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不顺心。“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完全是离群索居……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很能忍耐，但怀念俄国……我们的生活没有欢乐，就像在修道院一样……至于前途如何，只有上帝知道……回俄国的事，简直难以想象。没有一点钱。这意味着回去便进债务拘留所……这里缺乏俄国的气息和俄国人。我终于完全不能理解俄国的侨民。这是发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在信中向在国内的老朋友迈科夫诉说道。
他不能理解客居异乡而怡然自得的俄国侨民，更不能理解那些不爱祖国和作为祖国象征的沙皇的“虚无主义者”和“自由派”。最近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们的矛盾公开化了。他甚至称自己在国外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这次他在国外时与赫尔岑见过一次面，两人是在街上偶然遇上的，客客气气地聊了几句，很冷淡。两人心里都明白，如今话说不到一块儿了，还是各走各的路为好，否则准得闹僵。这不，他与屠格涅夫的那次会面就闹得很不愉快。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1867年初夏，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的一处花园里遇到了作家冈察洛夫。冈察洛夫告诉他，屠格涅夫不久前也来到了此地，并委婉地示意他应该去见见屠格涅夫。这些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关系并不和谐。40年代初次见面时相互印象不错，但不久就闹翻了。他从流放地回来后，两人一度复交，陀思妥耶夫斯基办的《时代》上刊载过屠格涅夫的作品，两年前屠格涅夫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走投无路时接济过他一笔钱。可是好景不长，1867年屠格涅夫的《烟》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部长篇小说中“西欧派”主人公的政论性发言看铸是屠格涅夫“对俄国的公然诽谤”，两人的关系又一次尖锐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来不想见屠格涅夫，然而毕竟还欠着人家情，他向屠格涅夫借的那笔钱至今没还。如今同在一个地方，不去表个意思似乎说不过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中午去的，正遇上屠格涅夫在用餐。屠格涅夫张开双臂拥抱陀思妥耶夫斯基，欢迎他的来访。两人的话题很快地引向了《烟》这部作品。屠格涅夫对小说受到舆论界的激烈批评，深为不满。他愤愤然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现在，在莫斯科的俱乐部里有人在征集签名抗议我的《烟》，这是很可笑的……应该明白，有一条对于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道路这就是文明。国粹派强调俄国精神和独特性的任何企图都是卑鄙和愚蠢的。我正在写一篇抨击一切俄国国粹派和斯拉夫派的文章……”
听到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忍不住冷冷地插话道：
“为了写文章方便起见，您最好从巴黎订购一架望远镜。”
“为什么？”屠格涅夫问。
“这里离俄国太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您对准俄国举起望远镜，然后再观察我们吧。不然，真的很难看清楚。”
屠格涅夫大为恼火，一时不知用什么来回答。
“我可没想到，所有这些对您和对您的小说的批评，竟会使您如此激动，这太不值得了吧……”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不冷不热地说道。
“我一点也不激动，您说什么呀！”屠格涅夫的脸红了。
话题转开了。聊了一阵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起身告辞。临别时，他似乎是无意地谈到了德国人，而语调是尖刻的：
“您知道吗，这里碰到的都是一些怎么样的坏蛋和骗子啊！真的，这里的百姓远比我们俄国的更坏和更无耻，至于更愚蠢这一点，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您刚才还讲到文明，文明又给了他们什么，他们凭什么在我们面前大肆炫耀。”
屠格涅夫的脸色一下子白了：
“您这样讲话就是对我个人的侮辱。您要知道，我已经决定在这里定居了……”
“虽然我读过您的小说《烟》，刚才还和您交谈了整整一个小时，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您竟会讲出这番话来。那么，只能请您原谅了，如果我侮辱了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门时这样说道。
两人彬彬有礼地告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从今以后再也不登屠格涅夫家的门。第二天，屠格涅夫把一张名片交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房东，以此表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交。于是，一次礼节性的会面竟导致了两位作家关系的彻底破裂。一直到了他们即将离开人世的1880年，两位作家的关系才有所修复。
1867年秋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日内瓦。当时，正好遇上“和平与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欧洲许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都前来参加会议，其中也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一面之交的巴枯宁。会议场面很大，气氛很热烈，听众有五六千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关注这次会议，也去旁听过代表的发言。不过，他对会议的印象不佳。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各行其事，自相矛盾”，“他们一开始就说，为了达到世界和平，需要消灭对基督的信仰。要消灭大国，分为小国；打倒一切资本，以便一切按命令成为公有的财产等等。这一切都毫无论证，所有这一切在20年前都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现在仍然原封未动。而最主要的是火与剑――一切都消灭干净……”
