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露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更加重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从1998 年中国科学院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到全国教育工作及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的召开，科技创新已提高到根本国策的高度；将深化科技、经济和教育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加速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体制与机制作为根本的对策，已经触及到制度创新等深层次问题。但是，制度建设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人们价值取向的产物。因此，在科技、制度与文化之间，制度创新重于科技，而文化创新又应先于制度建设。实际上科技作为一种物化的文化，科技水平所折射出的是社会文化的先进程度，当今科学技术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文化的竞争。
一、科技创新需要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
每一种科技文明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正如天主教之于欧洲中世纪，儒家文化之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于近代工业文明，高技术文明也是一种先进社会文化的历史积淀。
近年来，西方一些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企业高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与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
创新意识是一种先进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形态。美国文化崇尚个性和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忌讳因循守旧，孕育一种创造性思维，并注重前沿科技的研究。每年美国科学家获得的诺贝尔奖都多于其他任何国家，许多亚裔科学家因立足美国获此殊荣。美国西部的牛仔精神、求变求新的创新传统和创业精神是硅谷崛起的内在动力。1997 年美国诺贝尔奖得主洛杉矶加州大学物理学家保罗·博耶说：“加利福尼亚有鼓励人的创造精神的某种东西”。美国学者萨克森尼安认为是一种文化传统。他认为美国东部128 公路地带的新英格兰传统造成这里等级森严、僵化和保守，使东部高技术产业逐渐落伍。东部的科研机构及企业流行传统的金字塔型的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在实验和学习中缺乏全面的讨论。而硅谷则不理睬繁文缛节，工作以民主的方式组织管理。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一批勇于进取和敢于冒险的偏执狂。在硅谷，“人们常怀着一种难以抑制的使命感”。这种近乎偏执的进取和冒险精神造就了硅谷许多世界一流的高技术企业。而美国风险投资业发达的背后更是这种冒险精神在起作用。这正是那些厌恶风险，永远效忠雇主和心甘情愿地在严格等级制度下工作的人们难以企及的。一位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学者说：“如果我在日本工作就很难有首创性的成果。因为日本的学术带头人总是先看看别人在开创什么，然后按所谓最佳原则（最小风险、最低费用、最快出成果）三步舞（找谁、跟谁、超谁）行事。日本人宁可花许多钱买别国的最先进技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弄情报，认为比冒险首创更值得。”这是日本90 年代以来在高科技领域落后于美国的根本原因。反观中国人比日本人更缺乏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两千年来的中庸之道，长期农业社会造成的因循守旧、强本抑末观念，科举制对教育的影响。几十年来吃大锅饭，一言堂淹没了中国人的冒险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
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各种思想的交流、碰撞和产生新思维。美国的教育体系高度开放，学科之间的界限很容易消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的伯顿·里克特教授说“这里有一种可以无拘无束地与其他学科的人交谈，可以轻松地进入新的研究领域的气氛。”这一点在多学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未来时代是个巨大的优势。硅谷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和创业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大批雄心勃勃的科技精英来此实现梦想。硅谷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中有2/3 是外国人。
民族文化影响鼓励创新的方式。围绕一种技术创新而进行分离创业活动，是硅谷个人主义文明的决定性内容。这种文化使个人潜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在计算机行业，一个科技人才与一家企业划等号比比皆是，如比尔·盖茨与微软、格鲁夫与英特尔？？企业主导权早已实现了从资本统治向经理革命和知识革命的转变。美国人崇尚知识、崇尚竞争使科技人才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尤其在硅谷是知识能力一统天下的地方，风险资本和职业经理已经处于陪角地位。在集体主义的日本，大部分技术创新活动是在现有企业内部形成的。而信息技术，尤其是软件开发是一项人为性很强的工作，主要依靠个人素质和独创性，由于日本重视集体才智，个人才能往往淹没其中。而中国文化中团体导向的价值观、重视一致的求同心理；排斥异己、压抑个性的社会文化氛围泯灭了个人的创造性。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文化中的权威崇拜、权力本位及狭隘的门户之见，裙带观念，论资排辈，妨碍人才的公平选拔，造成外部压制、内部消耗的制度环境。在美国企业里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反观中国人，可以不去创新，但不允许失败，否则就要遭到恶毒攻击。
二、科技创新不足是社会文化的落后
我国创新意识不强和创新能力不足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而且是一种文化的不先进，进而说明社会教育观念的陈旧与落后。中国社会长期受封建专制与人治统治，特权等级文化观念的影响至深，民主与平等的观念淡漠。专制与人治需要清楚的划分人的等级与名分，长幼尊卑秩序。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利的不制衡成为人治的前提，这就使儒家文化失去了产生发达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前提条件。因为人们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与权利的制衡没有兴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有权就有一切，官位的高低与权利的大小自然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一直在我国占主导地位，且一直不见减轻的官本位就是身份等级社会的特产。官本位不仅存在于政府部门，也存在于企业与科研机构，典型的现象是管理者的官员化及职称与干部级别挂钩并不断贬值。官本位文化及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使企业和科研机构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而标准化考试所主导的教育制度则窒息人们的创新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空间。
