中，几乎没有任何人物间的对立，表面上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命运的挣扎感、无力感、被掠夺感、控诉感、悲怆感，却像无处不在的阴雨和空气一样低低地笼罩着草原和草原上的流浪汉们，让人疼痛，让人凄然和震颤。
刚开始的时候，契诃夫感到，要叙述一个大草原的千姿百态而不让自己和读者生厌，实在不容易。故事没有任何情节，这就更难办了。随着写作的进展，契诃夫又恢复了信心。他承认，他写作《草原》，就像“一个美食家品尝一只山鹬”，津津有味而又不慌不忙。他写信告诉普列谢耶夫说：在写作时，我仿佛觉得周围散发着夏日草原的气味。
契诃夫的《草原》，笼罩着一股巨大而不朽的宗教苦难气息和命运神秘氛围。假如这苦难得不到足够的舒展和充盈，那它就始终是混浊、磐重沉闷的，只能像顽石一样造成压抑，而不会诞生美。
契诃夫的成就即在于赋添了这苦难以饱满的亮度和梦幻色彩，忧郁黑夜里突然奇迹地有了歌声，有了橘红的神明的篝火。严肃中分泌出了微笑，荆丛中爆绽出花朵。这亮度源自几个人物的出现，他们代表着恶劣命运中的另类，表现着苦难世界上的另一种活法，正是他们的莅临，给草原和主人公吹来了一股心灵惊喜和暖流。
草原充满诗意的景致与童话般富于变幻的生活场景的描绘，表明作者不仅对生活诗意具有敏锐的感受力，而且对祖国未来命运充满了自信心。另一方面，那酷暑下沉闷的草原，无疑又成了令人窒息的俄国社会生活的象征。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契诃夫就写完了草原的故事，他立即把它寄给了普列谢耶夫主持的《北方通讯》，并请他毫不客气地发表意见。
5天后，契诃夫收到了普列谢耶夫的来信，信中对《草原》赞不绝口：
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你的中篇小说。一开始阅读我就爱不释手了，柯罗连科的看法也和我一样。作品非常出色，妙笔生花，诗意盎然，而又具有深刻的意义。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
《草原》会打开我们同代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有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美的宝藏，始终还没人碰过，因而对俄罗斯作家来说路子是不窄的。
你极有前途，有非常光明的前途。加尔申为之倾倒，波勃雷金对您五体投地，认为您是现时小说家中天分最高的一个。
普列谢耶夫信中提到的加尔申，是一位极有天才的青年作家，擅长写短篇小说，代表作《小红花》享誉文坛。加尔申与契诃夫是相识不久的青年朋友，但两个人一见如故，感情甚笃。
《草原》在《北方通讯》3月号上发表后，读者及评论界立即作出了极其热情的反应，引起强烈轰动。
《新时代》评论家布列宁说：
他新发表的《草原》，是足以同俄罗斯艺术的杰出成就相媲美的，他与果戈理、托尔斯泰可以相提并论。
托尔斯泰说：
他的才能比莫泊桑更精深。
高尔基一语定判：
非凡的文学天才！
而更让契诃夫惊喜交集的是，《北方通讯》编辑部竟然付给了他1000卢布的稿酬！
自从发表《草原》后，当时刚刚25岁的契诃夫，已经跻身于第一流作家的行列，成为俄罗斯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尝试剧本创作
1887年，从塔干罗格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契诃夫又去了巴勃基诺。但是，在那里也已经找不到往日的欢乐和灵感了。他只感觉房间阴冷，天空低沉压抑，他的情绪也一天比一天坏。
契诃夫写信向莱金抱怨说：“好久以来，我没有写出任何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源泉已经枯竭。3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心情忧郁，不愿迈出家门一步，手无握笔之力，总之，这是你所不相信的烦躁心情。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是绝对不能工作的。”
这一天，在一个小客店里，契诃夫恰巧遇到了小说家、剧作家谢格洛夫，他们两人彻夜畅谈戏剧创作，契诃夫创作剧本的愿望又一次被鼓动起来，他决心写一部多幕情节剧。
1886年春天，科尔什剧院的经理科尔什先生曾经两次请契诃夫写个剧本，当时契诃夫并没有太重视，他甚至对基斯列夫夫人说：“显然，我不会写剧本。我不会与剧院和观众打交道，让他们见鬼去吧！”
但是，当他与科尔什一次交谈中，两个人最后竟然打起赌来，契诃夫冲动地说：“我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内完成一部大型剧本。”于是，当天夜里他也没有睡着，躺在床上想出了一个题材：
那些很有才华的朋友，他们都是天才，但却为社会所不容，自己又没有勇气，到头来闹了个可悲的下场。加尔申、帕尔明，还有自己的大哥、二哥。这个剧就写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精神崩溃和消沉堕落的命运，通过它唤起人们对这类人的同情，挽救他们，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本剧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概括性的形象，他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代表着一整批在现实要求面前破产了的知识分子活动家的典型。就定名为诺维奇·伊凡诺夫吧！要不干脆就叫伊凡诺夫还简单些。