对那些为了信仰而百折不挠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尊重的，但是他对其中一些人狂热地鼓吹破坏一切、自发暴动、消灭国家和蔑视宗教的发言则极为愤怒，这些钢铁般的人物和极端的言论深深地烙进了他的脑海中。他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一切都表现出来。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惊的事情：他获悉自己仍在受到俄国警方的秘密监视，还被密告与赫尔岑的《钟声》有联系，他的全部来往信件均被拆阅，沙皇第三厅已责令边境口岸在他回国时对其“严加检查”。这真是难言的痛苦！自苦役和流放归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放弃了自己青年时代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把振兴俄国的希望寄托在沙皇和人民的联合上。可是，这样“一个清白的人，一个背叛了自己原来的信念，对他们忠心耿耿、爱戴皇上的人，居然要承受与波兰人或《钟声》有往来的嫌疑，这叫他多么难受！混蛋，简直是混蛋！我真是情不自禁地想甩手不给他们干了。他们在国内没有放过一个有罪的人，现在居然还要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啊，这些卑劣的家伙！”就是对那个被他视为祖国象征的沙皇，他也不禁有了微词：只要沙皇“真正相信人民”，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是很愿意“做沙皇忠实的仆人”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沙皇已经很久不相信这一点了”。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如今他对于自己愿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常常不由自主地产生疑惑，而那些他想否定的东西却又一再地激动着他。这真是矛盾！真是痛苦！
1868年2月，也是在日内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孩子索尼娅出生了，这使夫妻俩兴奋不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么喜欢这个幼小的生命：“非常可爱，和我长得那么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早上醒来或者从外面回来，第一句话就是：“索尼娅怎么样？好吗？睡得可安稳？吃奶了吗？”他每天总要在她的床边坐很长时间，还爱推着童车带她出去溜达。孩子渐渐认人了，只要父亲来到身边，她就会伸出小手，露出可爱的笑脸。可是，有一天，孩子突然咳嗽不止，发起了高烧。他赶紧请来了大夫。大夫说是受了风寒，小儿肺炎，问题不大。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放心，整天守在孩子的摇篮边。谁知没过几天，出生才3个月的孩子就离开了人世。
赫尔岑雕像
夫妻俩泪流满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地写道：“索尼娅在哪儿呢？这一个幼小的人儿在哪儿呢？我现在敢于申明，只要她能活着，我愿意为她承受最大的苦难”；“我的痛苦决不会消除！即使我又有了孩子……”安娜后来回忆说：“女儿的夭折使我震惊和哀伤，但是我还得为我不幸的丈夫深深地担心：他悲痛欲绝，站在自己爱女冰凉的尸体面前，像女人那样号啕大哭，呜咽啜泣，热烈地吻着她那苍白的小手和小脸。我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他这种痛不欲生的模样……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样儿实在可怕。在索尼娅害病的一周里，他消瘦多了。第三天，我们把我们的小宝贝送到俄国教堂里，为她举行了安魂弥撒，然后从那儿送往‘素园’内的墓地，葬在专门埋葬婴儿的那块地里。几天以后，在她的坟墓周围种上了柏树，柏树中间立了一个白色的大理石十字架。我和丈夫每天都带着花到她的墓地去哭泣。”
夫妇俩不得不尽快离开这块令他们触景生情的地方。安娜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在前往沃韦的轮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心潮起伏，情绪十分激动。此时，生平第一次（他很少发牢骚），我听到他痛苦地抱怨命运一直折磨着他。他回忆往事，向我叙述在他心爱的母亲去世之后他的凄惨、孤独的青少年时期，回忆文学界的同事们对他的嘲笑，他们起初承认他的天才，随后又残酷地欺凌他。他忆起服苦役的地方，忆起他服苦役的四年间所经历的无数苦难。他还谈到他曾梦想他与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结合能给他带来他梦寐以求的家庭幸福，可叹的是这一希望未能实现，她没有给他生养孩子，而她那‘古怪、多疑、充满病态的幻想的性格’却使他们的共同生活十分不幸。如今，天赐予他‘人间唯一的巨大幸福有了亲生的孩子’，他有了认识并且体验这种幸福的价值的可能性；然而凶恶的命运不肯放过他，把他如此珍爱的女儿从他手中夺走了！他从来也没有，以前没有，此后也没有，把他自己生活中从亲人们那儿经受的痛苦和委屈叙述得如此详尽过……”
1869年秋天，他们在德累斯登又有了第二个孩子柳博芙。
《白痴》尚未完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构思新的作品了。他想写的东西很多，完成了为斯特拉霍夫新办的刊物《曙光》写的那部中篇《永久的丈夫》后，他马上又着手制订了长篇小说《无神论》的写作计划。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是一部“规模宏伟”的哲理小说，“人物已经有了：一个俄国人，出自我们这一阶层，上了岁数，学历不深，但也并非不学无术之辈，也并非没有官职，突然，在年老的时候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他一辈子都担任公职，足不离户，在45岁之前默默无闻……丧失对上帝的信仰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篇小说本身的情节、场面都很壮观）。