在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下，崇尚道德、没有劳动与科学的地位。财富创造被视为不道德行为，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为封建士大夫所不齿。中国传统文化相信顿悟与经验，完全忽视了逻辑学与分析科学。由于对技术缺乏文化分析造成中国古代许多技术发明（如古代四大发明）永远处于经验阶段，无法取得突破。西方人重视实践，不断积累科技知识，深化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并将知识和技术投入实际运用来改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中国人最先发明了火药，却只用来做爆竹，而不再探索别的用途；西方人则用来做枪炮、炸药。中国人对权威迷信和盲从，相信本本主义、思想僵化、不敢突破祖宗之法。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有变法不变政，可变与不变的问题。其所涉及历史继承的经济政策思想与一代皇朝的家法祖制等政策根本原则不变，可变者则为财政经济上的体制与法令章程等具体措施。科学则提倡怀疑与理性分析，敢于挑战权威，不断创新。
今天人们对科技的轻视依然存在：一是知识分子包括科技人员无权无势，在一般人眼里无足轻重；二是在通常的眼光下，技术、软件并不怎么值钱，不就是一个想法、几张图纸，最多值点开发过程中所发的工资；三是受这种观念影响，我国长期缺乏给脑袋定价的政策及知识产权保护。没有法律保护，秀才肯定会被兵欺负。四是轻视科技在近几年高考志愿中也有反映，法律、财会、管理成为考生热门专业，而理、工、农、医则成为冷门专业。这种社会价值取向与科举式的应试教育制度会使科教兴国成为一句空话。
儒家文化的家族观念、裙带观念主导下的中国社会是以人际关系为主的封闭社会，再加上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没有官员背景的科技人员创业维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全国工商联所进行的调查，改革开放以来，有官员背景的下海者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多，成为获利最多的一群，而许多为实现自身价值而下海的科技人员则相形见绌。因此，得出结论：知识分子下海应谨慎行事。即使在以高技术产业见长的中关村也充满了知识与资本，技术与市场的冲突，这里仍然是“资本”的天下。倪光南、王选、王缉志相继离开他们创业的公司就是明证。这与美国硅谷的情形形成鲜明反差。中关村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与人才资源比加州硅谷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人才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和财富方面中关村却远远落后于硅谷。造成中关村与硅谷巨大差距的不仅在于两国社会文化的不同，还在于教育方式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一直在营造循规蹈矩的行为模式，而美国文化和教育则注重塑造孩子的个性、创新和冒险精神。历史的经验表明，在专制的、压抑个性的文化环境中，愚民和顺民的产生可以暂时换来巩固的统治和井然的秩序，却因为社会缺乏内在生机和创新的动力而无法赢得未来的进步。
总之，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民主方式能保证辩论在稳定的框架内进行并促进广为接受的变革，对采用新的思维方式和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起到帮助作用；而科学对技术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文化根源，也会成为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历史包袱。
三、发展科技不可忽视文化创新
中国人对自己的科学技术落后可以说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就有切肤之痛。早在1840 年拥有4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被几艘远道而来的英国军舰所打败，林则徐就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1861 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就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过程。然而中国人对自身的落后缺乏文化反思。总是只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即生产技术处于落后状态，而文化制度却优于西方。洋务派人士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仅成为洋务运动的纲领，而且还演化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这种“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非常自然，中国儒家文化有其赖以自豪的经过漫长历史积淀而成的民族传统，而且长期以来还处于文明输出国的地位，拥有一种文化优越感。而且，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在思想文化上就将儒家文化定于一尊，形成了一元化文化类型，因而具有颇强的恒常化、封闭性和保守性。这种特性不仅使其失去自我更新能力，而且使中国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中固执于“民族本位”的文化抉择。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世俗文化确实有优越于作为宗教文化的基督教文明的地方。儒家文化虽然没有科学的地位，但也不像天主教那样完全反科学。在欧洲中世纪科学只是神学的俾女。因此，儒家文化创造了最发达的古代文明。然而，欧洲基督教文化经过15 世纪的文艺复兴、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17~18 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使旧文化得到根本改造，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与制度的建立，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相反，儒家文化经过宋明理学家的改造后变得日趋反动，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精神枷锁。