契诃夫写给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中阐明了创作《伊凡诺夫》的动因：
现代剧作家一开笔，就专写天使、恶棍、小丑，可是你走遍全俄国去找一找这种人吧！不错，找是会找着的，然而他们的相貌绝不像剧作家们所需要的那么极端，我要与众不同。不描写一个坏蛋，也不描写一个天使，不斥责什么人，也不袒护什么人。
结果，契诃夫仅用了10天就写成了。
青年时代的伊凡诺夫对生活充满热情，敢于尝试一切的新鲜事物。政治、社会、爱情、经济，似乎一切的一切都难不倒他。不论是搞那些华而不实的农业管理改革，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跟一个犹太女人结婚都是他与生活的真切拥抱。
然而，这只是伊凡诺夫的过去，一个很美却不复回来的过去。正如剧中人萨莎所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惜您没有在两三年前认识他。现在他变得忧郁，不爱说话，什么也不干，可是以前他多么可爱啊。”
如同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伊凡诺夫总觉得自己的现在永远比过去糟糕。契诃夫把这种感觉称为“俄罗斯人冲动的独特性质”。他说：“俄罗斯人的冲动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它很快就被厌倦代替了。这种人刚离开学校的凳子，就莽撞地担起自己的力量所不能胜任的担子。”
这个对一大堆与他自身本不甚相关的议题深感兴趣并妄想扭转乾坤的年轻人终于反被那些乱糟糟的事情折磨得早衰了。在剧中，伊凡诺夫不止一次地说到“厌倦”这个词。他身心疲惫，可是不明白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出了什么差错。他对此感到害怕。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旁人都无法对此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伊凡诺夫的厌倦使得他变得几乎冷酷和麻木，妻子病重甚至可能夭亡的消息都无法让他觉得留恋和惋惜。他内心的变化违背了他的正义感。
他在外界寻找理由，没有找到。他就开始在自己内心寻找，却只找到一种模糊的犯罪感觉。契诃夫说：“这是俄罗斯才有的感觉。俄罗斯人碰到家里有人死了，或者害了病，或者他欠了别人的钱，或者他借给别人钱，总是觉得自己有罪。”
在厌倦、烦闷和犯罪感外还要添上一个敌人，这就是孤独感。伊凡诺夫似乎不缺少朋友。然而，那些已经将糊涂和麻木视为正常的酒徒、赌棍和财迷们都无法明白他内心的感情变化。漫长的夏天，漫长的傍晚，空旷的花园，空荡荡的房间，发牢骚的伯爵，生病的妻子，他无处逃遁亦无路解脱，只能不停地问着自己那个无解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即便出现了萨莎这样的“红颜知己”，伊凡诺夫依然难脱困境，甚至反而因为妻子尼娜的病重又套上了一副道德的枷锁。
剧终时，伊凡诺夫终于在婚礼上自杀了，这并非出于追求剧场效果而设置的惊悚场面，而是人历经幻灭、冷淡、神经脆弱和爆发之后的必然趋向。
伊凡诺夫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俄罗斯的。这个被寒冷和空旷所充斥的国度里，人们用酒精和蠢话维系着空洞庸俗的生活。这些是让契诃夫深为痛心而且难以容忍的。他已经在《烦恼》等小说中呈现了这种大家司空见惯的“不正常”，《伊凡诺夫》正是这一主题的舞台化。契诃夫创作《伊凡诺夫》一剧时的良苦用心正在于此。
《伊凡诺夫》一剧的首要特征就是“俄罗斯的”。它恢复了俄罗斯戏剧的优良传统，将戏剧与所处的时代紧紧联系起来，让舞台上的人物真正地“讲俄语”，演俄罗斯人的生活。
伊凡诺夫这些共性是情绪性的，因此他就不只代表他自己。他的个人性格是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着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处境。
此外，《伊凡诺夫》的意义还在于重新提醒世人，什么是剧作家对于舞台的真正作用。
在19世纪80年代，“戏剧作家”这个概念，实际上完全等于是第二流文人。当时的剧场已丧失了从前那种与文学的牢固联系：从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到契诃夫舞台艺术诞生以前的这一段期间，在俄罗斯剧作中是属于匠艺凯旋的时期。匠艺戏剧的规格是从未突破过的虚假的、千篇一律的描写。
粉碎旧传统，需要天才的文学大师，需要契诃夫和他所带到舞台上来的那种充满了诗意和生活的惊人的才能，这样才又使文学回到了剧场。
《伊凡诺夫》一剧重新拾起了戏剧与当代生活的紧密联系，在心灵的层面上唤起了俄罗斯人与戏剧艺术的关联，从价值层面上返回到了戏剧的民间传统。
剧本完稿后，契诃夫又抄了几份，一份寄给苏沃林，一份寄给谢格洛夫。然后，他就拿着剧本跑到科尔什剧院洽谈演出事宜。
当契诃夫把剧本向演员们朗读了一遍之后，大家都听得入了迷。科尔什当即拍板：“我院接受该剧演出！如果轰动，我给你演出收入的8%。”