他混迹于新的一代、无神论者、斯拉夫人、欧洲人、俄国的排斥异己的险恶教徒，以及在修道院中修行的人和神父之间；同时他也受到耶稣会会员、传教士、波兰人的迷惑，此后他又献身于鞭身派，最后才找到了基督和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的基督和俄罗斯的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构思没有实现，经过多次修改以后它变成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大罪人传》的创作提纲。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想把《大罪人传》写成一部犹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当时刚刚在刊物上刊登完毕）那样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令他赞叹，真是一部了不起的史诗！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后感到有点不满足，它写的毕竟是过去了的时代。他也想写一部史诗，但它应该是一部当代史诗，而且要用适合表现这个时代的新的艺术形式，典雅的规范的文体似乎很难真切地写出这个复杂的混乱的充满了各种欲望同时又孕育着新生希望的时代。在这部史诗里有多少问题需要他去探索，去表现啊！在他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大概就是那个令他至今仍感苦恼的问题，即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诸如人生的目的、死亡的意义、良心的本质、万物的价值等等。
在他的构想中，这部作品由五个相对独立的、篇幅很大的中篇构成，贯穿其中的是主人公迷惘和探索的一生：纯真的童年，受到的诱惑，信仰的失落，后来又误入歧途，出现了精神危机，直至篇末的终悟真谛。主人公的人生历程中将反映出人类的生命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想在小说中塑造一个理想人物，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著名的修道院居士吉洪？扎顿斯基，这当然也是作品的主人公。
“这将是我的压卷之作”，他这样对迈科夫说。“……小说未来的主人公是一个13岁的男孩，他犯了刑事罪，早熟并腐化（我了解这种人，他属于我们有教养的阶层），被父母送到修道院学习。这头小狼、小虚无主义者和吉洪亲近起来……最主要的人物是吉洪和一个小青年……也许，我将塑造出一个气势磅礴的正面的圣洁人物……也许正是吉洪才是我们文学在不断探索着的俄国的正面人物，而不是拉夫列茨基，不是乞乞可夫，不是拉赫美托夫等等……真的，我什么也不创造，我只是真实地把吉洪描绘出来，这一人物早就被我兴奋地铭刻在心里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成功，这对于我来说便是重大的功绩……为了描写修道院，我必须回到俄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仍然未能完成，新的、更紧迫的主题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不过，构想中的这部《大罪人传》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情节，后来在他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中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体现。首先使他的注意力从《大罪人传》的紧张构思中脱离开去的是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事件。
在国外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俄国的报刊，关注着俄国国内发生的各种事件。1869年年底，他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彼得罗夫农学院的大学生伊凡诺夫不久前被人残忍地谋杀。这次谋杀行动是在所谓“人民惩治会”的头目涅恰耶夫及该组织的若干成员一起参与下进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听安娜的弟弟（也是该农学院的学生）谈起过伊凡诺夫的为人，很喜欢他。这次谋杀事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次年1月里，欧洲各国的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内幕。原来，涅恰耶夫是巴枯宁的朋友和追随者，他奉巴枯宁的意志和计划来到莫斯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恐怖组织，并伺机实行全国暴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自然地想起了巴枯宁在“和平与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对莫斯科所发生的这一切深感不安和震惊。
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事件为他提供了来自当代生活的重要素材，他可以从中提炼出极有价值的紧迫的主题，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又升腾起来。就在那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搁下了《大罪人传》，写下了长篇小说《群魔》的最初的创作笔记。2月里，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开始创作一部具有丰富主题的作品；我指的不是艺术表现，而是主题。这类主题在读者中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响，与《罪与罚》的性质类似，但与现实更接近，更具有迫切性，直接涉及当代最重要的问题……这一主题太激动人了，我自创作以来从未感到心情如此愉快、轻松……”
就在当时的创作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新作品的有关构想：“我们无法认识自己，也不善于以独立的态度对待西方……这时出现了一个大学生他是为传单和三人小组而生的。改造世界……沙波什尼科夫激烈地表示态度，他将不受约束。这个大学生挑唆三人小组杀死沙波什尼科夫。他被杀害了……”主人公就是那个大学生，以涅恰耶夫为原型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的原型是伊凡诺夫，后来小说定稿时成了伊凡？沙托夫。
