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婴儿语言发生方面获得的启示帮助我们认识到，《诗经》重言叠字的现象其实正是人类语言的诗歌功能在汉民族语言文化中的自发表现形式。更确切地讲，是汉语特有的诗歌功能(显然较世界其他民族语言的诗歌功能更为突出)借上古第一部诗歌总集得到的一次大展示与大繁荣。摹声作为人类最早的言语能力之表现，不仅在汉语中直接催生了“重言”模式，而且又间接地孕育了足以显示汉语诗歌潜能的另外两种模式——双声与叠韵。这三种模式的交互作用和错综组合，为汉语创作中的韵语——韵文形式奠定了音乐美的基础。朱光潜先生说：“音律的最大价值自然在它的音乐性，音乐自身是一种产生浓厚美感的艺术。”《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121页。
我们说摹声间接孕育了双声叠韵的构词模式，因为这两种模式都可视为重言构词模式的变体产物：叠韵指两个字的韵母相同，这完全可以看成单音字部分重叠(即韵母重叠)的结果；双声指两个字声母相同，同样也可视为单音字部分重叠(声母重叠)的结果。二者的重叠构词规则与重言的完全重叠既有区别，又是一脉相承的。语音的部分重叠较之单纯的重言，就发生学次序说显然又进了一步，它使语言的诗歌功能更为充分和完善，能够在语音的错综组合之中显示规律变化的音乐性，构成韵律的基础和条件。或许可以说，重言加上双声、叠韵，已经基本具备了生成汉语诗歌的韵律前提。上古汉语从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的第一阶段——语音造词阶段，本身即可视为汉语诗歌借语言诗歌功能的大发展而成熟、定型的第一繁荣期。
我在此强调汉语史与中国诗歌史的同步进程，旨在说明语言诗歌功能这一原理对于研究古汉语的发生学规律和研究中国韵语文学起源过程的双重重要性，因为这两个过程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由于学科分类和术业专攻的缘故，这一个过程在研究者眼中成了彼此游离的两个过程。雅各布逊氏的“语言诗歌功能”概念有助于我们重新沟通这两个方面。
王力先生说：诗歌起源之早，是出于一般人想像之外的。有些人以为先有散文，后有韵文。这是最靠不住的说法。韵文以韵语为基础，而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这是毫无疑义的。韵语在上古时代的发达情况，远非后代所能企及。所谓韵语，除了诗歌之外，还包括格言、俗谚，及一切有韵的文章。古人的理论著述，也有全部使用韵语的，如《老子》。有部分用韵语的，如《荀子》、《庄子》、《列子》、《文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言》等。文告和卜易铭刻等，也搀杂着韵语，例如《尚书》、《易经》，和周代的金石文字。许多“嘉言”，是凭借着有韵而留传下来的，如《孟子·滕文公上》所引放勳(尧)的话：
劳之，来之，
匡之，直之，
辅之，翼之，
使自得之；
又从而振德之。
王力指出：这里所引尧的话并不是平常的白话，而是有韵的。“来”、“直”、“翼”、“得”、“德”五个字在上古音中是押韵的。这种有韵的话语形式，直到汉以后还为人所模仿。如兵书《三略》、《六韬》，医书《灵枢》、《素问》，都有大部分的韵语，明显效法先秦的风格而作，于此可见韵语在上古是怎样的占优势了。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页。假若我们不怀疑《孟子》所引尧的话真是四五千年以前的汉语标本，那么对于王力先生的韵语分析至少还可作两点补充说明：其一，当时的言语形式明显地呈现为类似诗的韵语 (这倒是应验了维柯、雪莱等人关于初民言语即是诗的见解参看本书第六章题辞。），不仅由于词句间的押韵，还可看到语音部分重叠所造成的双声效果(如“劳”与“来”)。其二，当时的言语构成是以单音词为主的，也就是说，语言的诗歌潜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开。所以，尽管可以把这种古拙的言语形态归入韵语范围，但它毕竟还不是成熟形态的诗。
把尧时的韵语标本同《诗经》时代已成熟定型的诗歌标本加以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到汉语的诗歌功能如何由“潜”而“显”的过程，从中窥见上古汉语的大变革和中国汉诗的首次大繁荣的共同动因，从而在发生学意义上领会华夏诗国文化的形成及其同民族语言特性之间的奥妙关系。
汉语发展史上最早、也是最重大的一个变化便是汉语词汇从单音词为主过渡到双音词为主，这一大变革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有学者统计了先秦汉语中的双音词，发现至少有600多个双音词(如“经营”、“辗转”、“迟迟”、“参差”等)至今仍是活在人们口头的。参看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见《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5—55页。至于由单音词过渡到双音词的过程及规则，学者们也已做出了较充分的研究。如果把双音词的构成分为联绵词和复合词两类，那么可以说联绵词是双音词中较早出现的结构模式，而合成词则是继联绵词之后而出现的双音词结构模式。朱广祁先生说：