契诃夫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会有6000卢布的收入。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他又率领演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中。
不久，剧本在圣彼得堡已经争相传阅了，人们都盼着此剧能在首都演出。而有等不及的人已经驾车到莫斯科来了。
1887年11月19日，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伊凡诺夫》在科尔什剧院首次公演。
科尔什剧院的秩序一向非常混乱，通常在戏开演后又是鼓掌又是起哄，闹个不休。但是上演《伊凡诺夫》的时候，场内静悄悄的，观众专心致志地看戏，这种现象是空前的。契诃夫的剧第一次演出就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
《伊凡诺夫》演出后，受到部分观众不绝于耳的赞赏，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街头巷尾都在谈伊凡诺夫、萨莎和利沃夫。令所有人都很激动的是：观众领悟了剧中主人公的典型现实意义。
随后，契诃夫又把剧本做了很多针对性的修改，并推荐给了圣彼得堡皇家剧院亚历山德拉剧院。
1889年2月，《伊凡诺夫》被亚历山德拉剧院选为纪念该院老导演费道罗夫·尤尔阔夫斯基戏剧活动25周年的福利演出剧目。演员阵容强大，演出十分精彩，引起极大轰动，获得成功。
演出刚一结束，心跳加剧、双膝发软的契诃夫来到后台，向担任主角的俄罗斯著名演员达维多夫及其他演员们祝贺，又在欢呼声中走到前台向观众致意。
演出第二天，契诃夫的一位狂热崇拜者为庆贺演出成功举行宴会，主人频频举杯向契诃夫祝贺。在祝词中，他郑重地把契诃夫比作是不朽的格里鲍耶陀夫。
契诃夫听后感到受宠若惊，事后他自嘲说：“莎士比亚也没有听到过像这样对自己的赞美。”
作家列斯科夫在看完此剧后在日记中写道：“一出富于智慧的戏剧，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
获得“普希金奖金”
1887年和1888年，契诃夫的小说集《在黄昏》、《天真的话》、《短篇小说集》相继问世。
1887年12月5日，契诃夫在莱金的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狮子和太阳》之后，从此就结束了他为《花絮》杂志的撰稿工作，也从而结束了“契洪特”时代。
契诃夫给莱金的告别信写得情真意切，阐明了自己开始新的探索的坚定决心。
在他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则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要当一名真正作家所遵循的纲领：
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最绝对的自由——免于暴力的虚伪的自由，不论这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
他听从葛里高乐维奇的建议，从此正式署上“安东·契诃夫”的真实姓名，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从此，他已经完全摆脱了滑稽和诙谐，“契洪特”的风格不再出现了。
《在黄昏》是献给葛里高乐维奇的，第一次署名“契诃夫”。
苏沃林不仅迅速把《在黄昏》推销出去，而且热情支持了把此书推荐给国家科学院“普希金奖金”获奖作品的建议。
契诃夫知道后，写信给葛里高乐维奇说：“授予奖金这一思想是由波隆斯基提出的。苏沃林赞成这个思想，并把我的书送到了科学院。请您同意我的看法：要不是仗着你们三位，我就看不到这笔奖金，就像我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
1888年10月，经过权威们鉴定，最后决定颁给契诃夫“普希金奖金”500卢布。
这种成功完全出乎契诃夫的预料，全家人也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老巴维尔与叶甫盖尼亚竟然当着邮差和众人的面搂在一起，又蹦又跳，热泪盈眶。
但契诃夫并没有陶醉在喜悦中，反而给他带来烦恼，崇拜者的颂词越是热烈，他的头脑就越发冷静，他写信告诉亚历山大说：“奖金啦，电报啦，贺喜啦，朋友啦等，所有这些弄得我心里乱糟糟的，我被搞得昏头昏脑。就连玛丽雅也因为她是一个名作家的妹妹而不得安宁。把我赞美得过了分，我的文学名声这样增长，造成拖拉稿和应酬特别多，其后果是拼命干活，精神疲劳，没有一天是安安静静度过的，随时都觉得如坐针毡。”
在给葛里高乐维奇的信中，契诃夫谦逊地说：“当然，奖金是件大事，但不是对我一个人来说是这样，我不应把获奖这件事归功于自己。有些青年作家比我高明，更为社会所需要，例如柯罗连科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一个高尚的人，如果把他的书送上去，必然会得到这笔奖金的。”
这一年，是契诃夫幸福的时期：首次尝试剧本《伊凡诺夫》演出成功，描写故乡风光的《草原》震惊文坛，《在黄昏》荣获普希金奖金。从此他成了名作家。
但契诃夫明白，人们之所以爱他、赞颂他，只是因为把他看成不平常的人了，而他却觉得自己只是个凡人而已。他的功劳只在于“给平凡的地图着上了颜色”，把小作品“下等人”的题材，提高到宏伟的文学样式的水平，提高到了俄罗斯生活的伟大史诗般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