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北京人的朴实无华，得先从北方人的朴实，不事雕琢说起。而北方人的不事雕琢，首先与他们居住环境有关系。
北方多山、多雪。山多雪多，给人更多的感受是一种肃穆。南方则不同。南方多水，多花、多方奇旎繁华，故而，南人多细腻，北人多朴实。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句话包含了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的意思。北方人若论斗心眼、玩小花招，绝对不是南方人的对手；而论仁厚、仗义，则南方人远逊色于北方人。
南、北两方人的这种性格。在流传下来的古典诗歌里有充分表现。
南人的诗歌，富于表现手法，喜用各类事物做比拟，以求委婉。请看下面这首：
“途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见，若不信侬时，但看雪上迹”。
这是一首典型的南人古代小诗。它以委婉的口吻，用雪上的自己脚迹来表达烘托自己的心情，共表现手法是含蓄的也就是雕琢过了的。
西北人的诗歌则干脆、直白、雄浑不事雕琢，请读这首脍炙人口的北方古典诗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完全是一派朴实无华的风格。这种风格反映着比人不重形式而重内容的价值标准。
林语堂先生在比较北人和南人的区别时这样说：“相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这些区别在他们各自的语言、音乐和诗歌中都能看到。我们来对比一下陕西乐曲与苏州乐曲的差异。陕西乐曲用一种木板控制速度、声调铿锵，音节高昂而响亮，有如瑞士山歌，使人联想到呼号的风声，似车高山上，似在旷野里，又似风吹沙丘。另一方面，苏州乐曲的低声吟唱，介乎于叹息与鼾声之间，喉音和鼻音艰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疲力渴的气喘病人，那习惯性的叹息和呻吟已经变成了有节奏的颤抖。在语言上，我们听到的是北京话宏亮，清晰的节奏，轻重交替、非常悦耳；而苏州妇女则轻柔甜蜜地唠唠叨叨，用一种圆唇元音、婉转的声调，其强调的力量并不在很大的爆破音，而在句尾拖长了的，有些细微差别的音节。”
有了以上这些比较，对北人的不事雕琢的性格特征，便有了一份理论上的把握，对北人乃至北京人的朴实无华，可以说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
的确，朴实无华，是北方人乃至北京人从里到外的一种特性。不妨先从北京人的衣着说起。
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看到北京街上的许多不起眼的打扮，可能忍不住要暗暗说一声，北京人穿得真不过如此，猛一瞧还不如外省尤其是南方某个涂脂抹粉的小城，比如温州。事实上，呆在北京久了，就会发现，北京人的衣着应该说是中国人里头最有味道的。
只有观察杂居在北京的人，才能看出北京人在穿衣眼光上的特别。首先是北京的年轻人，作为大众服饰的主流消费者，表面上看，北京的青年人比外地的同龄人要朴素得多，男男女女都没有那么多的花样翻新，不过这种朴素是一种更国际口味简单，水洗布干净利落的那一种。更多的北京市民穿着随便（偶尔还有点不太干净，可能是因为平房用水稍有不便，以及没有江南水乡人的洗涤习惯），堂皇出入酒楼宾馆，乃至美术馆音乐厅……不过这到体现出北京人之所以不太讲花哨式样的原因。北京人总觉得要干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多着呢，谁耐烦跟你穿衣戴帽不嫌折腾。胡同深处的街哥街嫂大妈阿伯，夏天不上班的时候有时好像只披了一块布在身上。就连国家机关的中年人里头，也偶尔可以看到旧旧的衬衣，老式的部队皮带系住的是很少有裤线的直角西裤。
不妨再拿上海人、广州人做一番比较：