1895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这说明在落后的封建制度与文化土壤上是开不出科技文明之花的。此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西方制度与文化的先进性，继而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一战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开始向封建文化宣战。不幸的是，这次新文化运动很快就被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所取代，在这场斗争中，西方文化也一同被拒之门外。在今天，我们的政府仍然以自己的国情特殊，认为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西方文明和历史经验的特殊产物而加以排斥。
日本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经历了“东洋道德、西洋艺”，“以夷之术防夷”的最初阶段后，便迅速展开了“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近代化进程。几乎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时的1868 年，日本明治政府颁布“破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等五条誓文，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的目标上与洋务运动一致，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上都采取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明治政府提出“殖产兴业”，洋务派则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不同的是洋务派的出发点是想利用富国强兵维护封建制度和文化，而日本政府则希望建立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近代化国家。明治政府实行的“文明开化”政策引进包括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风尚及生活方式等几乎全套西方文明，使日本传统的体制与意识脱胎换骨。文明开化以请进来的方式，用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营造日本社会，奠定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第一块基石。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后，很快认识到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再次开始向美国学习，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实现第二次开国，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短短的30 年间就从废墟中走出，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中、日两国近代以来不同的历史命运是颇耐人寻味的，它至少证明：如果不进行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创新，那么建基于零星引进的先进技术之上的企业，有如建立于沙滩之上的大厦。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漂泊史说明中西方文化论战式的空谈误国，当我们处于又一个世纪之交，在数字社会、信息时代、文化日趋世界化的21 世纪，文化转型是否依然面临“体用”之争？明智与否的文化抉择是否依然事关民族的命运？
四、如何创建先进的社会文化
我们已经知道，在历史的各个经济发展阶段，包括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的聪明程度的差异，而是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先进程度。确切地说，是一国制度能否有效地激励大多数人的潜能的发挥，能否有效地激励出创新和创业行为，能否最大限度地减少制度对人的上述行为的阻碍，以及该国的文化（大多数国民的价值观念）中是否具有创新和开拓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将文化创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创新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此仅就与科技发展有关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多层次的结构，其内核是根本价值观，与此紧密相连的是经济、政治等社会意识，包括这种价值观的文化的体制因素，即基本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体制，最外层则是表现出来的一般人伦关系和生活方式（包括处事方式）。
文化创新的首要任务是制度创新。能够发挥人力资本潜力的激励机制和制度安排，才是推动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谈到激励机制，人们通常只会想到职称、奖励和待遇问题。其实，这是最表层的问题，也最好解决，而最有效的激励机制是知识产权制度。如果知识的价值不能在市场上实现，知识分子得不到社会地位和尊重，科技培养的人才就会流失。虽然中国有严格的道德和尊师重教的传统，但中国不像美国那样保证个人能从其发明中获取经济收益和社会承认，而是因不尊重专业人员和知识产权而恶名昭著。这是中国文化中很不好的一部分，如果不改掉就会延缓知识的传播与增长。
人的创造力的自由发挥是以人的各种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为前提的。若要实现持久的繁荣昌盛，必须找到一种能发挥亿万人聪明才智的制度结构，以打破对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限制，彻底淘汰“外部压制、内部消耗”人的创造力的旧制度，旧观念。
制度改造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现代化。因为民主是健康的个体心态存在的基础，只有民主才会有个性自由，只有民主才会有平等和公平竞争，才能形成创新活动的社会文化机制。民主不是“主权在民”一句空洞口号和徒具形式的举手表决，而是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包括民主意识、民主结构、民主运作体系以及构成人们价值观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包括主体意识、多元意识、兼容意识、公平竞争意识和法制意识；民主结构至少包括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权力的制衡与监督；民主的运作应树立生活和工作中的民主作风、遵纪守法、制度的透明度和政策的公开辩论；民主精神的基本点应是人权平等，机会均等，权力分享，利益均沾，反对平均主义和特权思想。
当然民主与法制是互为前提的，它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不以严格的法制保障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人们的民主权利就会受侵犯。而法制的前提是必须把权力界定清楚，并且人们在行使法制时要有权力的制衡。否则法律条文就没有依据，并且权力若无制衡，有了法律也不会有法制。