要从造词法发展的角度看待联绵字与复合词的不同。联绵字出现在前，是语音造词法的产物，即通过语音的关联变化产生的双音词。复合词出现在后，是语法造词法的产物，即由两个单音词词义通过各种语法关系组合起来产生的双音词。由语音造词到语法造词，是汉语词汇史上的一个跃进。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这里所说的作为汉语单音词向双音词发展演进对殷商时代甲骨文中词汇的统计表明，单音词是甲骨词汇的主要形式，双音词虽已萌生，但数量有限，用途亦不广。参看王绍新：《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先秦语言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页。之契机和关键的“语音造词法”，正可视为汉语诗歌功能的发生学效应的体现。换言之，联绵词的大量生成可以看成是汉语诗歌潜能的对象化和现实化。程湘清先生对汉语复音词化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和论证，他把该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有三个阶段在先秦，皆属于双音词的结构形式。这就是：①语音造词阶段；②语音造词向语法造词的过渡阶段；③语法造词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在双音词生成的第一阶段——语音造词阶段，双音词的结构模式不外乎两种：完全重叠词即“重言”，和部分重叠词即双声、叠韵。前者是利用单音词重复而构成的双音词，后者是利用近似音节的单音词重复而构成的双音词。如前所述，重言和双声、叠韵是汉语音乐性的基石，诗歌得以成为诗歌的韵律基因。惟其如此，程先生论述语音造词阶段时所举出的全部语言素材竟无一例外全部取自《诗经》。仅此一个事实就可大致确定语言史与文学史如何借助于汉语的诗歌功能之发展而获得同步的飞跃。下面便是程先生举出的说明语音造词两种模式的实例。
(一)完全重叠词(重言)
王显先生在《诗经中跟重言作用相当的“有字式”、“其字式”、“斯字式”和“思字式”》一文中统计《诗经》中此类双音词共出现678次，未计单个数。马真先生在《先秦复字词初探》中指出共有346个，但未计总次数。周法高先生计为359个，680次左右。夏传才先生从篇数和次数着眼，统计结果如下表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85年，第24页。：国风 小雅 大雅 颂 合计篇数 92 58 2622 198 次数 218 23112573 647程湘清先生再度统计的结果，完全重叠式双音词的个数和次数均有所增加，分别为360个689次。这一数字在汉语史上已足以构成空前绝后的一大奇观了。关于重言在《诗经》中用做摹声、状物的情形，上文中已做了说明。
(二)部分重叠词
又区分为声纽重叠即双声、韵部重叠即叠韵和双声兼叠韵三种。从词类上看，以形容词为主，也有些用做名词、动词。
1．双声
(1)形容词：
①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周南·关雎》)
②燕婉之求，籧篨不鲜。(《邶风·新台》)
③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邶风·谷风》)
④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南·甘棠》)
(2)动词：
①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邶风·静女》)
②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
③凡民有丧，匍匐救之。(《邶风·谷风》)
④予手拮据。(《豳风·鸱鸮》)
(3)名词：
①蟋蟀在堂，岁聿在莫。(《唐风·蟋蟀》)
②领如蝤蛴。(《卫风·硕人》)
③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小雅·鸳鸯》)
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
2．叠韵
(1)形容词：
①舒夭绍兮，劳心惨兮。(《陈风·月出》)
②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大雅·卷阿》)
③尔公尔侯，逸豫无期。(《小雅·白驹》)
④陟彼崔嵬，我马虺。(《周南·卷耳》)
(2)动词：
①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唐风·绸缪》)
②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陈风·东门之枌》)
③衡门之下，可以栖迟。(《陈风·衡门》)
④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羔羊》)
(3)名词：
①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
②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曹风·蜉蝣》)
③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小雅·小宛》)
④陟彼崔嵬，我马虺。(《周南·卷耳》)
3．双声兼叠韵，但并不同音
①二之日栗烈。(《豳风·七月》)“栗烈”为形容词。
②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辗转”为动词。
③伊威在室，蠨虫肖在户。(《豳风·东山》)“伊威”、“虫萧蛸”为名词。