上海人精明而洋气，据说他们的目标从前是香港，现在早已直奔日本，精致而细巧，感觉整个人都满有出处，一针一线丝丝不苟。女孩子配上细而弯的眉毛，涂上在华韩国人喜欢用来加以和中国人区分的朱黑口红，上海人的样子总是在时髦的背后显出和多数国人不一样的气质，更要命的是，他们过于以这种差异而自豪。广州人很实际，因此也有着缺乏书卷气和斯文历练的遗憾，加上那里的服装加工业过于发达，已经让本地的青年人分不太清品牌的真正优劣。即使是很“炫”的广州新潮崽未免过于“惟香港人马首是瞻”，以至于偶尔有几点亮色在普通人群里闪现，也让人误以为是过境来的港澳同胞。
上海、广州比较过了，再来看看南方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城市。
先看看武汉。武汉在吃和穿上面非常讲究，即便经济条件不那么样的人家，出门时也打扮光鲜。至于经济条件较好的白领男士，穿衣服上班一天一换，至少十天不重样。倒是武汉那些真正的大款们，才真正的不讲究，一件高档的休闲衣服穿上身，只要不脏，一个星期都穿它。
再看长沙。长沙人许多方面同武汉相似。仅以穿衣来说，长沙人的表现同武汉人如出一辙。由于挨着广州近，长沙的许多女子在穿衣上比武汉人还花哨。
看过了南方，再看看长江以北。
长江以北的几个城市，如郑州、石家庄、西安等暂都属于经济不如沿海发达之列。由于都属于地理意义上的北方，北方人朴实不事雕琢的传统也在那儿具体表现着。这几个城市的人，穿衣都大方得体，但没有华丽的倾向。
通过以上对南、北两方人穿着上的比较，南方人与北方人性格上的差异又多了一个表现的侧面。
看过了北京人在穿上的朴实无华，再来看一下北京人在吃上的选择。
北京人不懂美食。这是南方人来北京的第一印象。不信你看，散落在街边的小小食店或是没什么名气的饭馆，做出来的菜北京人比较容易将就。而喜欢偏甜的上海人会认为太甜，喜欢吃辣的湘鄂川人嫌不辣，广东人觉得太粗糙，山东人觉得分量不够，东北大认为太淡，武汉人则绝对眉头紧皱——这样的食店、饭馆百分之百属于如假包换的北京风味餐厅。
对于北京的饭菜，尤其是来自长江流域的人，多半都要摇头晃脑地加以批驳。也难怪，那边来的人何曾想到连早点豆腐脑都可以加上酱卤油醋来吃呢？
当然最近两年来，北京逐渐可以吃到中国几乎所有的菜系，可是，外地人眼中的北京本地菜肴，确实乏善可陈。北京人引为自豪的宫廷菜系因为缺乏大众气息，在老百姓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即使是北京“土著”，恐怕对此也没有多大的印象。概括说起来，外地人对北京本地人做菜的印象大概是“老四篇”：土豆，番茄，黄瓜和大白菜。这其实反映了北方人同南方人在生活要求上的不同。南方人自古就讲求生活精细，杭州比汴州的生活自然要精致得多，也难怪南宋王朝偏安一隅，歌舞升平。
北京人在吃和穿上表现为朴实，不挑剔，嘴不刁。在性格上则表现为实在，不耍小心眼。不会算计人。好说大实话。
同北京人交朋友，不必担心他会占你的便宜。北京人的品格中，这一条非常可贵。如果他认为你是个朋友，那么日常交往中他吃点小亏，根本就不在乎。同北京人相处，交往总能感到亲切、温暖。
北京人的实在，还表现在他们喝酒上。
北京人喝酒，讲究劝酒。一杯满上先仰脖先干为敬。再一杯紧接着满上。在家中喝酒一般不谈利害，不涉及交易。如果是为利害交易，就不会在家中设酒席。因此，在北京人家中喝酒，感受到的是北京人的淳朴，而北京人请朋友在家中喝酒，如果客厅狭小，一般会将酒桌摆放在卧室，床便是座位。主人把隐私毫无顾忌地暴露在外，显示出一份浓情胜酒的情分。客人喝醉了，倒床呼呼大睡，像在自己家中一样，才让北京人舒服、熨贴。
不雕琢、不掩饰，这是北京人的本色。这一本色，反映在北京人创作的文艺品中，可以找出一大堆人物来，而创作这些作品的北京人，从老舍先生开始，挨着个也可以数出一大串。这些北京人作家，本身也都很朴实的人。这一点，从他们的文风，从他们对笔下人物的褒贬，都能够感受出来。