在作家的构想中，彼得是60～7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的典型，他的父亲斯捷潘则是40年代崇尚西欧文明的自由主义者的代表。子辈摧毁俄罗斯的行径源于父辈对俄罗斯传统的否定。“我们的虚无主义的梭巴开维奇并不构成青年一代各种倾向的最有力的表现，但他们却是一种过分的极端现象……表现了我们由过去的停滞转入发展的过渡阶段的病态形式”，赫尔岑的这一观点，作家是赞同的，他将这种病态形式称之为“群魔乱舞”。他蔑视这样的“革命者”，也反对这样的“社会主义”。他的这部作品就是要揭示虚无主义与真正的社会改造相违背的本质，它的主题是“谁抛弃了自己的人民和民族性，他就会丧失对祖国的信仰和失去上帝”。
《群魔》已经写下了大量的手稿，“写满了大堆大堆的纸张”，但是似乎写得越来越不顺手，“至少有十次改变全部计划”。也许是对时态的反映过于直接了，也许是人物塑造上有偏差，彼得被写成了一个丑角，斯塔夫罗金的位置放得也不对，这个抛弃了祖国和人民的贵族应该成为小说主要精神的体现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初稿失败的原因。他8月里写道：“现在我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已写成的东西全部报废，长篇小说要彻底改写……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几乎进行了一年的工作……”
两个多月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谈到了有关的新构思：“无论是涅恰耶夫，还是伊凡诺夫，或是凶杀案的详情，我除了报纸以外原来一无所知，现在也完全不知道。不过如果我知道，那我也不会单纯复制。我只是撷取已经发生的事实。我的想象可以与现实情况完全不同，我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可能与涅恰耶夫毫无共同之处；但我觉得，我的受到极大震动的头脑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与这一暴行相适应的人物与典型。毫无疑问，表现这样的人物不无裨益，但是仅是他一个人是不会对我有吸引力的。我以为，这类卑微的畸形怪物不值得文学描写。使我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这个人物在我的小说中近乎一半是一个丑角式的人物。因而，虽然这一事件处于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只不过是另一登场人物的道具和布景，只有这个人物即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才堪称长篇小说的主角。他同样阴森可怕，也是个恶棍，但我以为他是悲剧性的人物……我早就想描绘这一人物了。我以为，这是俄国的典型人物。如果他在我的作品中不成功，那我将感到非常非常伤心。”
1871年《俄国导报》在一月号上刊出《群魔》第一部的开头部分。随后，该刊这一年第二、第四和第七期又陆续将小说的第一部刊完。
在国外生活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在欧洲爆发，局势令人不安。1871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遇到了巴黎公社革命这一重大事件。关于公社的消息，他是在德国的报纸上看到的，自然多的是歪曲的报道和谩骂声。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注视着时态的发展。公社失败了，巴黎沉浸在血海中，民众遭受了新的苦难。“幻想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他们希望人人幸福，却又停留在卢梭对‘幸福’一词所下的定义上，即停留在没有经过验证的空想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否定了公社的道路。不久后，他在一份小说的手稿上又写下了这样的语句：“人类生活分为两个方面：历史的方面和理想的方面（这一方面已被作为人类化身的基督宣告是无罪的）。两个方面都有其不可改变的规律。根据这种规律，共产主义将获得胜利（不管共产主义者正确与否，有无过错）。但他们的胜利将会成为远离天堂的一个极点。不过，应当期望这一胜利。可是那些主宰世界命运的人，谁也不期望这一胜利……”
国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日夜盼望回国。安娜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光阴荏苒，到1871年4月，我们在国外已经居住了整整四年，而我们返回祖国的希望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不能回国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有钱，无法面对累累债务，而这几乎又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坏极了”，他觉得“再在国外待下去，他就‘完了’，就不能再写作，就没有素材，就会觉得自己不再记得和了解俄国以及俄国人了”。而安娜更是“痛苦难熬”：“我觉得国外就像牢狱一般，我被投入这个监狱就再也不能脱身了……我命中注定得永远漂泊在异乡……我情愿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甚至一贫如洗，只要能生活在我始终为之自豪的亲爱的祖国。”
1871年6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俄国导报》寄来的长篇小说《群魔》第一部的稿酬。夫妻俩当即决定，不管回到国内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立即动身回国。他们明白，安娜已怀孕多时，快要临产了，如不抓紧离开，那就有可能被迫再在国外滞留一年。这是无法想象的！夫妇俩迅速处理了返程的有关事务，诸如偿还在当地的欠债，赎回当掉的东西，收拾必要的行李等等。临动身前两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几包厚厚的、上面写满字的大开本稿纸交给安娜，让她烧掉。这些手稿中包括了《白痴》、《永久的丈夫》和《群魔》（头两部）的许多异文。安娜觉得十分可惜，恳求丈夫让她随身带走。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安娜，虽然他也珍惜这些手稿，但是他们在俄国边境一定会遭到搜查，这样一来不仅手稿势必丢失（40年代末他被捕时就是这样），而且他们还会因此而被扣留在边境。安娜知道他的话是对的，因此只得忍痛把大部分手稿付之一炬。不过，她还是留下了几本创作笔记，并把它们交给了暂时还留在国外的母亲保管。
7月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终于结束了长达4年多的漂泊岁月，离开德累斯登，途经柏林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