《诗经》中利用重言和双声、叠韵所构成的上述双音词尚处在汉语双音化的初始阶段，因而它们的意义尚未固定，具有多变性。同一个意义可用不同的重叠词来表达，如“其叶湑湑”、“其叶蓬蓬”、“其叶蓁蓁”、“维叶莫莫”等。同一个重叠词也可表示不同的意义。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见《先秦汉语研究》，第82—85页。以上从语言史的角度看待《诗经》在汉语词汇双音化进程中的奠基性作用，已经明确了双声叠韵在此一进程中的承上启下之功效。假若换一种眼光，从文学史的角度去看同一问题，也许能够找到两种角度之间汇通的可能性吧。
郭绍虞先生《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一文或可视为从汉语的诗歌功能出发(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讨论中国诗歌特征的最早尝试。他在文中指出：双声叠韵是汉语单音词孳乳衍化最重要而又最方便的法门，又是使文学语言具有天籁般的音声效果的奥妙之一。
更何况语言方面，尽管有复音的会语，而文字方面总是一字一音，保存它纯粹的单音字。文字既是单音，则与任何同位同韵之字都可发出双声叠韵的关系，所以诗歌韵律中使用双声叠韵的现象，不必取其义之相同或相近，也不必顾其义之相对或相反，同时也更不必限于双声叠韵的连语。②郭绍虞：《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33页。
郭氏据此区分出语言中之双声叠韵与文字上之双声叠韵，前者往往二音一义，是与意义有关的；后者不必全用连语，因而与意义无关。前者是自然的联缀；后者是人为的配合。按照这一划分，中国诗歌中的双声叠韵被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偶式，出于人为；一类是非偶式，出于自然。②不言而喻，所谓人为的、文字的、偶式的双声叠韵，从发生顺序上看，当是自然的、语言的、非偶式的双声叠韵发展后的派生物。其间的演进可解释为语言诗歌功能的自发性作用启发了人们对它的自觉利用。关于双声叠韵如何自发地作用并揭开诗歌史的序幕，刘师培先生做过独到的推测：
上古之时，未有诗歌，先有谣谚。然谣谚之音，多循天籁之自然。其所以能谐音律者，一由句各叶韵，二由语句之简多用叠韵双声之字。凡有两字同母，是为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上古歌谣，已有此体。昔尧时《击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出”、“日入”，皆叠韵也。虞廷之赓歌曰“股肱”、“丛脞”，此双声也。舜时之歌曰：“祝融西方发其英。”、“祝融”二字，亦双声也。“诗三百篇”，大抵指物抒情之作，一字不能尽，则叠字以形容之，如雎鸠之“关关”，葛覃之“萋萋”是也。或用叠韵，则山之“崔嵬”，马之“虺”是也。或用双声，如“蝃在东”， “鸳鸯在梁”是也。双声叠韵，大抵皆口中状物之词，及用之于诗，则口舌相调，声律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两汉、魏、晋之诗，多沿此例；特斯时韵学未兴，未立“双声”、“叠韵”之名耳。刘师培：《论文杂记》二三，见舒蕪校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39页。
刘师培的上述推测很有说服力，只是他把双声叠韵与诗的起源完全看成语言“不期然而然”的产物，未能注意重言对于双声叠韵的催生作用。当我们从重言的变体即语音部分重叠来理解双声叠韵时，问题就变得明朗了，语言的诗歌功能的发生学程序及诗韵的由来等相关方面也都易于把握了。
中国诗的音节问题，学者们历来分为声与韵两个方面来说。声的方面——四声的讲究固然重要，但这是相对较晚的产物，又是受翻译佛经影响的结果，始于六朝末期。参看钱大昕：《四声始于齐梁》，《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0—91页。韵的方面，如朱光潜所述，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句内韵，一种是句尾韵。它们实在都是叠韵，不过在中文习惯里，句内相邻两字成韵才叫‘叠韵’，诸句尾字成韵则叫做‘押韵’。”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187页。意识到句中的韵和句尾的押韵在实质上皆为叠韵，汉语诗之韵律的根源也就找到了大半。另外的一半也是更深的根源当追溯至人类的婴儿语形式——重言。
至于重言如何催生出双声叠韵的问题，《诗经》本身就是最好的潜在答案。有幸的是，当代语言史研究者们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一潜在答案，并逐步使之由隐到显了：“重言和联绵字的产生有无先后之分，哪一种产生更早些呢？由单音词到双音词，同音节的重叠比较自然和轻易。从这一点来看，重言应该出现在先。从另一方面观察，重言基本上都是形容词，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语言从原始状态向繁复周密的发展，一个迫切的要求就是形容词的增加，这就可以作为说明重言产生较早的理由之一。联绵字中不仅有形容词，而且有名词和动词；但比较起来，形容词数量最多，而联绵字中的名词和动词，又大多是由表示态貌的意义演变而来的。这种现象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联绵字是由重言演变而来。《诗经》中的联绵字，有许多是可以看出它跟重言的关系的。”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第144页。用语言史的这种新认识去补充文学史家的已有看法，刘师培、朱光潜等人的推测将扩展为更为充实和严谨的汉语诗歌发生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