老舍先生塑造的虎妞，样子，个顶个的朴实无华，这早已有公论。再一顺数下来，苏叔阳先生笔下的人物，邓友梅先生笔下的人物，再如刘心武、肖复兴等等，他们笔下的北京人，一个生活得朴实，活得真诚，再加上他们不玩花活的笔法，让你感受得到京味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们之后的王朔，虽然其“痞子父学”颇遭非议，但不论是王朔本人，还是他笔下人物的那股“痞气”里，都还散发着一种朴实，一种能让人切切实实感受得到的朴实。
朴实无华，重内容不重形式这一特点，如果发挥过了头，其负面效应也是非常明显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同前苏联友好，许多机械产品都由前苏联亦即今俄罗斯人提供，朴实无华也是俄罗斯人的一个特性。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傻大黑粗是其外部特征。构思既笨，份量又重，但是有一条优点：经久耐用。
朴实的北京人以往也犯过这毛病。在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北京人还抱着他们的朴实不放，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在企业生产观念上，北京人的“知足常乐”的思想仍很普遍。对于自己企业的产品，所抱着的态度是，过得去就成；在产品开发上，“慢三拍”行进，踱方步走路。一个产品开发出来可以固守它几年不更换。而在南方沿海地区，人们永不知足地开发新产品，他们的观念是“不知足常乐”、“永不知足”、“知足难乐”。广东顺德生产的电风扇，人称“顺德一把扇”。灯光风扇、香味风扇、灭蚊风扇，花样百出，争奇斗艳。就是一顶不起眼的蚊帐，在广东人那里也是年年花样翻新，壁挂蚊帐、宫廷蚊帐、风扇蚊帐等，人们像变魔术般变出了种种新产品。正是基于这种“不知足常乐”的观念，南方人永不疲倦地穷尽产品可能开发的种种新功能、新花式、新品种，以适应消费者不断变换的新需求，从而使自己获取新的经济效益，立于不败之地。
在工作观念上，多数北京人仍坚持“不紧不慢不伤身”的信条。有心人会发现，京城上班高峰期，长安街人流如织，车流如水。但匆匆的人流车流之中，从东向西的上班族不紧不慢，而从西向东的人则步履匆匆；从南向北的急急忙忙，而从北向南的则毫无紧张感。原因在哪儿？知内情者说，从西向东的大多去建国门外合资企业较集中的单位上班，从南向北的大多去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高新企业和亚运村一带的合资企业工作，那儿的工作节奏与沿海省份相似。而大部分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北京人则没有这种紧张感。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使人们没有强烈的时间感和竞争感，他们是规规矩矩上班去，规规矩矩下班来。其实，很多北京人在班上是相当空闲的，喝茶、看报、聊天，一派闲情逸致。难怪有很多北京人仍沉迷于那节奏不快不慢的京剧。有位记者最近在北京市区的东南角、紧邻劲松居民区的光明桥下访问了一些男女老少，有位年轻的采购员边拉着二胡边回答着记者的话：都是想再多挣点钱，其实现在的工资也凑合着够用，我就愿意唱戏，不愿意下班后再去挣钱，太累。
在消费观上，北京人的观念也很落后。许多北京人的消费观还过多地注重质量而忽视了产品的花色式样，恐怕大多数的北京市民们不会花二百元钱去买一双很漂亮时髦的人造革制鞋，或者是数百乃至上千元一套很漂亮却非纯毛的服装，因为他们觉得不是实货，不值。而在南方，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人们，主要不是看是什么质地，关键是看漂亮、时髦、摩登否？再如买房，即便是单位卖房，只收一二万元，北京人也要千思万想，到底值不值？亏不亏？我买了房子，不是自觉地放弃了社会福利了吗？不干。广东人则不这样想，花几十万元买套房，不管其房权是50年还是70年，起码这辈子属于我，我可以精心地设计、装饰它、享受它。这是观念的一个很大的分野。据统计，广东的几个特区，其住宅私人化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九，这在北京，绝对是无法想象之事。北京人的消费观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最新的。