制度改造必然要求改造传统的价值观，全然不触动价值观的文化创新是难以成功的。我国多年来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常常只学外表，外表的包装尽管不断翻新，传统的弊端却始终难以摒弃，其深层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的负面影响。西方圣经有云：将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或用新瓶装旧酒都是愚蠢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改造，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安排，就只能是形似而神离。我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及人际关系体系确实是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长期落后的根源。如严格的等级制思想和纲常伦理，宗法、家族观念及裙带关系，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唯书、唯上的权威崇拜等这些压抑个性和创造力的文化因素，应该加以摒弃。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的获得必须从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开始。中国文化中存在人本主义的优秀传统。只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压抑下，原本朴素的人本主义演变成了团体导向掩盖下的权力本位，人性和人的价值遭到扭曲。文化创新的重要任务就是恢复和扩大以人为本的观念，这里的人必须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或人群。以人为本必须尊重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唤起人的良知和正义感，树立科学理性和独立人格，而不是对权威和团体的盲目服从。
个性自由与平等竞争是激发个人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必须树立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公民应该有工作和迁徙的自由，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等选择权利。社会平等是公平竞争的前提，是最能激励个人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文化动力。如果不能培植起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公民，中国人的创造力就不可能充分发挥。
价值观的改造是一项长期的文化创新任务。80 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民主、科学与文化创新的口号，开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任务。但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没有也不可能创造一种新文化。在改革开放时代，我们更应将制度与文化创新作为民族复兴根本任务。我们不应在拥抱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而漠视其背后的文化渊源。否则，我们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进程中就只能事倍功半。我们必须树立开放的文化观，开放式地接受新信息和新文化有助于激发人们新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门户之见、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民族文化本位只能导致封闭和僵化，阻碍知识和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必然窒息创新的灵魂。对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应以国情特殊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以拒绝和排斥，而应以虚心向学和宽容的开放态度对待之。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视野，吸收全人类的文化营养，获得不断创新的动力。
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是文化创新与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应该承认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目前的国民素质并不高。无论是我们的科学素养、规则意识、诚信精神，还是民主与法制意识都没有建立起来，也缺乏社会责任感；既缺乏自主精神，也缺少合作意识，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的一员都难以成为合格的现代人。而这些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不仅要承认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更要承认我们在国民素质和文化修养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应该坚持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与文化创新”以及“三个代表”的思想，将文化创新作为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基础，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创造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
我们应继承“五·四”时期的光荣传统，有勇气对传统的政治模式、经济制度、伦理观念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分清自己传统文化中哪些是落后的东西，需要借助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来克服和弥补。这就是对现代的民主与自由观念，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诚实守信的契约文化的坚持，创造一种民主、进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发掘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如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非干预主义，管子“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的富民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的非暴力思想，法家的法制思想，传统的家庭伦理也是可以继续保持，至于作为表面文化的生活方式则可以自由选择。但在公共生活和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必须认清传统文化的致命弱点，进行文化与制度创新。这方面主要是领导层的价值观念的创新，领导层的文化的改变对社会文化的改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只有通过深层次的文化革新和改造，确立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才能建立新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中华民族在21 世纪的伟大复兴！
（原载《东南学术》2000 年第3 期）