上面论的是北京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因为自己的淳朴、实在，而显出的迟钝，缺乏机敏。这应该是朴实这种性格特征带来的负面影响。到了一定的时刻，朴实还会发展成急躁、浮躁，不服气，不服气便要同别人比消费，“别人有了咱没有，出门觉得寒碜”。这是那会儿许多北京人的心态。从平静、朴实，知足常乐，一下子发展到由巨大的虚荣心引起不符实际的消费欲望，这其间外界给予的巨大压力大到什么程度，谁能说得清楚？“该咱也火一把了”的心态是不是北京人对自己过去的朴实无华，来的一次逆反？
市场经济确立后，许多北京人利用北京的优势，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途径，一夜之间成了“大款”，有了钱，他们就需运用它来享受以前所未曾享有的平等，满足心理曾有的失衡。不是曾有位北京大款一场手撒出35万元吃一顿饭吗？对于他们所曾经梦想的东西，他们会用钱使之成为现实。然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也不是万能的。钱固然可以消弥物质的不足，千百年来等级观念的影响却不能立刻用钱来改变。即使有了钱，总也找不到与人平等的感觉。潘长江演过一个小品：一位曾经一文不名，但现在腰缠万贯的乡下人苦苦哀求他曾多次求助的表哥反过来也求他一次，即使是以他全部的资产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而表哥却实在想不出应向他求些什么。小品耐人寻味。这位暴发的乡下人也许就典型地代表了当代许多平民“大款”们的心态：有了钱，仍是不能得到与“表哥”平等的感觉。
于是，他们只能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有钱的优势，大把花钱，任意挥霍，也让人羡慕一次。
小品的最后，乡下人大声地呐喊：“你也求我一次吧，我也想尝尝让人求的滋味！”
在“大款”们令人瞠目的消费中，我们分明也可听到他们绝望的心声：“让我奢侈一把吧！我也想品味一下让万众羡慕的感觉！”
“大款”们的心理需求和那位“阔”了的乡下人的要求一样，是否得到满足，是一个未知的谜。
但他们所拥有的钱大大超出社会平均占有量，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们将手中的票子大把地抛出来，使他们的消费明显地表现为“豪华”或“奢侈”的特征。而北京人又是一个喜欢逐潮的群体。于是，北京人的消费也给人以“豪华”、“奢侈”的印象。
王府井百货大楼进口一双皮鞋，标价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数字：50000元。但上架没几天就被人买走。
燕莎友谊商城进一批夹克，价格3500元/件，商城原打算销售一年，但实际上不到一周即告售罄。
也是这同一商城，童装部进了一打童鞋，标价69元，适合于1岁左右的婴儿穿着。由于婴儿生长迅速，这种鞋子实际上不到几个月就会显得小了，况且现在实行计划生育，无人接续，鞋子就成为名符其实的“纪念品”了。商城原担心卖不出去。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打鞋并没卖过一个月。
王府井百货大楼进了一批世界名表——劳力士，标价30000元。一位衣着并不显眼的中年人一次买走两块，还问值班经理有没有更好的。当经理表示抱歉时，他脸上露出遗憾的神色。最后，他预订了一块价值11.2万元的劳力士，付了定金，“惆怅”而去。
王府井大街的另一表店里摆着一表带，不知其质地如何，但看外形，像是以穿得破了、起了毛的绿棉布衣服为材料做成的。那么看看价格：535元。这样的商品同样有人欣赏。过几天再去看，卖出去了。
……
这种种高档的消费，国人咋舌，老外惊叹。
新潮而高贵的服装理所当然地要求有相应的饰物相陪衬。于是，金首饰、宝石、高档名牌手表走俏京城。西单、前门、王府井的金店柜台前时时挤满热切的顾客，黄金饰品价格一涨再涨：1991年5月，100元/克；1992年7月，115元/克；1993年2月，124元/克；1993年6月，标价则上升到134元/克。购买存放金饰品并不能保值。国家银行收购黄金的价格约为50—60元/克，制成首饰后出售价约为100—140元/克。而国家即使在收购金首饰时，也只是按金块计费。所以，北京人如此狂热地购买金首饰，价格层层加码也在所不措，并不是为了应付通货膨胀。
女士们向来是服饰消费的主流，在北京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与男士相比，她们的着眼点不同而已。
在北京，即便是经常在公共汽车站牌前候车的姑娘，也总会背着一个包。姑娘们的包是讲究的。一个包，小小的，看上去平淡无奇，实际上也是姑娘们相互攀比、炫耀的资本。别看轻了这些包。它们可都是名符其实的真皮，价格便宜者二三百元，有的则上千元，够庄稼人一年的吃、穿、用花销了。
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是北京姑娘的收入高吗？收入高去打“的”呀，何必等公共汽车？若是收入不高，何以能花上几百甚至上千元买一个一旦潮流过去就被淘汰的包呢？
上述的种种现象，都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会的北京人，购起物来像疯了一样。对于一向作风朴实，不爱炫耀的北京人来说，这一时期的表现实在是有些出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实在是个有趣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从北京人的性格、当时的社会舆论等几个方面去找答案。
就北京人乃至北方人的生活习性来看，确实是不事雕琢，朴实自然的。如前面所介绍的，中国的北方人，对于穿着只求大方得体而北方人从来不像南方人那样爱虚荣爱炫耀自己。做人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但北方人性格中有一个弱点，就是爱较真，受不得激。血性汉子受不得人家的白眼，将他激毛了他敢拼命。一个南方人，如果处于不利的形势下，你再怎么激他，他也绝不会上钩。他只会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溜走做铺垫。这是南方人的狡猾或说机智之处。但北方人乃至北京人全不行，他们没有这功夫，他们只会按照他们习惯了的朴实思维作出自己往往吃亏上当的反应。这种反应在这里说好听点叫实在，往难听了说叫笨拙，叫缺乏机敏。
北京人在九十年代初期的购物潮，实在也有这种爱激的影子，“该咱火一把”的豪言壮语背后，其实包含了不愿受人白眼的意思。
不是吗，北京一大款一听人家说，请他吃饭时，一道菜值两千元，他就毛了，硬要酒楼给他上两万元一道的菜还席。还有其他北京大款类似的举动，当时统被称为“暴发户”心态。仔细分析，举动固然是“暴发户”的，心态却未必。以此举动去推详全国其他地方的暴发户，恐怕许多地方的暴发户，尤其是南方的，不一定会有如此充满豪气的举动。所以，简单的将其冠以一个什么帽子，而不去仔细分析背后包涵的深刻原因，省事，但不准确。
联系现今的北京大款都已不再争雄斗富，其中的许多人甚至开始以朴素为美，是不是可以为上面的说法做一个注脚？并且，北京人率先从浮躁中走出，率先穿上有品位但朴素的衣服，并使这种风光影响到了深圳、珠海，这能不能说明一些什么呢？
对北京人的性格原因导致浮躁，这里就说这么多。其他的原因只好请有兴趣的读者自己设法，从九十年代初媒体的宣传资料去找答案。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现今的北京人已恢复了朴实无华的作派，起码在穿着上是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